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飛講話想到的 (劉銳紹 )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十一月來港,講解《基本法》和憲法的一系列問題。效果如何?各方的評價不一。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次兩次以至多次這樣的宣講活動,不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未來仍要通過不斷努力,採取更講求實效的方法,才能積累成績。

政治的道德、勇氣和智慧
未談李飛的講話之前,不妨先看看眼前的氣氛。泛民陣營對這次活動並不積極,他們認為這只是一次「訓話式的活動」,沒有雙向交流,可以預期沒有什麼實效,所以即使收到邀請也不參加。泛民作這樣的選擇,有他們的考慮,更重要是他們正拿捏「去與不去」的分寸。「去」可能被人解讀為「接受統戰」,立場軟化,失去擁躉的支持;「不去」則會被官方和建制解讀為「表裏不一」。尤其是泛民陣營在立法會正處於劣勢,還要面對建制派加緊修改議事規則的危機,當然不敢造次。所以,在未找到新招回應之前,還是選擇「不去」為佳。
不過,如果從策略的角度研究,即使李飛的宣講會沒有深入交流的機會,泛民人士也可以赴會,因為他們參與活動之後,新聞界必定採訪他們的反應。這種在現場的即時反應,與泛民事後不在現場的個別採訪,以及事後發表聲明相比,效果大不相同。換言之,泛民雖然不同意李飛的話,也不同意這類近乎訓話式的活動,也可以考慮參與。這是一種「陣地戰」的思維。有沒有這種思維?反映其政治技巧是否成熟?江澤民一九九一年有一個內部講話,大意是:「即使(當時的)政治制度和各種活動是港英政府設計的,我們也要參與進去,所以,未來的工作只是一句話:中心任務在參與。」其後,民建聯在一九九二年成立,其他準備接收香港的工作也加緊進行,體現了「中心任務在參與」。可見,泛民的政治智慧有待加強。
不過,如果官方這次安排得更鬆動一點,效果將會更好。李飛這次來港,令我馬上想起二○○四年喬曉陽(時任《基本法》委員會主任,與李飛相同)和徐澤(時任港澳辦副主任)來港的行程。二○○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中央認為有必要派員來港「做香港人的工作」,說清楚一些問題,並跟泛民(當時還未被稱為「反對派」)進行較深入的交流。於是,官方安排了兩次主要的活動。一次在九龍展覽中心,形式跟這次李飛的宣講會差不多,但官方作了一些特別的安排,接受台下聽眾用字條的方式提問。那時候,司徒華、李柱銘等人均在座和提問,而喬曉陽特別挑選了泛民的問題回答。建制派的問題只回答一兩條,記憶中其中一條是曾德成提的。我當時也在現場,既是出席會議,也是採訪新聞,至今仍清楚記得,一些建制派還因此而大呷乾醋。
另一場交流活動在禮賓府進行。按原定安排,採取雙向式的交流和有問有答,還有記者在場,不少泛民人士獲邀出席。但泛民當時認為官方「做戲」,不必奉陪,於是另行策劃,一批泛民在場外抗議,一批人士則代表泛民赴會。不過,交流會剛開始,民主黨楊森即宣讀一份聲明(印象中是用廣東話讀的),然後泛民拉隊離開。記者後來問喬曉陽,喬曉陽趁機重申交流的誠意,只是沒料到泛民如此反應。無論喬曉陽的話是真心還是假意,在形象上已取得公眾好評,而泛民則被指「浪費了一個大好機會」。我看過不少這類政治技巧的交鋒,逐漸感到,政治必須包含三大部分:政治道德、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有時候,假戲不妨當真做,促使戲假變情真。我不是鼓勵奸詐,我的重點在於提高政治智慧。

二十三條必須深入討論
再談李飛講話的內容和表達方法。重點包括:說明《基本法》在憲法之下,以及香港的權力來自中央授予的法理依據。反對「港獨」,香港人應弄清楚什麼可做,什麼不可做。青年人不懂香港的「前世今生」,要加以教育和引導。《基本法》二十三條仍未立法的傷害,涉及國家安全。
從普遍意義和一般性而言,李飛的話有其道理,我不會一概反對,但須細緻分析。例如憲法為上,無人異議,但關鍵是不能選擇性和片面地利用憲法來壓《基本法》內的某些港人的權力。又如反對「港獨」,早已是港人的主流共識,官方不宜藉「反港獨」而無限擴大禁制範圍。再如《基本法》二十三條,可以保障國家安全,但同時也可以對內遏制;重點在哪裏?極其重要,必須深入討論,而不能匆匆上馬,否則將會造成另一次撕裂,對官方也不利。至少,泛民可以趁此機會重新凝聚,畢竟現時未有壓倒性的民意支持二十三條立法。
至於對青年人的教育和引導,我也不反對。今天的某些年青人,的確有不少弊病,例如沒有吃苦精神,欠缺競爭動力和能力,責任感不強,看事物容易側重一點而不夠全面等。這些缺點都要他們自己反省,努力改正,否則將會成為時代的棄嬰。不過,教育和引導青年人,切忌「大家長」意識。我在大學裏跟青年人交流時,悟出三點:一、抱着什麼目的跟他們交流?希望培養他們的獨立思考和探索精神,還是培養「聽話的Yes man」?二、用什麼方法跟他們交流?單向的灌輸還是雙向的溝通,辯論甚至激辯?後來證實愈辯愈明。三、用什麼具體的內容和素材跟他們交流?只講宣傳性的官話還是客觀地羅列正面和負面的國情?
且看這次李飛講話,有關方面找來一些學校直播,表明不是強制性的。作為一種嘗試,並無不可。一些官員相信,這類措施將會逐漸有效,增加同學們的國家認知和感情,就像推行《國旗法》和《國歌法》一樣,必須有行政措施甚至法律手段才能有效。可是,在這種細水長流的作用還未見效之前,青年和學生們的反感已經愈積愈厚了。總之,教育和引導也要現代化,關鍵在於動其心,而不是形式主義。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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