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雜誌的二度夭折 (魏承思)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上海有兩份雜誌壽命都不長,但影響都很大。一份是王元化先生主編的《新啟蒙》,出了四期就被腰斬。原因是王若望在香港媒體撰文造謠說,「這是中共黨內反對派公開亮出了旗幟」。結果驚動北京最高層,下令公安部門介入調查。好在當時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處書記芮杏文通過筆者了解真相後,沒有追究主事者。但「六四」後,陳希同依然在報告中點名《新啟蒙》是反革命動亂的禍根之一。另一份雜誌是陳奎德教授主編的《思想家》,只出了一期創刊號就被迫停刊,已經編好的另兩期刊物也就胎死腹中。儘管如此,上海當局還是把《思想家》和「八九」學潮掛起來。二十多年過去了,即使在上海知道《思想家》來龍去脈的人也已寥寥無幾。筆者覺得有責任寫下這段歷史,為研究上海文化史的後來者留下一點史料。

上海的「文化熱」
一九八六年春,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告一段落後,開始轉向實施階段。當時我提出上海應該創辦一份大型思想文化刊物。一九四九年前的上海有中國文化半壁江山的說法。在近代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新青年》、《良友畫報》和《觀察》等都在上海出版。直到一九五○年,上海還有雜誌八十八種,而北京只有二十七種。但此後隨上海文化地位的沉淪,到八十年代幾乎已經沒有幾種有影響的雜誌了。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更是拿不出一種像樣的雜誌。改革開放以後,上海的知識分子重新活躍起來。他們在全國率先提出了「文化也要對外開放」、「文化多元化」、「經濟改革要和文化、政治改革配套」、「研究十年文革史」等新思想、新觀點;率先提出了「企業文化」和「社區文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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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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