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屬「模範殖民地」膠州灣  ——香港昔日的姊妹港 (沈旭暉)

  香港討論「去殖化」之時,我們除了可回顧英屬威海衛、法屬廣州灣的故事,也不妨再推遠一點,談談曾經被德國管治的德屬膠州灣。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德意志帝國以傳教士被殺的「巨野教案」為由,逼清政府簽訂《膠澳租借條約》,位於山東的膠州灣正式成為德國「租借地」,青島為其行政中心,山東半島也成為德國勢力範圍,以及德國在遠東的重要軍事基地。不過早在三十年前,德國已有「中國通」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建議佔領膠州灣,作為進入亞洲大陸的跳板。租約原來為期九十九年,但一次大戰爆發後,膠州灣就被加入協約國作戰的日軍佔領,不久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線,這一筆暫且按下不表。換句話說,德國管治膠州灣只有短短十六年,但由於將之宣傳為「模範殖民地」,是以對當地依然有微妙的長遠影響。

 

德意志殖民帝國的管理

德國統一時,世界各地都幾乎被傳統歐洲殖民列強瓜分,令德意志帝國的擴張空間十分有限,這也是一次大戰的導火線之一。正如德皇威廉二世所說:「所有具價值的地方已成為他國的殖民地,德國的殖民地選擇存在先天不足。」基於這樣的背景,德國到手的殖民地大都相對貧瘠,例如非洲坦葛尼喀(今坦桑尼亞主體)等,都屬英法爭奪後剩餘的雞肋,管治模式也就費煞思量。

德國殖民地管治模式大抵可分為兩種,對資源充沛、但發展落後的廣大地方,例如非洲,德國政府殖民部大都把該地行政權下放,並在適當時候由政府資助,希望減低柏林對殖民地的資源投放。例如德屬西南非洲(今納米比亞)由「德國南部非洲殖民地管理會」管理,由德國派來的理事領導、一群公共行政人員和少數德國士兵負責日常管治,希望盡快發展本土經濟,為德國人提供移居地。

然而客觀現實是,這些德國殖民地大多缺乏自給自足的能力,德國人也普遍不願意移居到那裏,證明解決了「土地問題」還遠遠不夠。加上德國推行的各項政策,大都缺乏與原居民領袖溝通,導致殖民地管理公司與原居民關係極為惡劣。例如在德屬西南非洲有眾多部落,居住於中部的赫雷羅(Herero)族為最大部落,德國則扶植另一大族納馬(Nama),以為這就是「以夷治夷」,卻反而令赫雷羅族倍加反叛。一九○四年,德屬西南非洲為興建鐵路等基建,奪取大量原住民土地,觸發大規模反彈,最終更對赫雷羅族人頒布「滅絕令」。德屬東非也由「德屬東非公司」管理,同樣對原住民進行了不少血腥鎮壓。因此一戰後,英法接管德國殖民地,普遍獲國際社會歡迎。

 

「膠州灣身份認同」與山東小冷戰

不過面對人民教化水平相對較高的膠州灣,德國的管理手法則和處理非洲殖民地大不同。膠州灣除了曾短暫設總督,並非由殖民部管理,而是由海軍部派將校級軍人直接管轄,以殖民膠州灣為「德意志大戰略」的海軍部部長提爾(Alfred Von Tirpitz)有最高決策權。根據台灣學者黃福得的研究《一九一八年前德國的殖民體制與殖民》所載,德國並不希望把膠州灣變成其國內工業產品市場或原材料來源地,卻要膠州灣成為「模範殖民地」,宣傳德國海軍的「擴艦政策」,以及德國文化比其他殖民帝國的優越性,所以德國在膠州灣的管治,除了商港經濟建設、建立軍事力量,也有更多宣傳德國文化的目的。

