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精神:「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 (熊景明)

香港中文大學林林總總的建築,大多冠以捐助者或其至親之名,彰顯本港社會熱心人士對教育的付出與期待。坐落在校園中部的這座素淨雅致的四合庭院,就叫做中國文化研究所。院中央一株瘦柳下,安放有中大第一任校長李卓敏博士的塑像。慈眉善目的學者悠然自得地坐在那裏,令人聯想到一個「仁」字。這是二○○三年文化所所長陳方正博士退休時,出錢出力為文化所小院增添的幾分靈氣。
二○一七年,陳方正博士和他的外甥女、歷史學家梁其姿教授出資,並獲明遠文化教育基金支持,在文化所設立「陳克文紀念基金」,每年舉辦「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旨在促進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育。方正的父親陳克文先生(一八九八─一九八六)並非名人,卻是那個時代的表表者。從政而不失文人本色,退出政治舞台然不負人生使命。這位從廣西山區農家走出來的年輕人,捲入中國大變革的浪潮,曾代表國民黨一方,與毛澤東等人共同負責歷史上著名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並於十多年間(一九三五─一九四九), 在抗戰、內戰,國家動盪之際,處於風浪的漩渦中心,任職國民政府行政院多年。

克文先生十二冊日記的寶貴史料
克文先生身後留下十二冊日記,載一九三七至一九五二年這十五年間的事。日記由陳方正博士編輯,余英時教授作序,於二○一三至二○一四年間先後由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這部日記提供了真實、生動而寶貴的史料,甫出版就得到歷史學家讚譽、引用。抗戰八年,克文先生每天筆耕不輟,以乾淨、流暢、優雅的文字,記錄所見所聞所思。他位於國府中樞部門,有機會觀察政府運作以及政壇人物的言行,日記留下那十餘年間驚心動魄事件的記載和評論,加之克文先生和眾多文化界人物有來往與交情,從日記索引可追溯到民國時期眾多朝野名人的蛛絲馬跡,乃至逸聞趣事。陳方正花費巨大功夫整理日記,做出注釋,編撰索引,對出版則曾有過猶豫,畢竟父親沒有交代。讀者相信克文先生懷着深深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重慶大轟炸的日子也不敢稍停,一筆一劃,為後人留下歷史的真實。
日記中呈現出克文先生的品格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國民黨派系林立,來自廣西、講廣東話的克文先生自然和汪精衛一派接近,和其他汪精衛的同鄉故舊一樣,被汪視為自己人,不時約見。日記無論寫到蔣還是汪,抑或其他官員,克文先生都給予公允的評價,就事論事,冷靜客觀,超越派別之偏見。汪出走,令克文先生震撼、失望且憤怒。數年後,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入獄,克文先生幾次探訪、送藥 。先生做事踏實、能幹,不求聞達,未獲高升卻時被委以重任。重任之「重」,是繁重的「重」,包括安排國民政府從重慶遷回南京。他留到最後,直到長江水載走所有人員、家眷、物資。

