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能否用時間變空間?--也談「十九大」有關香港問題 (劉銳紹)

特首林鄭月娥發表她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重點是民生、經濟、青年等社會問題,政治和民主議題則較少。新聞界進行檢索,發現在《施政報告》裏提到青年的字眼有七十七次、房屋三十九次、「一帶一路」三十四次、「大灣區」二十八次、《基本法》十六次,但提到民主則是零次。明顯地,這是民生、經濟先行的理念,用內地的話說:「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這也許是北京和林鄭月娥的策略,反正政治問題不可能一下子解決,倒不如從易到難,先解決力所能及的民生和經濟問題。況且,民生和經濟問題也不是容易解決的,必須投放百倍精力,才能逐步奏效。
綜觀眼前形勢,在未來兩年多的時間裏,官方認為政制改革方案沒有急需處理的必要,因為有關二○二二年的特首選舉和政改方案,最遲可以等到二○二○年才需要研究。雖然泛民人士不斷要求馬上重啟政改討論,但兩年後才討論政改,既符合法律程序,也符合官方的時間表,同時也有足夠的時間創造輿論,遊說市民。所以,倒不如在未來兩年多的黃金時間裏,努力搞好民生和經濟,在最大程度上爭取民心,待民意肯定官方成績後重啟政改討論,才是最有利於官方的做法。

創新科技的方向值得肯定
從實效的角度看,這是「用時間買空間」,或「用時間變空間」,在政治和管理學上司空見慣。記得當年英國跟中國談判香港問題時,先行多方研究和摸底,決定在「攤牌」之前派麥理浩來港,推行十年房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重建警民關係,努力改善民生,旨在爭取香港民心,作為跟中國談判的籌碼。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駐英採訪時,麥理浩親口向我承認了當年的盤算,並說改善香港民生與「六七」(左派暴動)毫無關係。可見,這種策略無中外之分,林鄭月娥照辦煮碗,並無不可,只要大部分老百姓接受就可以了。由此判斷,未來一段時候官方將努力避開政治爭議,泛民可能陷入低潮,仍須艱苦奮鬥。
不過,雖說集中精力於民生和經濟問題,但絕不容易解決。例如過去積累多年的官商關係問題,已是十分棘手的了。況且,這不單是香港的內部問題,還涉及香港財團與內地政商界的關係;一些「有牙力」的人士過去經常「告御狀」,「跑關係」跑到北京去,還在北京設有據點,逐步形成牢不可破的關係網。光是這一點,已考驗林鄭月娥的魄力了。

配合特首的融和工作
按目前香港的經濟形勢,不是沒有發力點的。我不認為「一帶一路」和大灣區規劃是靈丹妙藥,這跟老百姓的關係不大,但政府可以發揮(而且要主動發揮)調節大財團與中小企的協作關係。在林鄭月娥首份《施政報告》中,創新科技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方向,但只屬於急起直追的內容(深圳約四成GDP來自高科技,研發經費佔GDP百分之四以上,香港則百分之一也不到)。所以,香港還是要依賴獨特的金融和擴大國際有信心的檢測認證優勢,才能發揮內地城市不能替代的作用。
此外,雖然努力減少政治爭議,但政治爭議仍將不絕。例如,立法會議事規則的爭議,正是建制派趁勢進一步搶奪控制權和話語權的機會,北京和港府不直接介入,但也樂觀其成,這是根本立場所決定的。還有,對「反對派」和異見人士的政治壓力也不是港府多說幾句「創造和諧」就可以變得風平浪靜。林鄭月娥跟泛民議員吃飯後翌日,馬上變動政府在立法會的議案次序,為「一地兩檢」開路;泛民認為這是「斷橋未修,炸彈再來」。
《施政報告》提出對青年的「三業」(學業、就業、置業)和「三政」(議政、論政、參政),是可以解決部分青年問題的正確方向,但青年人的意見和建議,尤其是政治方面,能否由建議變成真正落實的政策呢?可謂舉步維艱,需要雙方共同透過時間創造空間。
談到空間,也許還要看更闊的層面,必須問以下問題:一種意見認為要給林鄭月娥多點空間,但泛民反問她又給對方多少空間?北京在政治層面給她多少空間?即使北京在她上任前曾承諾的空間,但是否真正落實?近期不少事件說明,政治空間不是香港決定的,而是北京掌控的;雙方對「空間」的理解是否相同?是相對廣闊的空間還是鳥籠的空間?在中國的政治現實裏,都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清楚的;這是最根本的政治利害和實力問題,其後才是政治氣魄的問題。林鄭月娥的思維和能力(包括敢不敢、懂不懂「擦邊球」)是否可以超越這些範疇?
據了解,內地近來也有一些部署「配合特首的融和工作」。林鄭月娥公開與泛民人士接觸,增加到立法會的次數,親自接收泛民請願者的信,都符合她的性格和工作需要,但這些只能細水長流地做,她也明白難收立竿見影之效。與此同時,內地的智囊也嘗試接觸香港的「反對派」,包括「激進的青年」,用青年對青年。有關方面希望「多管齊下」,用未來兩年多的時間換取較大的空間。
我不一概否定這些方法,過去也作過不少努力。但必須指出兩點。一、上述建議早在二○○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提出,但重重波折,沒有執行,後來更慢慢變成「了解敵情」的工作。有關方面重點關心的是「哪些青年人被外部勢力拉過去了」,甚至成為「外國搞亂香港的代理人」。這種思維實際是把對外的敵我矛盾(國際鬥爭)放在對內的人民內部矛盾之中,這種「左」歷久不變。二、融和工作過去沒有持久地進行,而是偶一為之。例如立法會全體議員到內地公開接觸和交流,由二○○三年至今不超過六次,每次接觸都是浮光掠影,統戰成分遠遠大於融冰的效果。

