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構築現代版「朝貢體系」? (林泉忠)

一個在經濟與軍事領域快速崛起的中國,不僅改變了自己,也正在透過其不斷膨脹的國力影響周邊地區乃至世界。究竟重新「崛起」後的中國,將如何構築與周邊乃至世界的關係、型塑一個全新的國際秩序?一直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國際關係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尤其是在二○○八年金融海嘯爆發,人們開始普遍意識到「西方走向衰弱」之後。

馬蒂斯的「朝貢體系」批判
近期引發相關討論的,「意外的」並不是來自於一般意義上的學者,而是美國現任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N. Mattis)。今年二月,馬蒂斯到訪日本,談及中國的對外關係時,指出中國正在試圖運用其強大的軍事與經濟力量,將周邊地區全數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中國似乎想要恢復明朝的朝貢體系」。
一位美國職業軍人能夠對前現代東亞特有的區域秩序有相當的了解,恐怕讓不少學者跌破眼鏡,又或者認定是受他的哪位智囊獻策所影響,其實不然。馬蒂斯堪稱「學者型軍人」的典範,據聞他私人的藏書量,就已達七千多冊,遠遠高於一般學者。這樣的馬蒂斯選擇「崛起中國」的東亞作為他上任後的首度外訪地區,並運用他的學識,引古論今,暢談他對「中國崛起」的擔憂。無論他的觀點是否得宜,不難想像他那豐富的歷史知識將無可避免地影響到他的亞太戰略思維。
其實,「中國崛起」與前現代東亞秩序的符節關係,早已有人論之。筆者早在二○○一年所提交的博士論文《「邊陲東亞」的民族與國家》中,就探討了東亞區域傳統的「中心—邊陲」關係在現代的變遷,並且就香港及台灣社會出現的本土認同及與「中國」的摩擦特徵,指出了正在重奪東亞「中心」地位的中國所面臨的無可迴避的挑戰。

賈克的「朝貢體系重現」論
筆者最近發表的另一篇題為《中國崛起症候群》的論文,則聚焦「崛起高峰期」的中國在對外關係上所面臨的四重困境。不過,筆者在論述這些議題時,對「朝貢體系的重現」卻抱持保留的態度。
在西方,較早明確將「中國崛起」與「朝貢體系」連接的是英國著名左派學者、專欄作家賈克(Martin Jacques)在他二○○九年出版的名著《當中國統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終結與新全球秩序的誕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中,就指出了未來的世界將由中國所支配,而中國發展出來的制度與西方並不相同,中國是一個與自己的文明歷史相連接的「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而不是源自西方現代性思維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在對外關係方面,賈克斷言中國正在構築的新國際秩序將包含「朝貢體系」的元素。
賈克與馬蒂斯雖然都論及「中國崛起」下「朝貢體系重現」的可能性,然而在意識形態上南轅北轍的兩者顯然取向截然不同。馬蒂斯直言明朝那樣的「朝貢體系「在現代世界絕對行不通」,而賈克則努力為「朝貢體系重現」背書,並認為「朝貢體系」所依據的儒家思想與共產主義思想之間在本質上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落差。重點是,中國是否在重建明朝那樣的「朝貢體系」?

何謂前現代的「朝貢體系」?
先來看看「朝貢體系」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體系。
以今天國際政治學的理解,「朝貢體系」是前現代東亞地區存在的一種獨特的國際體系,是以中國皇帝為中心的同心圓向外擴散的形態,包含幾個方面的特徵。
一、它是以號稱「天朝上國」的中國為中心所形成的區域秩序,具體而言,是中國皇帝與周邊藩屬國王之間締結的上下隸屬關係及庇護關係,傳統上稱之為「華夷秩序」。屬國的國王定期向中國皇帝朝貢,而每當屬國國王更替之際,皇帝則派遣冊封使前往冊封新國王,因此也稱為「冊封體制」或「朝貢體制」。在和平時期,中國大多不直接干預屬國的內政,也不向屬國徵稅,而屬於外藩的屬國由禮部來管理,並不納入中國的版圖。
二、「朝貢體系」是以政治關係為主軸,但是它同時也是一個經濟體系,只有加入該體系的藩屬才允許互相進行貿易活動,有史學家稱之為「朝貢貿易」。舉例而言,日本在明朝中葉脫離了朝貢體系後,就不可以與中國及其屬國包括朝鮮、越南等國開展貿易了。相反琉球雖然為小國,卻因得到中國皇帝的恩寵,使它一度成為東亞的貿易大國。
三、「朝貢體系」影響最深的其實是文化。中國在先秦時期就已發展出在東亞地區極具優勢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也透過朝貢體系散播到其他屬國尤其是朝鮮、日本、琉球、安南(越南),形成延續至今、跨越國界的「儒學文化圈」、「漢字文化圈」。日本迄今仍未丟棄漢字,而朝鮮半島與越南儘管已幾乎不使用漢字,但韓語與越南語裏仍存在大量的漢字詞。

