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少數人的權利嗎? (曾瑞明)

筆者早前上港台節目《哲學有偈傾》,跟融樂會副主席吳靄儀女士和主持人談「關鍵少數」,獲益良多。意猶未盡,為文再談這議題。
談少數權利,不能不談平等原則。不過,李天命先生在《從思考到思考之上》曾說爭取權益的人士不應運用平等原則來爭取。比如讓殘疾人士有專門的停車位,其實是基於「不平等原則」,而非「平等原則」。
若基於「平等原則」,人們可反駁道︰「大家都是人嘛,應該得到平等對待,誰也不應該有特權!又不是我把你弄成傷殘的,你多拿福利,就是對我不公平。」當然,李先生不是叫我們不理會弱勢人士,他我們運用「人道原則」。
這其實頗反映了我們對平等和歧視的錯誤看法。首先何謂平等對待,並不僅考慮我們是抽象概念上一模一樣的人。具體的人,種類繁多,有些人是少數族裔、有些人是殘障,有些人是性小眾,有些人有宗教信仰。不同的人,不同的群體,會有不同的需要。我們說的平等對待,是要對不同合理需要的平等對待。有一些需要是普遍的,例如營養、學習和健康等。但對它們的詮譯是不同的,比如伊斯蘭教的朋友跟我們都要營養,但他們不吃豬。殘疾人士跟我們都要運動能力(mobility),但我們可以隨便乘港鐵,而他們未必能,故此,有更強的理由要求專門的停車位。

少數族群有否特別權利?
另一方面,若依李先生建議,訴諸「人道原則」,卻也不能建立法律上的訴求。比如我以人道理由捐錢給窮人,跟我交稅來保障窮人有基本生活水平是不同的。因為後者確認了他的權利,意思也是我們有法律或道德責任去保障他的福利。有這責任,不是因為我們將傷殘人士弄成傷殘,而是因為我們身處同一個社群。如果根據人道原則,恐怕我們會把自己看成善長仁翁。
少數族裔是香港居民,部分更是生於香港且數代扎根香港。他們跟我們一樣,應享有香港居民的權利。如果不用權利的語言,而是基於人道理由,政府關心少數族裔會得到讚賞,但不做什麼也無從譴責或者以法律追究。我們會無法求政府立法或者提供資源予這些人士。
在節目裏未有好好討論的是,少數群體有沒有特別的權利?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少數權利的緣起︰當哈布斯堡王朝、俄羅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崩塌後,新的獨立國興起。種族上是匈牙利的但在羅馬利亞,種族上是德國的,卻在波蘭。民族國家其實往往是多種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德國以「保護少數」為由,揮兵波蘭。有這經驗,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一九一九年甚至說高舉少數權利是有損和平的。
一些新興國家如加拿大最初對原住民的態度,也都是要他們融入、適應。不過大家慢慢意識到少數族群有其特別權利。一九八九年,聯合國專門機構「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在《第一六九號公約:原住民與部落人民公約,一九八九年》就指出:「我們要各國政府應在原住民與部落居民之參與下負責推進配合良好之有系統行動以保障此等居民之權利並保證尊重其完整性」、「在尊重其社會與文化特性、傳統、風俗與習慣之前提下促進此等居民之社會、經濟與文化權利之充分實現」。二○○七年的《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申明「土著人民與所有其他民族平等,同時承認所有民族均有權有別於他人,有權自認有別於他人,並有權因有別於他人而受到尊重。」有別於他人,並不只土著適用。事實上少數權利的討論,還牽涉全球化下因移民盛行而在一國出現的少數族群。

應保護少數族群的文化和語言
我們所說的權利(rights),往往都是以個人出發的。因此,很多時候我們談的都是普遍的人權,如生存權、言論自由、宗教權利等。我們只是用「大家都是人」來作考慮,但忽略了大家是「不同種類」的人的事實。另一方面,權利往往是在一個國家裏實現、保障。然而國家並不是單一文化的,也不是單一民族的。據統計全球一八四個獨立國家中,其實就有六百個不同的語言群體和五千個族裔。
少數族群有兩個身份,一是國族的,一是自己種族的。國族身份往往要用國民教育、統一語言來建構,當中和少數族群運用的語言就會有一種張力。遠的不說,「推普廢粵」應讓我們明白什麼叫做少數權利。你不能只說我不歧視你用廣東話,事情就解決了。這是因為在考試、求職的層面如果都用普通話,生活裏用廣東話的會處於弱勢,慢慢這個語言群體也會崩塌。死的語言就是沒有群體用的語言。
爭取少數權利的,並不止於免受歧視,而是希望有實質的安排和政策去保護他們的獨有文化和語言。即使他們未必反對「融入」,但也反對「被吞」。香港少數族裔爭取中文作為其第二語言政策其實並不是苛求。更進取的,會要求讓他們的語言作法定語言。另外,他們也會爭取在政府或立法機關有人保護和代表他們的聲音。根據定義,他們一定是少數,如何能保障他們?所以他們往往需要有特別的安排,甚至需要「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比如美國一些大學,就劃定了一些名額給非裔和墨裔的申請者。當然其他申請者如沒有平等的整全圖像,定會說這是不平等、不公平了。
說回香港,當少數族裔在香港教育體系裏,因中文成績而註定失去升讀大學的資格,更令他們的社經地位難以提高,獲得發聲的機會更難。名義上不被歧視,實際上難以跟主流的人有平等地位。給他們所謂「特別待遇」,也不離平等的考慮。
討論少數權利,既讓我們反思少數是否簡單的「服從」多數,也讓我們思考現代民族國家如何能真正地尊重、容納,甚至提倡多元文化。
(作者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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