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的燈火樓台 (陶 傑)

  英國政府針對非歐盟國家,收緊留學生的名額,一口氣殺掉三十多間「野雞大學」,香港家長不禁提心吊膽,送子女去英國留學的前路,看似不明朗。

  中國的大學教育,歷史短淺,上下不過百年。最早是清末的京師大學堂(一九一二年改名北京大學),還是戊戌維新的產物:主張學習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科技。中國的大學課堂,從第一步開始,走的就是物質的專業培訓之路,與西方的大學教育不是同一個層次。

  大學是什麼?英國思想家羅素定性得好:大學不是年輕人的職業培訓所,大學更不止是知識薈萃之地,為什麼要念大學?為了培訓理性的獨立思考,念大學的目標,是在「格物」和「致知」的過程中,培養智慧。

  對於今日中國望子成龍的芸芸家長,送子女進重點大學,汲取智慧,不是首要考慮的問題。溫飽權既是最大的人權,一紙文憑是最終的目標,大學文憑保障的是高薪厚職,讓孩子從農村擁到城市,從城市擁到北京和上海,從京滬而進一步「哈魯」——哈佛和耶魯。當代中國人的大學教育觀,在結構上,不脫古代中舉考狀元,自下而上的鄉試、省試、殿試,鯉躍龍門三級跳;在主題上,也不離讀書而做官,海歸則 CEO 的功利主義二元論。進了官場,最大的「智慧」,是懂得鑑貌辨色、見風駛舵,大學教育的宗旨,本來是從獨立思考中培養智慧和人格,中國社會的冷酷現實,從一開始就決定中國不可能長期擁有一所國際級的著名大學。

  回顧百年,中國從來沒有一套長期穩定的大學教育。一八九八年六月,京師大學堂開辦,到了九月,戊戌六君子浴血,此後晚清政局積重難返,一九一二年終於覆亡。北洋時期,中國積弱,一九一七年,幸有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帶來科學與民主的啟蒙,形成了與國際短暫接軌的大學黃金世代。外國傳教士紛紛來華辦學,北有燕京,南有復旦,還有輔仁、同濟、交通,傳教士開辦的大學,不但為民國的亂世提供了在戰火中建設的中堅力量,還為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新中國,留下了薪火相傳的知識分子。

  蔣介石敗走台灣之後,「國府」領導下的大學教育在戒嚴法之下,扼殺了蔡元培、傅斯年、胡適等先輩從西方傳來的思想學術自由,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先生一介書生,因探究民主,向「蔣總統」建言寬容異見,考慮自由選舉,即遭開除學籍,貧病交煎,雖幸沒有投入冤獄,卻幾以「叛亂」罪論處。

  香港的殖民地英國政府開辦香港大學,只為培養技術官僚,全無為香港華人教化「獨立思考」的「智慧」的義務。錢穆與胡適誠民國大儒。錢以孔子儒學的傳人自居,託庇殖民地,寂寞地開辦了新亞書院,遠沒有現代化大學的規模;胡隨蔣介石去了台灣,明知在戒嚴法之下,不可能在一座孤島上繼承蔡元培的遺志,也只有黯然當他的「中華民國駐美大使」。中國內地則經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農兵白卷英雄」的異變,更說不上什麼正常的大學教育。百年中國,不誇張地說,真正與國際接軌的大學殿堂,從來沒有出現過。

  中國的大學,固然二十年來在「量」的方面有重大的飛躍,但許多都是「軍事大學」、「工業大學」、「商貿財經大學」,還是側重功利和實用主義。誠然,以中國的國情,溫飽與工資是一個大學生畢業的首要考慮。然而,大學漫長的四年,在技術和職業的培訓過程中,畢竟不是科舉考試的訓詁和背誦,邏輯思維和科學方法還是人生智慧的副產品。

  西方的大學教育,從中世紀的神學訓練開始,基本上實現了羅素的理想。羅素出身的劍橋成立於十六世紀,就是幾個牛津的學者從牛津分裂出來,另起爐灶的。劍橋大學不同牛津之傳統保守,更敢於反抗神權的壟斷。科學家牛頓和達爾文,還有浪漫詩人拜倫,都出身劍橋。劍橋的科學是強項,因為科學在英國,一向是抗衡教會的異見武器。今天渴望子女上牛津劍橋的香港家長,沒有幾個分得清楚兩所大學的辦學風格:牛津培養政治家,劍橋以出產科學家和藝術家見長,兩所名校,不像中國的北大清華之文理分道,而是傳統與叛逆的分流。

  優秀的大學,必定有獨立的學風,學風的品牌,又由這所大學產生的詩酒風流的人格而形成。達爾文、羅素、拜倫,叛逆之名纍纍於民間,這幾個名字早已與劍橋渾然一體;戴卓爾夫人和貝理雅治國之譽,又懸於廟堂,都是智慧的兩面。真正的大學在哪裏?驀然回首,必然流芳於歷史樓台的燈火闌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