「朝貢體系」與「中華世界體系」
有關「朝貢體系」的研究,一般認為始於該體制分崩離析後的民國時期。根據史學大師余英時教授的《費正清與中國》所述:「雖然朝貢制度最早是蔣廷黻提出,但卻是費氏詳加研究和系統論述的。」費正清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留學中國,在清華大學研究中國歷史,可能是期間受到時任該校教授的蔣廷黻的影響。而蔣於一九四七年後被派駐美國,先後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使及駐美大使,直至一九六五年在紐約逝世,相信期間費正清與蔣也有過交流。
無論如何,將「朝貢體系」作系統性研究,並將該概念傳播到歐美史學界的,並非他人,而是費正清。一九六八年出版的《中國世界秩序─中國傳統的對外關係》堪稱費對中國朝貢制度研究的集大成,影響之深遠,恐怕無人能出其右。筆者也合理推論,馬蒂斯應該讀過該書。後來日本經濟史學者濱下武志,也因研究前現代亞洲經濟網絡,而對「朝貢體系」的特徵有相當的着墨。在兩岸三地的學者方面,從八十年代開始致力於該研究的表表者,則是筆者的同事張啟雄教授。順便一提,在英語世界裏,除了「Tributary System(朝貢體系)」外,費正清還創造了新概念「Chinese World Order」,來涵蓋中國傳統的「天下觀」概念,張啟雄直接使用該中文譯名「中華世界秩序」,筆者則採用現代國際政治學的視角,稱之為「中華世界體系」。
「朝貢體系」在狹義上強調的是屬國使節對中國皇帝的進貢禮節及隨之而來的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廣義上,則與「中華世界體系」無異,涵蓋古代中國的「天下觀」與制度。

為何是明朝而非清朝的體系?
「朝貢體系」自漢代起延綿兩千多年,直至十九世紀清末因西方列強及新興日本帝國對東亞的侵蝕,以及《萬國公法》的出現始告終結。然而為何馬蒂斯所稱中國要恢復的是「明朝」而不是「清朝」的「朝貢體系」?飽覽群書的馬蒂斯看來是掌握了箇中道理的。
首先,明朝是結束元朝異族統治的王朝,也是大漢民族最後的王朝,而蒙元與滿清究竟是否為「中國」,則一直受到強烈的質疑。清末孫中山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點明滿清「非我族類」,直到建立民國,才基於現代國家的疆土觀,改稱「五族(漢滿蒙回藏)共和」,然而對滿清「非中華」的質疑在中國並未停止,也影響到海外學術界對「中國」的定義與認知。
於明治維新後從西方引進「東方學」的日本在領域上就傾向於將「支那」與「滿洲」分開,三十年代日本扶持溥儀「重建滿洲」也是基於此邏輯。誠然,中日對「中國」的爭議自然也影響到「東方學」的老巢──歐美學界。德裔美國漢學家魏復古(卡爾·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就將蒙元與滿清定義為「征服王朝」,與漢族建立的歷代王朝區隔開來,該觀點貫穿於一九四九年出版、與馮家昇合著的《中國社會史:遼(九○七─一一二五)》,並影響戰後歐美的漢學界。時至九十年代「新清史」在歐美史學界興起,進一步刺激了對「元滿非中國」的討論。
中國大陸的史學界雖然因政治因素,與「元滿非中國論」保持一定距離,然而隨着九十年代後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重明輕清」的觀念仍大有市場,《萬曆十五年》與《明朝那些事兒》大行其道,也反映了這種社會思潮。

