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紀念政治學  抗戰勝利七十周年與中日台角力 (林泉忠)

  今年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從中國人傳統的紀念習慣而言,對七十周年的重視程度,顯然不如半百的五十周年及一甲子的六十周年。然而,今年北京卻一反常態地高調舉辦閱兵等大規模紀念活動,此舉引發日本方面的高度緊張與質疑。同時,由於「將抗戰勝利的功勞據為己有」,也促成台灣官方提高對紀念抗戰的重視程度,誓要與大陸分庭抗禮。兩場關乎國際輿論制高點的中日外交戰與兩岸歷史詮釋權爭奪戰由此展開。

  主角的中國大陸今年陸續出籠的一系列紀念活動中,重頭戲是定於九月三日「抗戰勝利紀念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大會。國內外媒體對九月三日的活動聚焦在兩方面:中國官方與輿論關心的是究竟奧巴馬與英法德等主要國家的領袖會否出席;國際媒體則在議論為何中國在「不尋常」的年份,高調舉行「不尋常」的閱兵,究竟意圖何在?

  九月三日的紀念大會所模仿對象是俄羅斯於五月九日舉行的「衛國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慶祝活動,內容包括在莫斯科舉行的閱兵、遊行等。普京廣邀各國領袖出席,本稿截止前已有逾三十國領袖確定參加,包括朝鮮、越南、荷蘭、希臘、埃及、以色列等。不過,由於去年普京強勢介入烏克蘭與克里米亞紛爭,西方國家高度戒心。波蘭總統科莫羅夫斯基、德國總理默克爾已明確表示不參加,美國總統奧巴馬、法國總統奧朗德仍未表態是否出席,奧地利、捷克、意大利、匈牙利則表示將派代表團參加,不過是否由國家領導人領隊並不明確。

  「與莫斯科一唱一和」的北京同樣關心西方主要國家的領袖是否出席。不過,相較於俄羅斯每年都在「衛國戰爭勝利日」舉辦紀念活動,去年才剛設立「抗戰勝利紀念日」的北京,今年首次高調舉辦閱兵活動顯得非比尋常。

中國不尋常的閱兵活動

  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今一共舉辦了十四次閱兵,無一例外都選在國慶日,而非「抗戰勝利紀念日」。

  除了一九四九年「建國大典」的閱兵之外,其後十年每年舉行一次,不過六十年代之後迄今半個多世紀只舉行過三次。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文革結束後於一九八四年恢復暌違了二十五年的大閱兵,鄧小平親自坐鎮,首次全球直播,象徵着「改革開放」時代的來臨。一九八九年適逢建國四十周年,但是因發生「六四」事件而取消閱兵。一九九九年及二〇〇九年則是迎來中共建政半世紀及一甲子,分別在江澤民與胡錦濤主政期間舉行。

  然而,今年還沒到「建國七十周年」,根據慣例沒有舉行閱兵的必要,且又是首次不在國慶日舉行。因此,北京的意圖呼之欲出。其一,為剛掌握了黨政軍大權不久的習近平進一步鞏固權力護航,透過閱兵尋求強化國內對習體制的向心力。其二,要有效凝聚國內的向心力,不能沒有「假想敵」。「六四」之後中共在強化「愛國主義教育」的過程中,過去侵略者的日本「自然」地成為無可替代的「假想敵」。這次活動的主軸是「抗戰勝利」,因此「震懾日本」、彰顯中日「逆轉」後的中國國力的意圖不言而喻。

  針對中國高調的舉措,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三月十三日在記者會上作出回應:「中國與其徒勞無益地強調發生在七十年前的事,不如與日本一起發展合作關係,直面當今國際社會問題。」對此,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於三月十三日解釋時說,中國今年隆重舉辦抗戰勝利活動,「目的是紀念中國人民在戰爭中遭受的苦難,提醒人們爭取和平的艱難,並非針對某一個特定國家,稱日方勿對號入座」。

  倘若如此,如何解釋過去為何從未在「抗戰勝利紀念日」舉行閱兵?為何突然在戰爭結束七十年後的今年舉行?對此,中國官方沒有正面回應。

「安倍談話」的矛與盾

  與備受質疑的中國相比,日本恐怕更不好受。對日本而言,每年的八月十五日是「終戰紀念日」,今年則是「終戰七十周年」。雖然,日本媒體包括日本放送協會等也製作包括紀念「東京空襲七十周年」等反思戰爭的節目,但是整年活動的主軸則是放在「戰後七十年」日本社會的變遷。

