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離我們有多遠? (郭于華)

文革的發動至今已經半個世紀過去了,文革的結束至今也已經四十年了,然而文革並未遠去。當年剛剛記事和懂些事(十歲)的小學生,今年已是花甲;當年的革命造反小將們(中學紅衛兵),大多年近古稀;而當年革命的對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們,若還在世也是耄耋之年了。能夠記憶和比較清楚地講述或寫出文革經歷的人已經越來越少,然而,這樣一場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和走向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的「革命」,卻至今在它所發生的國度沒有得到清楚的過程呈現、事件記錄,仍然缺少多角度多主體的講述,更遑論全面分析和吸取教訓。沒有完整的真相,沒有徹底的否定,沒有深刻的反思和真誠的懺悔,文革就沒有走遠。

發生在中國,研究卻在外國
人們不難發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海外進行的。有關文革的記錄和研究,至今已有不少面世。人們比較熟悉的有: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三大卷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馬若德與瑞典當代中國研究學者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合作完成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旅居美國的華裔學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中國作家馮驥才的紀實文學《一百個人的十年──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旅美學者林達《已消失的中國「猶太人群體」》、楊繼繩的《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等等;難得有人整理了《漢語文革書目》(截至二○○九年),國內國際共計六百零四種。但這些記錄和研究成果,大多在海外出版。國內的記錄、研究特別是發表仍然是一個禁區,即使以個人回憶錄方式呈現對那段歷史有所涉及的作品,也是相當有限的。
對比人類歷史上的重大災難和悲劇事件,例如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前蘇聯的古拉格群島等,都有大量的紀實作品、研究專著和文學、影視等方式的表現,而中國的文革這樣一場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和精神世界、給整個社會乃至世界都帶來巨大損害的運動,卻在不記憶、不講述、不討論、不思考中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既是人類,就不能過着他的生活而不講述他的生活,記憶、敍述和思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屬性。人作為政治動物,其自我的存在是通過對公共事物包括歷史事件進行思考、言說和積極的行動來實現的。正如阿倫特所指出的:公民對公共事務的理性的自由討論和公開言說是公共領域存在的條件和表徵,而且講述的公共性——是人作為社會動物與政治動物的尊嚴所在(漢娜·阿倫特著《人的條件》,蘭乾威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頁一八)。
不記錄、不講述、不反思,不僅僅使巨大的政治災難被淡忘,被粉飾,甚至使之被扭曲、被美化。時至今日,一些極左派甚至將文革視作大眾民主、追求平等的革命,並以文革思維和文革方式反對改革開放和憲政民主,阻止社會前行的腳步。

不清算,永遠放不下歷史的負擔
關於文革,自其結束以來一直就有「正確對待,團結一致向前看」的主張;而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更確定了「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的原則,且用組織審查取代法律審判,用政治結論取代歷史判斷。一九八○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的判斷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民族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對於這一全域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半個世紀之後,一些人對文革的看法甚至達不到這個歷史決議的程度。
文革作為「災難性的內亂」,所導致的中國人民無數生命財產的毀滅和整個民族精神道德的沉淪,在人類歷史上都可謂空前絕後。時至今日,從朝到野,從高官到平民,不僅沒有在文革的判斷上達成共識,反而因對文革的態度不同而造成社會的撕裂。眾所周知,一個民族對於歷史的態度影響其未來發展:不回顧,便不能向前看,更無法前行;苦難若不被記憶、不進入歷史,就不會成為人生的財富。
徐賁曾引述德國歷史學家莫森在阿倫特《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序言中所說:「極權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會中所有的人群,無論是充當加害者還是受害者,他們都同樣適宜。」(徐賁:《群眾和「人民文革」》)
文革是中國人的歷史共業:在一九四九年至文革結束期間,我們經歷了中華民族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都堪稱獨特的歷史過程,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以政治運動作為基本機制與途徑,大大小小的運動,一波接一波的高潮充斥和控制着整個社會。這類運動由國家最高統治者發動,普通民眾或被迫或自覺地參與其中。無論是積極加入,還是被動裹脅,抑或成為受害者,都難逃運動的羅網。
文革是在歷次政治運動基礎上達到極致的運動。其動力機制需要專門分析,以村落社區為例,「官報私仇」就是運動發起和持續的重要機制之一。村莊一如所有有人群生存的地方,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矛盾、衝突:家庭不和、宗族矛盾、地方爭端、為各種利益包括土地、水源、林木、牲畜放養等發生的衝突乃至械鬥都不鮮見,而這林林總總的矛盾衝突除極少數可能激化外,大都能夠在鄉村共同體的框架內得到解決。然而作為國家儀式的政治運動,經由權力技術建立和演示權力與權威,劃分階級,區分革命與反動、先進與落後並由此造成群體的分類與分疏,並形成鬥爭之勢。這種分類與(階級)鬥爭技術自然與鄉村社會中原有的矛盾衝突交織互動,構成村民們所說的「官報私仇」現象:個人恩怨或群體矛盾通過一次次政治運動而不斷地累積與升級,逐漸變成你死我活的世仇。在這一過程中,公共邏輯與私人邏輯、革命邏輯與人情邏輯相互置換,成為民眾參與政治的重要動機或動力。這也是運動自身所具有的動力機制,即運動一旦發動,就有不斷持續下去的能量。按照村民的說法:運動就是人整人,一次運動來了,這撥人整那撥人,下次運動來了,那撥人又翻過來整這撥人;運動來運動去就成了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結下的恩怨到下一輩都解不開。
有人認為文革的積極意義包含了人民反抗官僚主義的內容,其實文革前造成人們不滿的主要原因並非官僚主義,不滿和怨氣來自極權統治造成的貧困和不公。「幹群關係」緊張尖銳是事實,但這一表象本質上是極權統治與被統治的緊張。文革之前官僚體系對毛的無法無天稍有轄制,遂成為毛發動文革的動因之一,因而毛才是始作俑者,官僚集團不過是執行他的意志、而後又作為他發動文革的靶向而已。所以,所謂「人民文革」、「大民主,大自由」都是不存在的:被動員、被驅使、被裹脅而參與其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工具和炮灰,何從談民主與自由?
歷史共業需要全體人民的共同承擔,施害者、協從者、受害者、互害者都需要更多的回顧和認知。災難和痛苦唯有進入集體記憶和公共討論,才能成為整個社會的經驗教訓。