明朝「朝貢體系」的特徵
馬蒂斯強調「明朝」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朝貢體系」在歷經大唐盛世,並在結束元朝、「恢復中華」後,在明朝迎來的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明朝長達二百七十六年的歷史中,前後共有八十七國前來中國朝貢,涵蓋北亞、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西域等區域,其中朝貢次數最多的藩屬國,包括朝鮮、琉球、烏斯藏、安南(越南)、暹羅(泰國)、占城、哈密、吐魯番、撒馬爾罕、爪哇、瓦剌、滿剌加(馬六甲)等。
然而,版圖最小的明朝,為何卻成為「朝貢體系」達到頂峰的時期?簡而言之,正是因為明洪武帝朱元璋的戰略思維影響了其後歷代大明皇帝對維繫與發展「朝貢體系」的重視。朱元璋深知大明受制於西北民族勢力的壓力,遂萌生前所未有的「海洋戰略」思維,積極經營與東南方面藩屬國的關係,而規模空前的「鄭和下西洋」正是此戰略下的產物。
近年來,在中國構築海洋戰略的驅使下,「鄭和下西洋」受到高度重視,甚至達到推崇備至的地步。鄭和七下西洋,足跡遍及東南亞、印度次大陸、阿拉伯半島、及東非,比迪亞士(Bartolomeu Dias)發現好望角早七十年及比哥倫布(Cristóbal Colón)發現美洲大陸早八十年。其間,鄭和代表洪武帝詔諭了三十多國,對明朝恢復「朝貢體系」、宣揚國威,居功至偉。而為人津津樂道的,是鄭和雖然比西方的「大航海時代」更早進入海洋世界,卻與歐洲對各地進行掠奪、建立殖民統治所採用的方式截然不同,因此鄭和被型塑為「和平使者」。除此之外,《鄭和航海圖》及鄭和使用的《海道針經》對當下中國論證南海與中國的歷史關係之意義,不言而喻。順帶一提,被視為最早記載釣魚台列嶼的《順風相送》,其校正者也被印證為鄭和寶船上的舟師。

中國對「朝貢體系」欲拒還迎
當代中國過去基於意識形態,對「朝貢體系」避之則吉,主要是由於「朝貢體系」中明顯存在的不平等權力與身份結構,與社會主義推崇的「階級平等」及建政後新中國所推行的「反霸權」外交政策格格不入。「朝貢體系」是根據儒家思想而構成的一種上下階級分明的宗主國與附屬國之間的特殊關係,在今天看來,顯然是一種「不平等」的國際關係,儘管「平等」概念是兩百多年前的法國大革命後才逐漸普及,而「朝貢體系」在此之前則早已存在。
雖然中國官方仍然避談「朝貢體系」,但是它在後冷戰時期尤其是經濟崛起、國力增強之後,在對外關係上的處理方式,已使包括馬蒂斯在內的人開始懷疑中國實際上在構築以中國為中心的「新朝貢體系」。事實上,隨着「中國崛起」的態勢日益顯著,中國的對外關係已發生相當的變化,尤其是外交戰略思維已從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轉化為「有所作為」,甚至由於對東海與南海的強勢「維權」,更被視為「新霸權」的出現。
其實,即便在冷戰時期,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對外關係中也並非沒有「朝貢體系」的痕跡。建政後新中國先後竭力支持朝鮮、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共產主義勢力領導的解放戰爭,並在革命成功後對這些新的社會主義政權在各方面給予不計較得失的支援,毛澤東也一時被奉為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新領袖。在那個年代,每到「十.一」國慶,友邦的代表們聯袂雲集天安門城樓,紛紛圍在毛澤東身邊,猶如當年盛世時期萬邦來朝,在中國皇宮拜謁天朝皇帝的光景。