  另一方面,安倍首相將於八月十五日「終戰七十周年」發表的「安倍談話」。自從安倍於二〇一二年底再度入主東京永田町首相府後,在「歷史問題」上搖擺不定,因此「安倍談話」的內容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其實,安倍對此也非常重視。安倍早在二〇一三年初,就直言將在「終戰七十周年」發表「安倍談話」,以取代對侵略戰爭與殖民統治表示誠懇反省與道歉的一九九五年的「村山談話」。不過,過去兩年安倍將精力放在「安倍經濟學」和「集體自衛權」上,一直沒有去部署,直到今年才開始着手處理。一月二十五日日本政府首次召開由十六人組成的名為「回首二十世紀、構想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和日本角色有識者懇談會」的專家會議,安倍親臨會場,為「安倍談話」定調:「基於對此前大戰的反省,我國建立了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並且重視保護人權,成為和平國家。作為美國的盟國,在戰後七十年間,積極維護亞太區域的和平與繁榮。同時,我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透過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開發援助、維和行動與支援民主等方式,履行了自己的重大責任……二十一世紀,我國將基於『積極和平主義』理念,為國際社會的和平、富裕與人類福祉發揮更大作用。」

  此外,安倍還提出五個重點:一、如何認識二十世紀的世界,以及日本在此期間的歷程,應從二十世紀歷史中汲取何種經驗?二、基於二十世紀的教訓,在戰後七十年間,日本走過了何種道路?特別是,如何評價戰後日本的和平主義、經濟發展和國際貢獻?三、在戰後七十年間,日本與美國、澳洲和歐洲各國,以及以中韓為首的亞洲國家之間,走過了何種和解歷程?四、從二十世紀的教訓,應當如何描繪二十一世紀的願景?日本應當作出何種貢獻?五、在戰後七十周年之際,日本應實施哪些具體措施?

  該「懇談會」由安倍的親信、現任日本郵政公司董事長的西室泰三擔任召集人,西室本身兼任日本最重要的政府智庫「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會長。十六名成員大致上偏向保守,主張和平及在思想上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的相對較少,但是除了中西輝政外,稱得上「右翼」的並不明顯。比較熟悉中日關係的,主要包括曾任中日歷史共同研究日方召集人的北岡伸一和研究中國近代中日外交史出身的新一代學者川島真。

  至於「安倍談話」的內容,不難預測,主軸將會放在「面向未來」,而非「汲取歷史教訓」。然而,最受內外關注的則是如何觸及作為加害者在過去挑起的侵略戰爭與殖民統治的歷史部分,其中有兩大焦點。

  其一,安倍是否願意承認七十年前的對華戰爭是「侵略戰爭」。雖然,這句話從未從安倍口中說出,不過安倍所承受的壓力不小,包括來自他最倚重的智囊。為安倍政府「集體自衛權」操刀的北岡伸一身兼十六人專家會議的代理召集人,他在三月九日出席東京一個研討會時,不僅明確表示日本當年發動的「就是侵略戰爭」,還直言希望安倍首相親口說出「侵略」這兩個字。北岡還指出:「如果去問日本的歷史學家,我想百分之九十九都會這樣回答。」

  其二,安倍是否會繼承「村山談話」。由於發表「安倍談話」原本就是為了取代「村山談話」,因此安倍並無繼承「村山談話」的意向。然而,壓力除了來自日本國內、中國與韓國外,還有同盟國美國。美國已經放話不想看到同是同盟國的日本與韓國再因歷史問題而閙不合,期待「安倍談話」帶來正面效果。

  不僅僅是過去的「加害者」與「受害者」或「侵略者」與「衛國者」的關係,由於八月十五日「安倍談話」在前,九月三日中國閱兵大會在後,圍繞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中日外交角力,主導權在中國還是日本,不言而喻。

