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香港「反英抗暴鬥爭」之關聯 (余汝信)

五十年前發生在香港的「反英抗暴鬥爭」,早已被上世紀末的中共港澳工作負責人明智地定性為「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照顧到香港傳統左派的情緒而又不失原則性,其又稱,「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眾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都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很嚴重的。」(李後:《回歸的歷程》)
至於「反英抗暴鬥爭」的緣起,坊間大都歸罪於當日的港澳工委負責人擅自主張,但此說缺乏確切事實依據。筆者在本世紀初即研讀過明窗出版的《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研讀過先行者已公開發表、在一個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下到內地檔案館查閱的有關檔案;以後又有幸認識了吳輝—文革前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的女兒,她無私地向筆者提供了吳荻舟一九六七年間作為聯合辦公室組長處理「反英抗暴鬥爭」事務的有關資料。以上有利條件促使筆者於二○一二年完成《香港,一九六七》一書。該書贊同《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作者的觀點:「北京介入香港鬥爭,是周恩來領導了整個過程」。

有關史實還原如下:
一、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在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引致廠外社會騷動六天之後,主管港澳工作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了《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提出準備用輿論、群眾集會,慰問被捕者及受傷者;有選擇的派出代表到港督府向港英當局提出書面抗議;由工會出面組成各界代表會議向港英當局提出四項要求;由外交部向英代辦提出抗議;新華社發新聞施加壓力等各項措施。周恩來代表中央隨即批准了該報告,並於五月十五日電告港澳工委等駐港機構和廣東省軍管會遵照執行。

(如欲閱讀全文,可到「網上商店」購買下載版,或到各大書報攤購買印刷本。)

(作者為文革史研究者、著有《香港,一九六七》。)

文章回應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