中國柬埔寨版「新朝貢體系」
從冷戰時期一直延續到今天,堪稱「朝貢體系現代版」的恐怕非中國與柬埔寨的關係莫屬了。二○一二年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駕崩於北京,中國不僅下半旗致哀,國家領導人或慰問或弔唁無一缺席,還特派副總理級的國務委員護送太皇遺體運回金邊。中國對柬埔寨老國王超高規格的禮遇,不言而喻。
西哈努克自一九七○年首度流亡北京後,中國就成了他掛在嘴邊的「第二故鄉」。中南海高度重視這位失勢的國王,為他在北京東交民巷十四號設置了「海外離宮」,即使在他回國重登國王寶座期間,也一直為他留着,而他也選擇在這個讓他最溫馨的地方度過人生的最後歲月。
新中國對老國王四十多年來的厚待,也使中國成為對柬埔寨最有影響力的國家。近年來中國因南海領土問題與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時有摩擦,東盟會議還多次醞釀對中國不利的聲明或決議案,而每次柬埔寨都挺身而出、力排眾議,令這些聲明或決議案最終胎死腹中。
中國不計成本的「付出」與柬埔寨一心一意的「效忠」,恍如「朝貢體系的重現」。重點是中柬關係是否可以複製?答案恐怕是不容易的。
用經濟懲罰「不聽話」鄰國
誠然,對柬埔寨而言,在後西哈努克時代要繼續得到中國的「厚愛」,並非不需要付出代價,一方面要滿足中國對柬埔寨資源與勞動力的需求,同時忍受柬埔寨在經濟上對中國愈來愈高的依存度;另一方面,柬埔寨在對外關係上儼然成為不敢對中國說「不」的國家,淪為現代中國的「屬國」。
其實,除了柬埔寨,與中國毗鄰的周邊國家中也不乏在外交上遷就中國的立場,避免向中國說不的例子。二○一六年十月泰國禁止年輕的香港民主派政治人物、「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入境;而佛教徒眾多的韓國迄今仍不許達賴喇嘛應民間團體邀請來訪弘法,可見一斑。然而,「中國崛起」下因「不聽話」而受罰的例子似乎在顯著增加。
二○一六年十一月蒙古政府容許達賴喇嘛來訪進行宗教活動,隨即遭受中國政府的巨大壓力,導致其後蒙古外長不得不公開表示「不再邀請達賴喇嘛來訪」;而近期最為人所知的是二○一六年下半年,因韓國決定部署由美國提供的薩德反導系統,中國惱羞成怒,不僅發動排山倒海的口誅筆伐,甚至在內部傳達「限韓令」,命令宣傳部門封殺韓國的影視作品。而出讓土地給韓國政府部署薩德系統的樂天集團,則成為中國政府的重點打擊對象,其在中國的大型商業項目迅速被叫停。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經濟力量作為懲罰「不聽話」鄰國的工具的做法,在「中國崛起」的年代似乎愈來愈明顯,然而唯中國馬首是瞻,不容得有任何的拂逆,這難道是現代版「朝貢體系」的內涵?

構築新國際體系的難題
總而言之,倘若崛起的中國欲吸納「朝貢體系」的元素,來構築新的國際體系,至少需要克服兩方面的難題。
首先是在構築新國際體系的過程中,如何處理與構成現代世界的兩大元素─主權及國際法的關係。中國並不否認主權及國際法在當下維持國際秩序上的正當性,然而在應對東海及南海主權議題上,中國傾向以實力改變現狀及拒絕由國際法庭來處理領土紛爭的態度,卻頗遭國際社會詬病。而涵蓋主權觀念及國際法的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在東亞的擴散恰恰是百年前終結「朝貢體系」的主要動力。
其次,在過去「朝貢體系」的年代,中國並非靠「秀肌肉」來吸引「萬邦來朝」,而是發揮包含道德、思想、價值體系在內的文化軟實力。中國文化過去有「儒學」與「漢字」在東亞影響千年的經驗,如今的中國有什麼呢?
下筆至此,筆者不禁要再次提醒期盼「四海歸心」的「崛起中國」,無論是要構築如何的新國際秩序,銘記先賢孔子「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古訓,樹立起讓世人肅然起敬的大國風範,始為正道。
(作者為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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