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卑微 (潘耀明)

閻連科獲第六屆「紅樓夢文學獎」的授獎演講辭,題目是《因為卑微,所以寫作》。
在《演講辭》中,閰連科道出作為一個中國作家的卑微的地位和處境。他慨歎道:「生命在時間面前,就像落葉在秋風和寒冬之中;而藝術,在時間和大地面前,就像一個人面對墳墓的美麗。」
他指出:「若為三十多年前,你為文學、藝術,寫了『不該寫』的東西,可能會蹲監、殺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那個年代,文學的百花園紛紛枯萎,剩下一兩朵打上革命文學標幟的花,因人工化而被扭曲,一部《歐陽海之歌》,一部《金光大道》……還有那些不成氣候的歌德式作品,很快已淹沒在時間流水中。
記得在那個兇險的年代熬過來的錢谷融教授,在一次研討會上講了一段「婚外情」的故事,聞者無不為之動容——
有位先生原來有妻室……他在社交中認識了某位女士,一來二往,兩人就情投意合……真正享受到了愛的甜蜜。然而,他卻很苦惱,他儘管非常愛她,卻不敢挽那女士的手臂走進社交場合……①
說到此,錢教授話鋒一轉,「諸位,我就是那位先生,那位女士就是我的《論文學是人學》!但是今天,我終於把她帶到大庭廣眾中來了!」②
「論文學是人學」還不是錢先生發明的,是蘇聯「進步作家」或稱「革命作家」高爾基建議的,把文學叫做「人學」。錢先生不過是加以延展論述而已。
錢先生針對當局給作家規定的任務是反映社會主義社會「整體現實」,指出當作家被當作反映現實的工具的人,將成為一件毫無靈魂的工具。
即使是這種「卑之沒甚高論」的言辭,於一九五七年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到了文革結束後才能重見天日。
錢先生的《論文學是人學》,在此之前只能在極少數人的地下流通,見不得光,難怪錢先生比喻為「地下情」曝光了。
從上述例子可見,文化包括文學在強大的政治機器逼迫下,是很卑微的。
閰連科舉《一千零一夜》中「神馬」的故事表示:「我想我的卑微,就是那顆小小的木釘;我的文學,可能就是能夠帶我飛向天空和任何一個地方的木馬。當我沒有卑微的存在,當我的卑微也一併被人剝奪,那麼,那個木馬就真的死了,真的哪也不能去了。」③
說起卑微,巴金在文革被冠上文壇的黑老K (黑社會頭頭),被責罵、被侮辱,一旦他從「牛棚」返回住所,每天偷偷爬上汽車房的狹小頂樓,在太陽西曬如烤爐般狹窄的環境下,戰戰兢兢揮汗翻譯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
巴金事後回憶道:「……我每天翻譯幾百字,我彷彿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裏行路。」④
時至今天,這一卑微的文學現狀,還未能根本改變,起碼「人的文學」還未真正被彰顯。

注:
①②上海《文匯報》,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③閰連科:《因為卑微,所以寫作──「紅樓夢獎」授獎演講辭》
④巴金:《〈往事與隨想〉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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