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八十後對文革的反思 (封楚寧)

對悲劇的遺忘幾近人類歷史之常態。親歷者往往或迴避,或難以超然於自身悲憤理性思考,後來人則難有深究的動力與耐心。相較於個人人生,人類社會所歷苦難可謂無邊,為了心態健康,實不可苛求常人沉浸於往昔的罪惡與悲痛中。不論曾多麼天崩地裂,悲劇總會隨時間流逝而褪色為一個抽象符號;只有憑藉在心中對這些抽象符號賦予價值、加以排列,人們才有望形成關於歷史的些許洞見。能有意識避免重蹈覆轍已經很好,而若能析出更高明的智慧,避免一系列可能錯誤,大概即可謂文明之進步。只可惜,古今中外,後一情況較少,無怪乎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大家托克維爾有此名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原作很少,複製品很多。」
托克維爾非法國大革命親歷者,他生於大革命後的十年間,當其著書挖掘大革命成因時,已年近五旬。在他身後,革命魔力有增無減,革命恐怖不斷重現;近兩個世紀後,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無論其手段之豐富還是過程之複雜,都堪稱二十世紀革命登峰造極之作。公平地講,作為一個時代,文革中的中國不乏一些事業的發展進步,進入七十年代做出的某些整頓和外交破局,甚至可謂改革開放的先聲;但作為一場革命性政治運動,文革對社會的撕裂和對人性的摧殘,怕只有受其啟發的紅色高棉可與爭鋒。
社會悲劇,無論戰爭、動亂還是政治清洗,都非純粹的卑鄙或瘋顛可解釋。簡單的利己者易成貪官,卻極難成為蠱惑億萬人的魔力領袖。廣泛的社會動員,理想主義和利他主義情懷必不可少,往往依託意識形態,虛偽和真誠混雜難辨;而文革的革命理想主義,在我看來具有濃厚的青春依戀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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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公益行業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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