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與精神生活 (黃鳳祝)

  中國現代城市的發展,在形式上基本延續了西方大城市發展的套路﹕用鋼筋水泥構建高樓大廈和城市道路,採用中心化的能源供應和信息體系,城市空間被劃分為生活區、娛樂區、商業區、金融區、工業區、大學區等。在城市社會生活中,一方面保留著以家庭生活為中心的傳統模式,另一方面傳統的人道主義精神逐漸消減。大城市的居民心態正在變化,人與人之間關係冷漠、淺薄自大。

  這些現象與一百年前齊美爾(Georg Simmel,1958-1918)有關柏林城市發展的描述不無相似之處。

齊美爾的大城市理念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出生在柏林的一個猶太裔家庭。他一生居住在柏林,與柏林一起成長。一八五八年,柏林還是一個人口不足六十萬的小城市﹔一八九○年,柏林人口增至二百萬﹔一九二○年,柏林市的人口已經突破四百萬。柏林的城市發展變化,對齊美爾思想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有著巨大影響。

  《大城市與精神生活》(Die GroBstadte und das Geistesleben)是齊美爾的代表作。美國社會學家桑德斯(Peter Saunders)認為,大城市的理念在齊美爾著作中的地位,猶如托克維里(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民主理念、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念、韋伯的官僚化理念。齊美爾認為,歷史的發展是走向大城市,現代化的結構就是大城市化。城市是貨幣經濟的基地,沒有大城市的興起,貨幣經濟就無法獲得其最高的形式。

  通過對柏林市民心理狀態的研究,齊美爾把大城市中一般市民最常表現的心理狀態歸納為三個特徵﹕冷漠化、淺薄化、理智化。這些研究成果,大都被收入一九○○年出版的《貨幣哲學》(Philosophie des Geldes)一書。齊美爾認為,城市居民的生活長期處於緊張刺激和持續不斷的變化中,致使城市居民缺乏激情、過份理智、高度專業化、互相隔離、人與人之間單子化。社會的個體化和單子化加強了人的社會化,使個人對集體的依賴不斷加深,賦予集體對個人更為有力的控制力量。計較、淺薄和冷漠,是個體對過份擁擠和變幻無窮的都市景象的反動,是個體感到無助時自我保護的一種機制。小城市和鄉村的環境平和安逸,居民友善熱情﹔大城市的居住環境擁擠、喧囂,人口密集,建築龐大,居民永遠生活在一個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環境中,促使個人對不斷變化的都市現象採取某種防範措施。這就是大城市與小城市及鄉村的分水嶺。大城市人口眾多,人口密度大,城區範圍遼闊,只有比較嚴密和理性化的組織,才能保證大城市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擁有高效率運作機制,即必須注重時間和空間上的合理分配,使城市居民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夠做到「準時性、可預見性和精確性」。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都立足於這一基礎。

城市是貨幣經濟的中心

  城市是貨幣經濟的主要基地。城市居民淺薄自大的心理狀態,是對貨幣經濟和經濟理性主義的一種反動。貨幣經濟使所有價值都有可能簡化為量的價值。為了保證經濟運作的機制,貨幣經濟忽略了事物質和量的區別,用量來衡量一切價值,對質的價值無動於衷。人和物一樣,都被簡化為用貨幣可以衡量的價值。城市的生產,不是為某個人,而是為了市場,為陌生人而生產。生產者和消費者沒有直接的關係,雇主和員工之間也只有雇傭上的金錢關係。在這種社會關係中,人被物化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失去了感情的維繫,只用理智來維護。

  齊美爾的城市社會學理論的基本架構,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三個要素﹕多維性、相互作用和生產效益。城市作為人聚居的地方,作為社會交往的一種方式,既是工作的場所、生產的所在地、商品的集散地,也是貨幣經濟的中心、消閒和娛樂的所在。人口是稠密的,地域是廣闊的,生活是多樣的。由於城市人口密集,居民相互間的作用必然增強,競爭必然激烈。為了維持城市的功能,專業化的要求必然不斷提升。競爭、專業化和貨幣經濟,使城市居民工具化、理智主義化的程度提高,人際關係的維護不再借助個人的好惡和情感,而是利害關係與金錢。貨幣經濟促使社會關係的多元性不斷擴大,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數量大大增加,但是這些關係大都流於膚淺。這種數量的增加,以人際關係質的損害為代價。

  齊美爾的社會學立足於西方社會,以西方社會的組織形式作為研究的基礎。中古以來,西方的統治理念受到基督教倫理思想的衝擊,追求彼岸的永生,此世的生活是暫時的,人民的生活以教會為中心。在城市中,手工業主為了生存,組成各種行會,以壟斷排斥競爭﹔作為統治階級的貴族,為了維護集體的延續,犧牲個別人的利益,實行長子繼承制。在中古時代的西歐,個性是受到壓制的。西方個人主義的形成和個人單子化的傾向,是在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之後逐漸形成的,一方面是對西方集體主義的一種反動,另一方面是推行工業革命、市場、貨幣經濟和城市化的結果。

中國重情理 西方重理智

  西方大城市中人際關係的淺薄、冷漠和計較,是傳統的集體主義、唯理智主義、功利主義和貨幣經濟相互作用的結果。這種社會形態,是否會成為中國大城市居民的心理特徵,有待探討與研究。兩千年來中國社會的基礎,建立在親屬原則,即家庭之上。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是家庭倫理本位的社會。西方把集體和個人生活放在首位,家庭被集體和個人淹沒了。中國不同於西方,重視家庭生活,缺乏集體意識和個體意識。集體與個人對於中國人來說,是抽象的、華而不實的概念,只有家庭生活才是確實的事。西方人則把家庭架空了,只有集體和個人才是生活的實體。梁漱溟認為,中西文化的路徑不同,導致社會和政治生活迥異,中國是以情理為主導,西方則以理智為先驅。

  未來中國大城市的發展,在形式上與西方大城市不會有太大的差異,但是在社會生活上,由於社會組織的實質不同,人際關係植根於不同的理念,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也必然會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