「全面管治權」的份量
這些事情涉及香港與內地關係,不是林鄭月娥可以單方面處理的。這又令人想到中共「十九大」,習近平在報告中談及香港問題時,強調要「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權」。這種提法不是第一次出現的,但在全體黨員代表大會上提出,明顯增加了「全面管治權」的份量。這裏引伸了兩種含意:其一,習近平認為過去對香港的管治「未夠全面」,在某些方面(例如國家觀念、預防外部勢力)出現薄弱環節,導致今天管治困難,才要牢握全面管治權。其二,回歸初期可以較寬鬆處理香港問題,因要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在經濟上也要藉助香港;但現在形勢變了,台灣不接受「一國兩制」,內地經濟勢頭今天反而比香港強勁,因此可以由(透過特首)間接管治變成中央直接全面管治,在政治上只留一些無關宏旨的空間。
從北京的角度看,這是中央話語權必須得到充分的尊重,同時認為中央亮出了底線就不能碰,誰碰就要擊倒誰;此乃高層的「底線思維」。可是,什麼才是真正的底線?而且北京的界線經常下調,低處未算低,港府作為下級,有些決策的空間逐漸縮小,有時也無所適從。例如,最近香港電台蘇敬恆申請成為政治助理,拖了很久未有最後定案。其實,如果港府認為條件不合,大可直接否決申請,但林鄭月娥在記者多次追問下也不多談。坊間傳聞內地有人對蘇敬恆不放心,但無法核實,未能作準,卻已構成「全面管治」無限上綱的信任障礙。
此外,內地某些智囊已向北京建議,日後中央對港府的常任秘書長也可擁有「推薦權」。此議實際是鑽空子,如果成真,雖然沒有違反《基本法》,但客觀效果就是把「全面管治權」覆蓋了特區政府的權限範圍,削弱了「兩制」的空間,因為《基本法》沒有要求常任秘書長也由中央任命,特首委任就可以了。但試想,中央如果推薦常任秘書長的人選,特首會拒絕嗎?這豈不是間接令北京擁有常任秘書長的任命權?
上述兩例,令人無法準確拿捏北京要管到什麼程度才算「全面管治」?不少人期望,習近平在「十九大」後權力將會更穩固,這一點毫無懸念,應該有足夠的信心來駕馭一切,有些問題的尺度可以寬鬆一點。這絕對有利於林鄭月娥爭取時間,搞好民生。
從民主派和老百姓的角度看,未來仍要努力創造接觸的契機,不能因為一根螺絲釘生了銹就把整條橋樑拆掉。我經常說,互借東風,進退有度,在關鍵時候作出不失立場的彈性處理。這是政治技巧的一個竅門,也是一道活門,必須看各方(尤其是官方)能否靈活掌握了。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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