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學生和家長都很辛苦 (曹景行)

農曆新年剛過,去參加當年下鄉知青的老友聚會,地點在上海東北角某大學名下的「軟體園」。所謂「軟體園」實際上就是商業大樓,裏面沒幾家高科技公司。下午三點鐘左右到了那兒,見到樓下大堂裏都是小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四座電梯門一開就爭先恐後往裏面擠,等了好幾趟才輪到我們這些老人搭乘。
看來樓裏面有不止一家校外補習班,那些孩子很可能剛結束這一家的課程又趕去另一家。我們一邊抱怨今天的孩子不懂禮貌,家長也缺少教養,一邊又感歎他們都很辛苦,還在寒假期間就這樣折騰,過幾天開學了,還不知負擔會有多重。家中有孩子的朋友則說:「都是這樣,現在課外補習生意不要太好!」筆者也發現,這兩年上海越來越多辦公樓和商場舖面出租給了各種補習班,越來越多孩子進進出出。

偷看課外書如犯罪
想起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春節前在上海人大、政協「兩會」上剛說過的一段話:「孩子們太苦了,要真正減輕課業負擔。教育培訓市場必須整頓,必須淨化。這個市場如果政府不管,就對不起老百姓,對不起孩子。」只是他的這些話似乎沒多大作用,就如上所見,那些孩子還不是照樣假期裏面補課!寒假快結束那兩天,上海好些家長又開始忙於為孩子尋找開學後的補習班。
未來呢?估計也不會有多大改變。去年差不多時候,上海開「兩會」,韓正已經說過差不多的話,很當回事要整頓。到了今年「兩會」,他又再說「必須整頓」,可見一年來情況不僅沒有改善,弄不好學生的負擔更重,補習市場更加興旺。因為這本來就是全國的問題,不是上海一個地方能改變的;根子也不在培訓補習市場,而是現行的應試教育、高考制度,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各級升學考試,層層加碼。
但也確如韓正所說,今天中國的教育真是「對不起老百姓,對不起孩子」。去年底,我在上海一個講座中談了自己中學時候怎麼會喜歡上歐洲古典音樂,當場就有一位一九九四年出生的女孩站起來:「對於一直處在應試教育壓力下的我們這一代來說,社會欠我們一節音樂課……」其實,社會欠他們的何止一節音樂課,所有跟升學和考分沒有直接關係的東西都被排斥在外。
前不久幾位上海女孩在中央電視台《中國詩詞大會》節目中表現突出,有報道稱這是「在應試夾縫中透出傳統文化光芒」。與全國其他地方相比,上海學生的負擔可能還是最輕的。早幾年在北京師範大學的一次講座中,一位來自河南的男同學「控訴」說:「要知道,我們在整整三年高中期間,如果偷看一本課外書,心裏面就好像犯了罪!」

「產業化」的壓力
上海的一項最新調查發現,為了應付課外作業和校外補習,近四分之三的初中生平均每天睡眠達不到國家規定的八小時,其中一部分還不足六小時。官方越是要學校給學生「減負」,家長就越是起勁給孩子找校外補習。如此畸形的教育,結果只會把這一代孩子都變成應試機器。
據我在北京和上海大學任教近十年的觀察,無論眼界胸懷、思考能力還是知識積累、社交表達和自理能力,以至男同學的體質和氣質,這一代大學生都比早幾代(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學生)有明顯的退步。說重一點,中國今天這種受「產業化」市場和利益驅動、又同「行政化」結合的應試教育,實在危害匪淺,前所未有。
中國教育由原來僵硬的計劃體制轉向「產業化」不過二十年,最初學生受到的壓力集中在考升大學一個環節。後來就很快向下延伸,由高中傳遞到初中、小學,現在已經到了學前教育的幼稚園、托兒所甚至更早。北京一位朋友的寶寶還沒有出生,父母就開始為她探查如何考進某家名牌幼稚園,還存下二十萬元人民幣準備用於打點。
壓力同時也由學校傳遞到家庭,由學生傳遞到家長,而且越來越嚴重,越來越畸形。當前最可怕的是所謂「小升初」階段,因為只有進了好的初中,才有可能進好的高中;只有進了好的高中,才有可能考入好的大學。社會上日益興旺的補習培訓行業,多半就是針對這一階段的需求。有位朋友是北京大學的經濟學碩士,畢業後收入大部分來自業餘時間為學生補習,每周七天都排得滿滿的。

