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議員資格後的一國兩制 (張楚勇)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在七月十四日就四名反對派議員違反《基本法》一○四條以及《宣誓及聲明條例》關於效忠宣誓規定的裁決,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從政治上來說,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都有深遠的影響。
梁國雄、羅冠聰、劉小麗和姚松炎是去年十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期間在立法會進行宣誓的。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一○四條進行解釋時,則是去年十一月七日的事。原訟法庭現在裁定梁、羅、劉、姚當日宣誓無效並馬上失去議員資格的判決,其中部分的依據,是來自上面提到的人大常委的釋法。換言之,四位議員「昨天」的宣誓行為,部分是基於觸犯了「今天」的釋法規定而被褫奪其議員資格的。以「今天」的釋法,來制裁「昨天」的行為,這樣做公平嗎?這樣做,符合普通法的法治精神嗎?
中國於一九九七年起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時,通過《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承諾會維持包括普通法在內的香港原有法律制度五十年不變。維護普通法法治至上的其中兩大支柱,便是法律不具追溯力和司法若要秉持公正,便必須獨立於行政權和立法權之外。
法治和任意使用公權的根本分別,正在於前者規定,政府只能依據通過法律程序,制定出公開而共同的規則(即是法律),來行使公權以及解決公共糾紛或違規爭議;有關的規則,適用於共同體內所有公民和機構組織。原則上,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便是公權不能禁制的,儘管法律很多時也會主動公開定明保障各類的公民權。法律不具追溯力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防止公權的任意使用。如果公權擁有者可以依據今天才有的法律來追究昨天所做的行為,這不只是秋後算賬,而是在缺乏公開而共同認可的規定下,任意使用公權,通過現有法律以外的一些考慮,追究原本未有規範的行為。公權的任意使用,其實就是一種濫權,是與法治精神相違背的,對被追究者並不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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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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