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釋的邊界在哪裏:文革與歷史書寫(沈秀貞)

貴刊二○一六年五月號載韓少功題《文革權力的分配與競爭》的文章,該文試圖以十九、二十世紀經濟學的邏輯解釋文革現象。韓指參加文革的群眾都是若虛若實的逐利者,他將文革一波又一波的鬥爭,演繹為如當今投機市場的廝殺,具諷刺時弊之意。他指,「一個人只要稍有想像力,幾乎可把經濟學的全部用語掄上來,用於這個符號生產和消費的全過程,得出權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系列恰當描述。」他如此演繹文革,是要將文革從神劇還原作常情和常識。此外,韓亦就文革進行後現代思考,說當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下的社會現象,是上承反右運動及階級鬥爭的文革逐利意識的伸延,若虛若實的逐利者追逐符號多於一切意義。
同期林崗撰寫的文章,誇獎韓的文革小說書寫有大破大立的創意,但他同時提出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應如何設定闡釋歷史的模式,有什麼原則。林崗提及歷史的取向視乎命題,似是質疑多於認同,因為他隨後指出,無論新社會制度如何鼓勵利益博弈,呼喚的人(指毛澤東)是無法繞過的。他提問,對歷史制度解釋的有效邊界在哪裏。林崗的問題,也是研究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歷史的弗里德蘭德(Saul Friedlländer)所關心的議題。粹德國屠殺猶太人歷史經半世紀的研究,已成為專門學科,弗氏的觀點可供參詳。
弗氏是加州大學史學教授,父母死於集中營,年輕時支持猶太人復國運動,後致力和平。二○○八年以《納粹德國和猶太人—種族滅絕的歲月 一九三九—一九四五》獲普立茲非小說作品獎。弗氏反對以歷史分期和線性發展解釋諸如大屠殺的歷史事件,即將事件歷史化,置於二十世紀德國,由帝國至戰後福利社會,及至國家社會主義的體制發展進行解釋。弗氏認為,此方法的前設轉移了研究焦點。哲學層面而言,工具理性,即命題和前設已決定了所謂理性分析的方法,是十九、二十世紀工業社會自圓其說的理性策略。海德格爾便認為,工具理性的框架設定,是對人類精神最大的威脅,因為以某規律衡量一切,無疑是窒礙了其他可能性。納粹德國殲滅猶太人是「非常」事件,不是亦不能以歷史常規解釋。把事件常規化會令史學家遺忘納粹黨的罪行。弗氏特別提醒,納粹德國時期正正就是將種族排斥和常理混淆。
弗氏的歷史著作納入各方資料來源,有德警紀錄、電影、回憶錄和個人的經歷;也納入各參與者的觀點,包括德國平民、黨活躍分子、軍事人物、受害者和生還者。弗氏的研究發現,德國的中產知識分子群,對大屠殺前納粹黨逐步排斥和迫遷猶太人竟視若無睹。更讓人費解的是,五十多萬的猶太人口大部分竟默然接受被逐步迫害,無打算離開德國。令人不寒而慄的是,除少數聲音外,社會一切如常般運作。

給死者的補償
美國康乃爾大學研究歷史書寫和創傷的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教授,非常欣賞弗氏夾敍夾議的歷史書寫方法。拉卡普拉指出,解讀諸如大屠殺如此極端、不可理喻的歷史,應着重實證理性,求實證的過程固然要客觀抽離審視素材,然亦必涉及敍事者的情感和道德判斷,尤其令人對所謂啟蒙精神進行反思,因為屠殺事件反映了人性的扭曲,令人質疑普世價值諸如人類尊嚴的存在。然以批判精神思考歷史問題並以之為鑑,亦不失為新啟蒙精神的發揚。拉卡普拉認為,歷史書寫不單是尋求救贖。除了尋求新發現,以釐清問題,亦具有悼念作用。批判和思考負面境界昇華(negative sublime)的歷史事件,也是給死者的補償。
德國的去納粹化和民族懺悔,是在言論自由的先決條件,配合資料開放,納粹犯判刑和知識分子的承擔下進行。當下文革歷史檔案仍然封鎖,討論是禁區,然参與者、見證者都已屆暮年,為他們的見證作記錄日見迫切。近期出版的《我們懺悔》,參與者有曾殺人者、搖旗吶喊者、旁觀者;有認為上層政權不會悔過,故懺悔是自行救贖、洗滌靈魂;有認為懺悔不可濫用,罪責未清、真相未明前,要人人懺悔,有為作惡者開脫的反作用。然而,此刻的回憶、記錄、反思、懺悔,都有向當下企圖遺忘或復甦文革的勢力說「不」之意,亦可為未來一天文革資料解禁而得以展開的全面研究作準備。
(作者為香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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