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三十年或從宜黃開局 (曹景行)

  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本來,每年九十月中共召開中央全會像是規定動作,今年要討論通過的議題也早就定下,即明年要開始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十二五規劃)。甚至連十二五規劃的基調,也已經確定為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主要涉及經濟領域。

「包容性增長」是五中核心?

  但是,臨到五中全會快舉行的時候,北京政壇卻出現一些不同尋常的動向。首先是總理溫家寶在國內外不同場合,多次呼籲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其頻率和姿態之高令人感受到一種迫切感。許多人把注意力放在高層分歧上,以為政治體制改革只是溫一人的主張,而且不為其他人贊同。但實際未必如此,在深圳特區三十年的紀念活動期間,胡錦濤也提及政治體制改革。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要改、改什麼、怎麼改,有多大的改革空間。這就需要五中全會作出回答。

  就在全會舉行前的一個月,胡錦濤出席APEC的一次會議,致辭的題目中首次出現了「包容性增長」一詞。接着,北京高層智囊人物紛紛解讀其中的含義,顯示這一概念將成為五中全會的核心,有人甚至認為其重要性同胡錦濤剛擔任總書記時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相仿。

  令外界奇怪的是,五中全會的公報中並沒有使用「包容性增長」一詞。但公報強調:「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統籌兼顧,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簡言之,未來中國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核心是要加強公平正義,讓更多人從經濟增長得到好處,保持社會均衡發展。這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更要涉及社會結構的全面變革,政治體制當然成為關鍵。

保增長導致國企勢力擴張

  中國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本來是二〇〇六年開始的「十一五規劃」的核心內容。不料二〇〇八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中南海的決策重心,保增長又成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務。

  但實際上,保增長的另一個結果,是各種掌握權力的利益集團,尤其是壟斷型的中央國有大公司和地方政府,不僅偏離了經濟轉型的方向,而且藉中央投入巨額資金刺激經濟,進一步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和獲利優勢,也進一步扭曲了中國經濟結構和分配結構,激化多種社會矛盾。

  中國經濟和社會都在迅速發展和變形,但現行政治體制卻越來越無法「包容」——地方政府主要考慮本地的GDP和稅收,壟斷性的國企主要考慮自己的經營和獲利,由此形成的利益群體在國民財富分配中獲取了越來越大的比例。

  以鋼鐵業為例,中國鋼鐵業的產能已達到七億噸之巨,實際需求大概只有五億噸,國務院已要求各地加快淘汰落後產能,尤其是那些高耗能、高排污的中小型鋼鐵企業。但這兩年下來,由於中央「四萬億」刺激經濟的巨額投入,市場需求大旺,許多本來應該下馬的企業在地方政府的保護下繼續開工。好些個省份還以「億噸大省」為發展目標,在結構調整的名義下擴張國有鋼企,大力兼併、排擠民企。

上層建築阻礙生產力解放

  「十一五」開局那年,筆者在人民大會堂的「兩會」記者會上向發改委、科技部的官員提問﹕「『十五計劃』的節能減排目標沒有達到,『十一五』會不會也是如此?」他們信誓旦旦保證,「十一五」一定會採取更加有力措施,把節能減排作為硬指標。但到了今年下半年,中國多個地方出現破壞性的大規模限電,企業不分行業,不管是否高耗能,每周必須停產數日,甚至連老百姓用電都須如此。

  原因就是地方經濟上半年繼續擴張,現在接近年底,如果地方政府年內達不到節能減排指標,官員可能會丟掉烏紗帽。至於企業被迫自己購置發電設備,消耗更多能源,排放更多廢氣,老百姓日子難過(甚至有些地方所有空調都不許開),就不是地方政府所關心的了。

  如果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當前的政治上層建築,在許多方面已經成為生產力進一步解放的阻力。就拿當前人人議論的房價高漲問題來說,它實際反映的是社會利益嚴重分化和分配結構越來越不合理,但任何改變都必然要突破現存利益架構,談何容易?

  更為嚴重的是,近幾年來,不受約束的權力在「維穩」的名義下放肆侵犯公民的憲法權利,行政權力非法強行剝奪農民土地、強行拆除居民住宅,由此引發的官民衝突此起彼伏,已經成為社會中日益積累的不滿情緒的爆發點,同時也引發社會輿論的強烈憤怒,通過互聯網廣為傳播,相互激蕩。

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最新的典型案例發生在江西省的宜黃縣。九月十日,當地政府為建造新客運站強行拆除一戶民居,引發居民自焚三人嚴重燒傷,此後一人死亡。十六日,當事者家屬要到北京接受媒體採訪,宜黃的黨政一把手居然帶了數十人馬大鬧南昌機場,硬把他們截回去,不料引爆了全國規模的微博大傳播和大「圍觀」,終於驚動中央,導致縣委書記和縣長於十月九日下台。但事情還未完結。十月十二日,有位「宜黃官員」在網上發表了一篇轟動全國的博文,為宜黃政府和官員辯護:「如果因為這一事件導致正在進行中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停頓,那麼宜黃的發展可能後退五年」;「強拆問題全國普遍存在——從某種程度上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我國的城市化,沒有城市化就沒有一個『嶄新的中國』,是不是因此可以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對於此文,網上一片討伐,但它確實說出了不少官員的心裏話。在他們的理念中,所謂的發展需要可以凌駕於老百姓的利益之上,可以凌駕於憲法之上。而且,在這種不顧一切的「發展」中,還夾雜着大量的特殊利益,例如宜黃官員非要拆掉那戶民居不可,就是為日後建商務酒店騰出地盤。而宜黃官員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出的冷酷和文過飾非,顯示出一種可怕的「異化」。

  中共「五中全會」正是面對如此巨大的挑戰,正面迎戰還是繼續迴避?實際上,答案越來越清晰。全會公報就表示:「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使上層建築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變化」。

  真要下決心推動改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依照憲法約束權力和特殊利益,改變分配結構,調整和平衡社會各階層的關係,至於叫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包容性增長」,並沒有多大區別。宜黃事件已經把問題的癥結挑了出來,五中全會要為中共的第三個三十年開局,不妨就從宜黃着手,以明確的事實告訴世界:一個嶄新的中國一定不是靠強拆而建成的。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