「抗戰是國民政府領導的」

  北京的高調,日本的疑惑,而台灣則是一副「被吃豆腐」的感覺。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教科書對近代史的敍述南轅北轍,原因是兩岸基於截然不同的史觀。為了維護推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正當性,大陸長久以來將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描繪得黑暗不堪、是「人吃人的舊社會」,幾乎全面否定了國民政府的所有作為,偶爾沒有否定掉的則一定是共產黨也贊同、協助的部分,譬如北伐。

  近代史中,目前兩岸最沒有交集的是抗戰與內戰部分。內戰部分另文再述,抗戰史的最大分歧則是這場戰是「是誰打下來的」、「誰的貢獻大」。當你有機會走進北京蘆溝橋旁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你會得到一個清晰的印象——「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艱苦奮戰而最終取得勝利的」。這一論述架空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否定了蔣介石軍事委員長帶領全國軍民抗戰的領導地位,抹煞了作為主力的國軍的貢獻與犧牲。其中,國軍發動了大型會戰二十二次、以台兒莊為例的重要戰役一千一百二十七次、國軍包括八名上將在內二百零六位將軍壯烈殉國、陸軍傷亡三百二十一萬多名官兵、海軍艦艇全部打光、空軍四千三百二十一名飛行員犧牲、二千四百六十八架戰機被擊落……,對接受中共教育的大陸民眾而言,這些全是陌生的數字。

  因此,北京高調舉辦抗戰勝利活動,突顯自己在抗戰的領導地位與貢獻,被台北視為「吃豆腐」、「搶奪話語權」、「歷史詮釋權爭奪戰」。在此背景下,國民黨籍的馬英九總統親自下令在今年大規模舉辦抗戰勝利的紀念活動,以正視聽。

  三月九日,台灣行政院罕見地邀請國史館、外交部、國防部等代表舉行記者會,公布將於今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紀念日)之間舉行一系列紀念活動。這些活動多達十六項,為歷年來之最。形式上包括國際學術研討會、檔案資料展、製作紀錄片及出版新抗戰史叢書等,內容則分為國際、歷史、文化、全民國防和大會等五類,其中歷史類包括七項重要活動。

  台灣這一系列的抗戰紀念活動,在論述上分為四大主軸,包括「八年抗戰是中華民國軍民艱苦卓絕的奮鬥成果」、「中華民國對日抗戰是二次世界大戰同盟作戰的重要一環」、「台灣光復與對日抗戰的關係是密不可分」、「中日兩民族的未來:和平與合作」。內容以抗戰勝利為歷史軸線,彰顯中華民國是抗戰主體,同時讓外界了解台灣在抗戰擔當的角色與意義,以及戰後台日關係的發展。

  值得補充的是,在馬英九總統的親自指示下,台灣外交部還製作了一份題為《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與中日和約紀念》的摺頁說帖。內容包括五方面,不僅全面闡述中華民國在抗戰與二戰議題上的基本立場,也特別強調在戰爭中曾是敵國的中華民國與日本在戰後邁向和解的努力:一、抗日戰爭的緣起與結果;日本戰敗投降,台灣、澎湖終於歸還中華民國;二、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國際地位大幅度提升;三、《中日和約》的由來與意義;四、中日和約的目的與內容;五、《中日和約》後兩國和平關係的重建。

  北京不尋常的閱兵及露骨爭奪歷史詮釋權的舉動,刺激了馬英九總統罕見地擴大紀念抗戰七十周年的規模。然而,隨着「中國崛起」,大陸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日益受到強化,相反在「本土化」走到歷史頂峰的台灣社會對「抗戰」的疏離感日益嚴重的當下,馬英九政府要與大陸在抗戰議題上分庭抗禮,顯得事倍功半。不過,近年來大陸掀起一股「民國熱」,對國軍的抗戰事迹也逐漸有新的認知,台灣對紀念抗戰歷史的重視,對糾正嚴重偏頗乃至扭曲的近代中國史觀,仍有其正面的意義。

  圍繞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紀念活動上,中日台三方耐人尋味的角力,提供了近年來難得一見的「戰爭紀念政治學」的新視角。其中難以否認的是,各場角力都攙雜了各方相異的政治目的。然而,現代的為政者過多的政治盤算,不僅容易使撫慰戰爭亡魂、呼籲珍惜和平等紀念戰爭的本來意義失焦,恐怕也無助於警示人們——戰爭非人類正義之所為也,應避免重蹈覆轍。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