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祥的前奏,悲慘的代價:「六七事件」與澳門「一二三事件」比較 (譚志強)

由前新華社香港分社(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領導人梁威林、祁烽發動的澳門「一二三事件」和香港「六七事件」,澳門已經過去五十周年了,到了今年(二○一七)五月,便輪到香港也邁進五十周年了。雖然已經過了約兩代人,但是,這場事件的部分影響,到現在還在澳門、香港延續着。
這兩場由於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震波引起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究竟對澳港兩地先後發生了什麼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實在很值得我們去深切反思。本人會比較詳細描述澳門「一二三事件」,及它與「六七事件」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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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總體而言,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葉,整個澳門社會的氣氛算是比較平靜的,並未出現過如香港一樣的左派與右派群眾發生大規模武力衝突的事件。
但是,由於當時的葡萄牙政府仍在薩拉沙(Antonio de Oliverira Salazar)總理的獨裁統治下,對澳門實施典型的殖民統治,澳門華人政經地位一直受到澳葡當局的不平等待遇,便已埋下不少中葡民族衝突的種子。
再加上當時的澳葡當局又是一個警察橫行、貪污腐敗、里斯本和澳門土生葡人動輒對澳門華人公開勒索的殖民機關,令大多數澳門華人市民怨聲載道,種族矛盾遂比香港更為激烈。於是,當文化大革命於一九六六年底傳到種族矛盾比較嚴重的澳門,澳門社會便在內外壓力合流下爆發了「一二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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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以駐港特派記者身份,於一九九二年在香港《中國時報周刊》首先撰寫有關「一二三事件」的長篇專題報道,打破澳門在此之前不敢公開討論「一二三事件」的政治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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