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與中醫 (黃 岐)

  今年是耶蘇會神父利瑪竇(一五五二—一六一〇)在北京去世四百周年紀念,在他的故鄉意大利和中國,相信都會有不少紀念活動。利氏於一五八二年到達澳門,翌年已北上肇慶傳教。他的傳教足迹,遍及韶州、南昌、南京,並於一六〇一年定居北京。這位西方傳教士,來華二十八年,入鄉隨俗,儒冠儒服與士大夫交往,是溝通中西文化的重要人物。一六一〇年,他病逝北京,朝廷還破格讓他葬於京城,可謂生榮死哀了。

  利氏的貢獻,主要在於把西方的天文和數學知識傳到明朝。他把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譯成中文,為中國的算學添上新章。我們今天常用的點、線、面概念,就是源自利氏的翻譯。他也是把世界地圖帶到中國的第一人,從此中國人才知道世界之大。另一方面,利氏也把中國的四書譯成拉丁文,向西方介紹。

  利氏和他的同伴,在中國居停二十多載,總有生病的日子,那麼他們是如何看待中西醫藥,有否為西醫東漸出力?利氏在他的《中國傳教史》說﹕「中國的醫學與西方的相差頗遠,似乎是靠把脈診斷。有時效果很好,但用的都是草藥……無論數學或醫學,顯然都是天資不濟,無力讀書進取功名的人才去研究,因此不受人重視,也不發達。」利氏的父親是藥劑師,因此他對草藥也不陌生,他在《傳教史》中也提到中國特產的藥物如大黃和麝香。利氏在韶州傳教的時候,和另一位神父都染上了瘧疾,請的也是當地大夫。事實上,利氏在北京臨終時,也請了城內六位最出名的大夫會診,可惜名醫結論不一,最後藥石不靈。

  利氏厚愛中醫中藥,除了入鄉隨俗,也許也是因為當時西方醫術也並不高明。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醫學,仍未完全走出蓋倫的陰影,在體液平衡論的指導下,放血仍然是流行的治療方法。西方的藥學,也不見得比中國超前。李時珍力作《本草綱目》,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在南京刊行,利氏三年後遷居南京,未知曾否一讀此一巨著。

  明末天主教傳教士,對西方醫學的傳播,也並沒有完全交白卷。例如利氏在他的《西國記法》就有介紹腦的作用﹕「記含之室,在腦囊,蓋顱囟後枕骨下。」這和傳統中醫「心為君主之官」的看法大大不同,帶來了西洋神經學的新觀點。利氏死後九年,耶蘇會會士鄧玉函(Johann Terrenz)抵達澳門。鄧玉函是有名的醫學家和天文學家,在澳門居住時曾解剖一名日本神父的屍體,是外國醫家在華第一宗的病理解剖。他在杭州傳教期間,撰譯成《泰西人身說概》,全面介紹了當時歐洲醫學界對人體構造的最新知識。一六三〇年,另一位耶穌會會士羅雅谷(G. Rho),譯著《人身圖說》,與鄧書前後呼應。

  清末基督教傳教士,採用「治療身體,拯救靈魂」的方法傳教,是紮根基層由下而上的策略。明末耶穌會傳教士的策略,剛好相反,利氏走的是上層路線,希望能夠一朝直面皇帝,爭取全國傳教的權利。天文、數理的知識,是朝廷欣賞的實學,耶穌會會士如湯若望,亦藉此取得朝廷的信任。

  利瑪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四百年後的今天,他在北京的墓仍在,遺憾的是「天朝」還未允許天主教會自由傳教。

  (本欄由黃岐、陳文巖、苗延琼輪流撰寫。)


利瑪竇神父油畫像。(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