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七」記事 (潘耀明)

一九六七年香港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是港英政府官方語言,在左派圈子裏稱「反英抗暴」。從這兩個命名,足見雙方各走極端,這也是這場悲劇的肇因所在。   
彼其時,我是一位「無證記者」。說是「無證記者」,是因為那個年代,所有記者證均要向香港政府新聞處申領。不像今天,只需由所屬報館給予證件即可。
我所屬報館是一份午報,是「中間偏左」的報章。一直以迄,面目模糊,標榜「在商言商」,意喻不問政治立場。同類報章還有《香港商報》、《晶報》,是屬於所謂「第二陣線」的報章。「第一陣線」報章是《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第三陣線」是《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這一陣線的報紙是小報型格,以底下層小市民讀者為對象。
第二、三陣線報章在「抗暴」中,很快受命宣布成立「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及被「香港工委」勒令以新華社發播的新聞為每日報章的頭條,打出鮮明旗幟,讀者此時才恍然初醒,頗有受騙的感覺。結果是這些報章銷路一落千丈。我們的報紙從十三萬跌到四千份,最後關門大吉。
既然「左派陣營」的報章已表明立場,支援「抗暴同胞」,港英的一方─以戴麟趾港督為首的,也毫不客氣了,採取鐵腕政策。警察一見到左派記者便予以毒打,甚至拘捕。港英政府先下手為強,逮捕所謂「第三陣線」的三份報章的負責人,判監三年。據說,這不過是殺雞儆猴而已,逮捕行動陸續有來。①
此其時,「左派報章」(或謂「愛國報章」)風聲鶴唳。我任職的那份午報,更是亂了陣腳,老記者一概不願以身犯險,個個只呆坐在辦公室,不肯外出採訪。
某日,午報張老總倏地問我:小潘,你願意當記者嗎?我當時是一名校對,覺得機會難逢,誠惶誠恐地答應了。
張老總表明,我只是屬於「見習記者」,港英政府新聞處不會發記者證給我。換言之,我是「無證見習記者」,後果自負。
當年唯茲唯大的新聞是「愛國同胞」大擺土炸彈陣,最哄動的一樁新聞是防暴隊以直昇機空降「左派巢穴」北角僑冠大廈天台,地毯式搜捕「左派滋事分子」。
我每次出動採訪,採訪車司機怕出事,往往在離肇事地點老遠處丟下我。
我只好攥緊褲袋內的迷你攝影機,混入圍觀的人群中,偷偷地拍下「愛國同胞」放置的炸彈陣,並記錄炸彈專家何時到來和引爆炸彈時間,然後趕緊跑回採訪車返報館交差─在黑房內一壁沖曬新聞照片,一壁寫新聞稿。也許工作表現尚好,張老總很快擢升我為正式記者了。
「暴動」期間,我所屬的午報,還發生了一樁匪夷所思的戲劇性大新聞。且說當年香港商業電台一位著名播音員林彬,在他主持的節目天天罵「左仔」鬧事,被「愛國同胞」淋汽油活生生燒死,引起公憤。事後我們的午報頭條新聞報道十.一國慶,出現了以下字眼:「偉大領袖毛主席與最親密的戰友林彬副主席登上天安門廣場」,報紙竟然避過幾個的審核關卡而出紙,引起「右派報紙」大造新聞,說是林彬陰魂不散,借林彪還魂云云。排字工人振振有詞地說,「彪」與「彬」同是十一筆劃,同是「彡」邊,忙中有錯云云,張老總鐵黑了臉老半天,卻拿他們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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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已過去五十年,是蓋棺論定的時候了。它的導火線由工潮引起,外因是受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而激發的,並演變成「敵我鬥爭」的極端行為,左派一方是由當時「香港工委」領導,採取暴力反抗;港英一方則禮尚往來,採取「以暴易暴」的鎮壓手段,使矛盾激化了。
它的平息,是背後雙方的大老闆─中英政府都不想事件進一步惡化,勒令各自鳴金收兵。「事件」最無辜的是這場風暴犧牲的民眾(包括警務人員)。
這場暴動的正面意義是,中方自此以後不再干涉香港內政;港英政府則採取更開放管治香港態度─包括擴大言論自由、大建公屋、成立廉政公署等有益於民生人心的措施。

注:

①周奕:《一九六七年的新聞自由》,本刊二○一七年六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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