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獨」、拆局、拆台與策略 (劉銳紹)

近期,香港社會內部、香港與內地關係均出現進一步撕裂的局面。種種跡象顯示,各方力量正在各走極端,包括官方和民間,在不知不覺中把「小異」變成「大異」,把「小同」變成「零同」。例如,在大學校園裏出現傷害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之痛的字句,跟着出現奚落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夫婦的標語。其後,不同背景的人士互撕標語;大學校長罕有地發表聯合聲明「反港獨」。與此同時,政府有傾向性地支持建制聲音,並繼續以刑事方式進行政治檢控。更嚴重的是,建制派成員發出「殺無赦」之語;另一邊廂,網上又出現「無獨不丈夫」之類的言論。這些現象與文化大革命和香港六七暴動的前期跡象頗為相似,各方必須努力避免形勢惡化。
這類撕裂的局面,除了民眾本身有不同取向之外,更必須注意背後是否有組織性的政治動員力量?官方和建制表示,「反對派」背後有外部勢力攪局,導致後者在資源、行動、培訓都有支援;但官方礙於政治、外交和策略問題,不能也不敢明言到底是什麼外部勢力。建制陣營則互相傳達官方信息──「外部勢力主要是歐美的反華勢力」(包括外國的非政府組織,尤其是美國的民主基金會),但經常含糊其詞,因為中國官方也接納某些外國非政府組織在內地活動。

雙重標準令人感到不公
基於防衛心理(建制派稱為穩定),官方杜漸防微,尤其是排「(港)獨」,拆「獨」,務必拆除反華勢力的大台。我也不贊成「港獨」,但關鍵是,怎樣「拆獨」才能「拆(對方的)局」,而不會最終拆了自己的台?所以,「拆獨」,「拆局」也要講求策略。眼前可見,官方只用傳統手法:打壓(反對者)、利誘(建制)和宣傳(官方觀點),還在有意無意之間顯露背後的官方組織力量,以為這樣可以一錘定音,顯示權威。殊不知,這卻變成威權管治,效果往往適得其反。
舉例說,港府緊跟中央,對不同的聲音採取一面倒或有傾向性的表態,批評反對者,支持建制派。其實,基於政治必須正確,這也可以理解,但問題是,當建制派出現非理性和不智的言行時,港府卻不敢直接譴責,於是形成雙重標準,給人偏私的感覺,令市民感到政府不公。例如,港府強烈譴責冒犯蔡若蓮的字句,卻不譴責冒犯劉曉波夫婦的字句(因為北京認為劉曉波是罪犯);港府指責反對者語言和行動過激,但對建制派的「殺無赦」言論卻輕描淡寫地轉移視線,私下則大罵「這些傢伙幫倒忙」。不少官員和建制派對我說,有些人「搏出位」,「爭寵邀功」,結果就是拆自己的台。可是,為了「團結」,為了完成中央的任務,牢騷只能往肚裏流。

大家反對的是官方禁言
再以大學校長聯署反對「港獨」為例,表面上跟官方無關,但背後卻隱藏着組織和動員的力量。至少,聯署的校長不接受非建制傳媒的訪問,對此事頗為閃縮,所以外間更為關注,誰發起和推動校長聯署?還有,校長們可以「反港獨」,但卻罕有地表示校方會出手拆除「港獨」字句,放棄校園裏的討論氣氛,連一絲捍衛的姿態也沒有。
圈中人提醒筆者,不妨回顧歷史,自從中英兩國一九八四年簽署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後,北京已進一步加緊在香港的工作和「發展業務」,包括一九八五年在大專院校裏發展黨員和統戰工作。若干有識之士成為秘密黨員,部分大學的決策人士成為全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等統戰對象;香港的大學與內地的合作機會,成為契機之一。這些事例在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和前地下黨員梁慕嫻的憶述中均有記載,其他事例也散見於公開的報道中,更是圈內人心照不宣的。上述例子並不說明所有大學決策人士都接受統戰,但只要有一部分決策人士願意「發揮影響」,那就可以逐步蠶食高教界的自主權了。
其實,只要多點閱讀中國歷史、中共歷史和掌握動態,很容易就找到一些規律和典型事例,折射到今時今日了。除了大專界之外,其他界別的圈中人在此期間也收到「勸籲」。傳達的人表示,「反港獨」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不能含糊,必須站穩立場,理直氣壯地打擊」。建制中人也感到,這次背後的動員跟過去有點不同;過去,只要你不支持反對派,即使你不表態也無所謂,但這次卻是「被要求表態支持官方」,不表態就是一種不合作的姿態。歷史證明,這樣做只是用政治手段來解決意識形態問題,用原子彈解決拆屋的問題。
其實,即使「獨港」屬於政治性問題,但只適宜用「民間對民間」的方法處理。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不贊成「港獨」,但同樣不贊成官方藉此剝奪討論的權利和自由;大家反對的是官方禁言,而不是支持「港獨」。可是,官方在精神感召和鬥爭思維之下,把內容和形式混為一團,結果變成拆自己的台。
更可慮的是,當官方一意孤行,以政權保衛戰的心態處事的時候,必然助長曲意逢迎的太監、宦官等機會主義者,此乃立竿見影的歷史輻射。這就反映出內地與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就是封建王朝的管治模式和意識與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在內的現代文明的矛盾。香港頂不住封建思維的壓力,中國政治將會停滯甚至倒退。歷史已把香港人推到一個關鍵位置,如何走向未來?已是當政者不能迴避的現實問題了。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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