這樣的背景,我們必須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加以理解。在膠州灣旁邊,就有英國殖民管治的威海衛,也就是香港特首梁振英上一代生活的地方;對岸則有俄羅斯控制的旅順、大連;再往海上延伸就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德國當時的盟友只有奧匈帝國、土耳其和意大利,它們在遠東都沒有什麼據點(意大利一度想效法列強租借浙江三門灣而被拒,面子大失),英、俄、日都是敵對陣營(雖然內部也有矛盾,英國也要利用德國制衡俄國擴張),「山東小冷戰」也是亞太地區勢力平衡的縮影,德國明顯居於絕對劣勢。因此,德國希望鞏固當地的軍事建設,逐步將之變成德國進入亞太的大本營;膠州灣需要是一個現代化的大都會,而不能是非洲那些純粹被掠奪的荒野。

因此,德國在膠州灣建設了不少現代化鐵路、電力系統和學校,要令當地成為一個「帶有德風味的小城市」,甚至在義和團之亂後更積極建設,以顯示德式紀律可以創造的奇迹。德國在當地也重視教育,學校由德國及教會資助,目的是把德國文化傳播至當地華人。根據現有資料顯示,膠州灣一度擁有全中國最高的學校密度和學生比例,甚至開辦收華人學生的大學,以德國殖民地而言,可算高度重視。可以說,在眾多德國殖民地當中,膠州灣大概是發展得最現代化、最「和諧」的一個,起碼德國的用心和手段,在當時而言,可算格外優禮。

不過,儘管德國委任了華人「民政長」、讓華人參與「諮議會」,德國移民和中國人的關係並不和睦,開鑿鐵路、「收購」土地時,零星流血衝突時有發生,亦有隔離政策出現(尤其在社會衛生方面),令華人圈子的「德屬膠州灣認同」始終建立不起來,且出現了基於反壓迫的「膠州灣反殖認同」。雖然德國教士逐漸扭轉了華人的反感,對通過宗教提升華人婦女權益尤其有成效,但始終未能與本土身份相結合,加上山東其他地方的士紳聯合起來捍衛文化傳統,德國的高調宣教,也容易被看作文化侵略。諷刺的是,日俄戰爭後,日本、英國在山東勢力持續上升,德國力量持續下降,連中國的山東官員也開始敢和德國利益競爭,反德成了相對容易的反殖訴求,逐漸成了民族主義者凝聚人心的手段。到了日本佔領山東,這種反殖心態立刻轉移到反日身上;相反在旁邊的英屬威海衛,則始終未爆發大規模反抗,甚至有「北香港」之實。今天山東省努力重構德治時代的遺迹,希望以此招商引資,但除了個別德式建築物保存完好,要找到對德國殖民的正面回憶,恐怕也不容易。

 

德國殖民模式與英國之比較

這反映了和英國殖民帝國相比,德國的管治還是相對粗疏。它雖然想到間接管治,但在非洲卻找不到有用的代理人,最終還是要施展純粹的血腥高壓,和英國把各地酋長利用得如魚得水相比,高下立判。即使是有意採取懷柔教化的膠州灣,也沒有把本土情懷理順,不像英國懂得把教化和山東儒家文化並列,結果同樣是被看作純侵略者收場。

英國的相對成功,重點是它願意真正下放部份權力予各地原居民首領。只要當地秩序能維持、能為英國製造商機,其他就不大過問。例如在英屬非洲,酋長可以頒布部分稅制、法律和維持治安,英國對精英以外的人也不會強行灌輸英國文化,雙方相處反而較為融洽。英國其實也曾進行隔離政策,即使在香港,早年也存在山頂一類洋人特區,理據也是衛生問題,但依然容許何東一類「高等華人」慢慢進駐,盡量令種族問題不致太激化。當威海衛和膠州灣被相提並論,歷史會告訴我們前者一度成了中國儒家文化復興的大本營、中外文化薈萃中心;後者雖然有良善的建設遠景,卻沒有抵銷華人的反殖抗爭精神。說到底,什麼是「去殖」,從來不能一概而論,假如以過份褊狹的民族主義理順一切,把一切政治化,只會過猶不及。

(作者是國際關係學者,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全球研究課程主任、國際事務研究中心聯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