章開沅:「虛」與「靜」
以陳克文先生命名基金和講座,對這位身體力行,承接中國文化精華的知識人乃最好的紀念。首次講座於二○一七年一月十七至二十日在中文大學舉行。
由德高望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章開沅先生主講。先生高齡九十一,曾在大學任教六十五載,出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六年。陳方正致辭時介紹道:「在二十世紀,中國經歷了艱苦與黑暗的多重劫難,有無數人在炮火中喪生,或者在動亂、鬥爭中飽受折磨、創傷,鬱鬱以終,但也有許多人能夠憑着旺盛的精神、堅定的意志,和樂觀的態度戰勝磨煉和苦難,為自己建立輝煌事業,開拓美好人生,為民族與國家的復興作出貢獻。在這些堅忍卓拔之士中,章開沅先生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他不但在學術上開拓了中國近代史上多個領域,以其豐碩成果蜚聲海內外,而且終身誨人不倦,以開放的思想和獨特的教育方式栽培了滿門桃李,他們如今已遍布學術要津,繼續發揚他的事業。綜觀章開沅先生充滿挑戰,近乎傳奇的一生,倘若要說,他是生於憂患,堅忍卓拔以成大業者。」
章先生一生中獲得多種榮譽與獎項,二○一五年,十一卷本《章開沅文集》出版,學術成就並非他獲得尊重最重要的原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章先生眾望所歸,在於三立。他認為做學問的最佳境界,一為「虛」,二為「靜」。「虛」能納百物,「靜」可以致遠,這亦應是人生態度。八十年代章先生主政華中師大的六年,至今被視為大學的黃金時期,學生社團蓬生,學術氣氛活躍。這位校長主張大學要獨立,並讓教育回歸本性,稱:「我有兩個榜樣,蔡元培與陶行知。蔡元培兼容並包,陶行知學術連繫生活,把學校跟社會連在一起。我認為教育灌輸『普世愛』是正確的。總要有一部分高層次的大學、知識分子做引導角色,改造社會。」
可惜他沒有更多機會實現心目中的大學理念。一九八九年後,先生偕夫人去國離鄉,遊走於海外幾所著名學府,四年後才回歸故里。章教授目睹學術界種種弊病,包括教授終身制,他從自己做起,三年四度請辭,到二○一一年,八十八歲的章開沅先生如願以償,獲准辭去資深教授資格,放棄每年十萬人民幣津貼等好處,改為名譽職銜。他是首位主動要求退隱的院士,成學術界的一段佳話。
不為形役,不為物役
章開沅教授當天主講題目為「理想與現實—孫中山的亞洲夢」,面對在座上百師生,先生似乎更願意用這個機會分享人生頓悟之思想觀念。如章先生的大弟子、華中師大朱英教授所言:「到了晚年,章先生的思考已經從近代史看到一個更高的地方,關注中國與世界未來的發展走向。」先生道:「我認為新世紀最大的問題是科技中心主義,功過思維。治國用人都出問題,把科技看成那麼高,高得主宰一切。如章太炎指出,文明的發展不一定全是人民的富足,人心和道德重建同等重要。我們每刻每時生活的環境都在被破壞,還在歌舞昇平。政治家的追求代替了客觀的民生,人民本身被忽略了。」
座談會上,陳方正冒昧地問道:「先生從少年時代一直叛逆,甚至沒能從任何學校畢業,看似沒有經過正規學術訓練,卻能以極大興趣,畢生不懈探討研究歷史,學問掌握得如此牢固,且不斷提出新穎的見解。如此對學術的追求、看法,到底是哪裏來的?」答曰:「我在十一歲進校,被開除的時候十七歲,很年輕,在初中還無知,高中的時候覺得這些老師講課真的很好,比現在的大學老師還要好。他們有些本來就是大學老師,只是逃難到北方,轉來培養中學生。上課是一種享受。中文課尤其帶你進入一種意境。教師文化氣息重,講課投入。他們的激情影響了我的一生。」
對章先生的人生與治學影響最深的,原來是他的中學老師。陳克文先生於一九五二至一九七八年於香港聖保羅男女中學教授中文及歷史科。章先生的一席話,大概會令方正想到下半生從事中學教育的父親,以及曾將畢生精力奉獻給少年學子的姐姐陳靜,也即梁其姿的母親。一九四九年後,大批內地知識分子來到香港、台灣, 在中小學任教。這批人學識功底深厚,經歷豐富,更因為曾經憂患,在艱苦困頓中激發出的使命感伴隨他們一生。他們教學生以知識,感染學生以情操,激發學生之正義感、使命感。陳克文先生及陳靜女士等大批中國文化傳人對香港的影響,無法估量。如許倬雲先生所言,這些知識人,類似於具宗教精神的心智成熟的人,能不為形役,不為物役,有一個安身立命的指南針,使每天的生活都具有某種意義。我們姑且稱之為進而追求立德、立言、立功;退則潔身自好,盡己所能的中國文人精神。這一精神融於陳克文先生、章開沅教授的生命之中。

(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負責「民間歷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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