《天地翻覆》爭議管見 (丁 東)

楊繼繩撰寫的文革史《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去年十一月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付梓面世,在學界引起了一些爭議,我想談談自己的看法。

楊繼繩以人為本的文革史觀
到目前為止,多數中文撰寫的文革史敍述屬「鄧小平語境」,以鄧小平的看法為是非標準,遵循的基本結論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按照這個邏輯取捨史料,文革的最高決策者毛澤東是好心犯錯誤。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平按照反右模式派工作組槍打出頭鳥是受到肯定的。官方認定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是描述成文革的受害者,就是文革的抵制者,他們在文革中某些階段積極追隨毛澤東的行為,即使不迴避,也要解釋成身不由己。文革的罪責盡量歸結到林彪、四人幫、康生和造反派頭上。
還有一類文革敍述則堅持「毛澤東語境」,其特點是以毛澤東的觀點為是非標準: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近幾年,持這種語境的聲音重新抬頭,最具代表性的文本是二○一六年出版的《戚本禹回憶錄》。官方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之後,官史也有了重新向這種語境靠攏的跡象。
楊繼繩的文革史觀與上述兩種語境均有根本區別。他認為文革是一場毛澤東、造反派和官僚集團之間的三角遊戲,這場遊戲的最終結局是:勝利者是官僚集團,失敗者是毛澤東,承受失敗後果的是造反派。他對三方都持分析批判的態度。在他看來:皇帝通過治官來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職責,也是皇帝最大的難題。中國古語說:「天下難治,人皆以為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澤東也面臨這個難題。毛澤東是這個官僚集團的一員,他又不同於他以下的官僚群體。他是董事長,不是總經理和部門經理。他需要官僚集團實現他的意志,但官僚們有二重性:他們有恪守職責的一面,也有為自己、家庭和「山頭」謀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團有獨立於最高統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為「公」,後者為「私」。他認為:在極權主義官僚體系的統治下,不僅在官民之間存在着緊張關係(第一重緊張關係),在官僚體系內部也存在着緊張關係(第二重緊張關係)。第二重緊張關係是因為幹部任命制、上級決定下級的命運造成的,也與「打天下」過程中形成的派系、「山頭」有關。處在極權主義官僚體系頂端的毛澤東,處在兩重緊張關係的焦點上。他常用第一重緊張關係來制衡第二重緊張關係,即用民粹主義的口號來緩和第一重緊張關係。用民眾的力量來平衡極權主義的官僚體系,就是鼓勵群眾造官僚的反。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兩重緊張關係互相交織、互相糾結,使政治鬥爭失去了是非對錯的界線,廣大參與者成了角鬥場上的群氓。沿着這條思路,他冷峻地還原了高層真實的政治生態,讓人們看到各類高官在黨文化潛規則裏怎樣趨利避害。這條思路,也有利於清晰的梳理頭緒紛繁的文革過程。《天地翻覆》一書沒有結束於一九七六年,而是延伸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書中對清查「五一六」、揭批查四人幫運動和清理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都有專門的章節,用比較豐富的史料,展示了造反派承擔文革後果的圖景和細節。
這種既超越毛,又超越鄧,真正以人為本的文革史觀,並非楊繼繩一人獨創,而是相當一批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者,共同探索、互相啟發的產物。但運用這種獨立史觀寫成完整的中國文革通史,楊繼繩可稱國內學者第一人。