「奧數」班停不了
社會上各種補習班良莠不齊,當然應該整頓,但根子還在於需求太旺盛,優質補習班名額有限。上海幾家名牌補習班每逢開班招生,門前就會出現報名排隊的長龍,有些家長半夜到來,還有排上一兩天的,就怕自己孩子錯失機會。受這種恐慌心理催逼,去年暑假有位家長給孩子報了七個「奧數」班,一個星期七天,每天上一個。
「奧數」就是所謂的「奧林匹克數學競賽」,本來是為了提升學生數學獨立思考能力,發現和培養數學天才。但在今天的中國,「奧數」成了「小升初」進名校的必備條件。儘管這些年教育主管部門一再叫停「奧數」,嚴令初中及以下學校招生時一律拒收「奧數」成績及其他類似考試證書,但學生報讀校外「奧數」班之熱烈不減反增,因為許多家長仍然相信對孩子進入好學校有用。有家長說,父母之前即使對培訓有抵制,到了小學三年級時也大多會「跟風」,主動送孩子去參加「奧數」或英語等培訓班。
學生校內外的課業負擔越來越重,父母承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在杭州這樣的大城市,每年為孩子拿出三萬元補習費只是平均水準,短短兩個星期的英語課就要花六千元。中國普通家庭收入並不高,除了購房還貸,孩子教育可能是最大一筆日常開支,許多父母不得不為此節衣縮食。如果再想讓孩子在文藝方面有所發展,一定還要增加不少花費。最近北京和上海的藝術類大學招考新生,報名者數以萬計,有人估算每個家庭起碼已經花了五萬元人民幣的培訓費。

「媽媽的焦慮」
還有房子。為了讓孩子義務教育階段有機會進好學校,就要入住名牌學校附近的「學區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價本來就漲得快,帶上「學區房」概念的住宅漲得更是飛快。北京清華大學附近有一個社區與名牌小學為鄰,不到十年就看着它的房價從每平方米七八千元人民幣升到十萬元。
除了金錢,家長還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尤其是做母親的。「媽媽的焦慮」已經成為一種通病,反過來又進一步加重學生的負擔。上海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多數媽媽都相信只有加重孩子學業才能考進好的學校;媽媽本身受教育程度越低,就越是焦慮。
加上新媒體資訊傳播推波助瀾,尤其是微信上的「群」,每時每刻都可能讓她們抓狂。幾乎每個媽媽都會加入孩子班級的家長「群」,除了相互交流資訊,學校和老師也常常會通過微信群與家長溝通,常常深更半夜還有人在「群」裏發表看法、討論班裏的事情,弄得別的家長也不敢過早入睡。
上海兩位教育學家在調查中發現,「熟人比較」是家長「群」的特徵,「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媽媽們最害怕見到「熟人」的孩子在進步,自己的孩子看起來落後了。比如誰的孩子報考了什麼補習班,而自己的孩子卻失去了機會。又如班主任在「群」裏表揚了某位學生考試成績提升了,其他家長一定會對自己孩子加重壓力,讓他們至少少睡一個小時。
更應該擔心的,是這種教育的長期後果。這兩年中國嬰兒出生率大幅下降,迫使當局終止長期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但願意生第二個孩子的夫婦比預計少得多,主要因為「生得起,養不起」,孩子教育的各種負擔實在太重。好些年輕朋友憂心忡忡,不知道自己剛出生的孩子未來究竟如何;不讓孩子今後受應試教育的折磨,已經成為移民出國的首要考慮。

教育資源分布不均
應試教育就是考分決定一切,每場升學考試都是白熱化的分數競爭,昂貴的校外補習成為拿到高分的保證,每一分高低的背後都是家長金錢和學生時間的巨量投入。教育「產業化」導致教育資源分布越來越不均衡,在利益驅動下,優質老師從地方向中心城市流動、從普通學校向名校流動;能進入最好的公立學校和貴族化私立學校的學生,也主要來自權貴家庭、富有家庭和知識精英家庭,高分的基礎很大程度上要靠從小開始的金錢堆積。
如此年復一年,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一流學府中,佔中國人口一半的縣和縣以下地區新生比例一度已降到一成上下。普通家庭的孩子從小就只能進入普通學校,最後也只能從事層次較低的普通工作,上升通道越來越狹小,社會階層重新趨於固化。中國不斷擴大的貧富分化在教育領域尤為顯著,城市農民工子女和農村留守兒童無法受到良好教育,「知識改變命運」對他們只是空話和欺騙。
這幾年的所謂教育改革有的換湯不換藥,有的如大學「自主招生」對貧困地區學生更加不利。改不了,革不動,無非因為中國教育行業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多重利益群體,官府主控,官商融合,欺貧弱親富貴。浙江某市的一位區長曾不無得意地告訴筆者,原先他要找市領導談事不容易,但自從他引入了一家名牌中學,市領導倒過來要找他了。對北京幾所名牌中學的校長來說,局長、處長級官員都未必會放在眼裏。
今年秋末中共要召開「十九大」,習近平年初就高調宣導「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來抓」,「要敢於接燙手山芋」。教育改革算不算「燙手山芋」呢?還不清楚。不過,對於教育部目前開始推行的高考改革,無論是學校老師還是學生家長多不看好,有人更擔心靠這樣的改革「應試教育只能是愈發肆虐橫行了」。問題是,應試教育這個命根子改得了嗎?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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