不反思,永遠走不出罪惡的淵藪
在文革結束四十年後的今天,文革後遺症仍然存在,甚至還有人在召喚文革的陰魂。當年薄、王在重慶的唱紅打黑,讓人清楚嗅到文革的氣息;對言論、出版、研究的嚴格控制讓人感受到與文革非常類似的方式,甚至一些官方話語都與四十年前如出一轍;對不同政見甚至不同意見的兇狠攻擊、打壓甚至法辦更是將文革一幕直接推到人們眼前,以至許多人開始擔憂文革再度發生。
在當下的反腐運動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舉報文字:「對這些人渣、垃圾,最根本的還是發動群眾,還是文革,還是把狗東西批倒鬥臭,讓他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對此有人提問:這不是文革的方式嗎?「各種積怨都可藉政治施放,就看誰能搶佔意識形態話語至高點,這就是文革。」
看到「群眾運動」、「批倒鬥臭」、「徹底搞臭」一類的字眼,讓人有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文革似乎真的呼之欲出了。經歷者會感到脊背發涼,人們難免心驚:文革要來了嗎?文革會來嗎?文革離我們有多遠?這種擔憂不難理解,但我想說,就現實而言,文革不會重演,當下的種種迹象和一些人對文革的召喚,只是對文革拙劣而醜陋的模仿。理由是,當今世代,文革的基礎和條件已不具備。
不難理解,文革不是突然發生的,前十七年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方式將「革命」推至高峰,文革是運動式統治達到登峰造極時的產物。而文革之所以能夠全面鋪開,達到「全國山河一片紅」,有着計劃經濟的基礎和總體性社會的條件以及閉關鎖國的環境。這意味着,全黨全民無可選擇,只能跟着走,「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過程中加深理解」(林彪語)。無可選擇即只能在「活着」還是「不活」之間做出選擇。而在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的今天,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已基本確立,單靠意識形態話語無法綁架所有人走回頭路。雖然文革悲劇並未真正得到全面清理和認真反思,召喚罪惡幽靈的聲音也從未中斷過,但畢竟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已經判定了文革的基本性質,國門已經打開,互聯網將全球連接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扼住人們生存命脈、能夠迫使人們捲入運動的經濟基礎已不復存在。
雖然文革實際上難以重現,但我們仍不可掉以輕心。值得我們關注並思考的是,文革悲劇雖不至重演,但文革毒素卻並未肅清,文革思維和文革邏輯並未走遠:否則,為何未曾經歷者也諳熟這一套?為何輕易就用文革方式表達或行事?人們又為什麼動輒祭起文革的旗幟?以意識形態話語為器攻擊他人或討要公道?
對於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沒有在呈現真相、釐清邏輯基礎上的徹底清算和深刻反思,認知錯誤和觀念混沌就在所難免。對歷史認識的扭曲、混亂必然導致整個國家和國民是非不明,對錯不分,認同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這意味着,文革的土壤未被清理,文革重演的隱患就依然存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以後,在一個日益告別傳統邁向現代的社會中,「運動」,作為社會動員和社會治理的機制並未終止,中國的城鄉社會在許多方面依然保持儀式化運作、運動式治理的傳統路數。而且「運動」意識也並未在人們心中消失,以紅色話語和偉大旗幟包裹私貨和欲念,為速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甚至不惜以作惡方式借助公權力打壓對手剷除異己等屢屢可見,這說明現代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文革遺存並不是遙遠的天方夜譚,而將人們拉到「運動」戰車之上和捲入車輪之下的社會文化基礎也並非不復存在。
運動式治理,是以文革方式反對文革體制造成的弊端,其實這種方式並非發端於文革,也不會終止於文革,毋寧說它是一種以惡制惡的方式,而作惡機制一旦起動就難以中止,其結果無異於緣木求魚或南轅北轍,終不免害人害己。
文革更為長久的影響和令人更為擔憂的是,文革思維與文革方式,作為一種毒素對整個社會的污染和對人們精神世界的毒化。這種污染和毒化帶來的後果未能及時得到清除,也從未有過認真的反思,因而其惡果可能導致萬劫不復。文革再清楚不過地表現出制度之惡與人性之惡如何相互建構、相互促成;制度、文化與人性陷入惡性循環;遺毒入骨,暴戾、奴性、欺騙成為政治基因。在文革發動已經半個世紀的今天,從根本上清理和反思更是迫在眉睫。
我們距離文革有多遠,取決於我們的觀念、思考以及我們如何行動。
(作者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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