不以披露新材料見長
文革的跨度長達十年,毛澤東發動運動不是一次,而是發動了多次,只要是有政治熱情、願意投身公共事務的中國公民,這一波不捲入,下一波就會捲入,很難始終保持逍遙派的角色。經過清理三種人和記錄在案,這一代人中的不少精英被打入另冊,剝奪了從政的機會,只有少數老紅衛兵得到陳雲的特別保護。雖然楊繼繩本人並沒有因此打入另冊,但他不能無視同齡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國門打開以後,我們已經知道文明國家公民參與政治有怎樣的開放度。如今,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已經垂垂老矣,反思青年時代的盲從固然重要,討還歷史的公道也十分必要。「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為了追求歷史的公正,不畏權勢是一種史德的體現。
有人認為,《天地翻覆》沒有提供多少新的史料。和前兩作《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披露了作者採訪軟禁中的趙紫陽、《墓碑》中披露了不少大饑荒的檔案材料相比,這部文革史不以披露新材料見長,而是盡可能廣採博收近幾年已經公諸於世的文革史料。隨着這部書的完成,作者獨自完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三部曲就貫通了。
楊繼繩並非沒有挖掘新史料的能力。他在《炎黃春秋》工作十幾年,許多掌握文革獨家史料的作者苦於文章無處發表,不約而同地把《炎黃春秋》作為發言平台。如果出於私心,想獨佔某些稀見史料,不無機會。
我和楊繼繩在《炎黃春秋》共事半年。當時他擔任總編輯,我在此期間只主編過一期雜誌(二○一六年第五期),但也披載了文革的獨家史料。王輝整理解學恭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日記》,就是楊繼繩向我提供的。我還提出在「訪談錄」欄目中發表楊繼繩和蕭冬連對吳南生的採訪,而楊繼繩在終審時主動提出加上一段吳南生向他講述的歷史細節:

一九六一年三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初稿,他讓人打電話叫劉少奇到廣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東北、華北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工作會議,能不能晚兩天來?毛聽了大發脾氣,寫了一個條子給陶鑄,讓陶鑄到北京把劉少奇叫來。我當時是省委辦公廳主任。趕緊為陶鑄準備專機,但是,這邊專機剛準備好,北京的專機來了,劉少奇不請自來。劉少奇被打倒後,我調出毛給陶鑄的那個條子,只見上面寫着:「是哪個皇帝騎在我頭上拉屎?現任命陶鑄為特命全權大使到北京接駕。」可能是陶鑄看到條子給鄧小平打了電話,說主席生氣了,讓少奇同志趕快來吧。劉少奇就立即來到了廣州。這張條子當時在中南局檔案館,後移存中央檔案館。

這一細節對於研究文革前的毛、劉關係無疑價值頗高。當時楊繼繩的書正要殺青,如果他把這一史料留在《天地翻覆》面世時獨家披露,也順理成章。但他還是本着學術為天下之公器的理念,為着盡可能加大《炎黃春秋》的信息量,決定先行在雜誌上公諸於世。

這本書只是未定稿
這本書的出版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現象。目前投放市場的書,是作者二○一五年底的稿子,後來多有修改。在某種意義上,這一版只是未定稿。楊繼繩早就把《天地翻覆》的初稿發給出版方徵求意見。然而,剛走到這一步,他就遇到了強力阻撓。當時我和楊繼繩在雜誌社經常見面,對此略知一二。官方某部門看到楊繼繩二○一三年十月在一個學術會議上披露此書的導論《道路.理論.制度》,便如臨大敵,由作者退休單位約談多次,阻止此書的出版。楊繼繩當時表示,目前此書還在修改,和出版社還沒有簽約,可以考慮推遲出版。
此書在香港投放市場,作者並不知情。當時楊繼繩還在核實細節,查對一些史料的注釋。至於圖書出版一般流程—出版方出清樣,由作者進行核校,都談不上。出版方採用非常方式,讓生米煮成熟飯,可謂用心良苦。問世以後,讀者發現誤植不少,一位細心讀者就能挑出上百處。香港出書通常第一版印數不多,如有機會再版,作者可以修改。如《墓碑》再版十五次,前八版每版都有修改。在特殊的出版環境裏,《天地翻覆》這些誤植只能算白璧微瑕,並不影響本書整體的魅力,遺憾可留待今後彌補。如果拘泥於規範的出版流程,此書的命運可能是胎死腹中,對文革研究的推進才是更大的損失。我相信楊繼繩先生會聽取讀者的意見,以後有再版機會時,會認真彌補初版的不足。
(作者為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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