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基礎在拉鋸中躑躅 (劉銳紹)

上月香港有兩宗覆核案件,不單在本地引起爭論,在國際上也引起關注。一是反對新界東北發展方案的十三人被改判入獄八至十三個月不等;二是領導二○一四年「雨傘運動」的「雙學三子」(學聯的周永康、羅冠聰和學民思潮的黃之鋒;上述十六人合稱「十三加三」),原被判社會服務令和入獄緩刑,但被改判即時入獄六個月至八個月不等。律政司要求覆核這些案件,正值香港政治急劇轉變之中,令部分市民對香港的法治基礎產生疑慮。隨着香港傳媒不斷被收購和收編,教育內容愈來愈按官方引導的方向發展,法治已被視為維護香港價值的最後堡壘。法治基礎會否失守?成為觀察「兩制」能否維持的一個指標。

法律可能變成政治目標的外衣
其實,討論這些問題,一向都有宏觀和微觀的不同角度。官方不斷強調「一國兩制」不變形,不動搖,不走樣,又說香港的法治制度不會改變,也沒有理由變,但這些只是從宏觀角度概略而言;當遇上一些敏感和政治性事件時,就可能出現另一種情況。習近平二○○八年來港視察馬術場地時已說過,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該互相配合,意指司法並不完全獨立。其後,官方不斷強調香港是行政主導,背後的含意更可想而知。各位只要對比今天港府和律政司的側重點,就可以自行作出判斷了。
就上述兩宗覆核案件,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不斷澄清沒有任何政治因素在內。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罕有地發表聯合聲明,指未有任何跡象顯示覆核的判決是建基於法理和法律以外的因素。不過,我對袁國強的話不敢盡信,甚至不敢相信,而兩個律師組織的聲明,只是就技術處理的層面而言,就法論法(這一點可以理解),但未有觸及法律本身的內容與如何運用法律條文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也不碰政府正利用法律的實質。須知法律條文盡量寫得細緻和周全,但它畢竟是死的文字,怎樣應用和抱着什麼動機運用才是活的。所以,兩個律師組織的聲明只孤立而論一點(覆核的案件),變得空泛和抽離現實。事實上,近年來愈來愈多事例反映,官方正加強利用手上的政治、立法和檢控的權力,採取法律行動,然後讓法律成為落實政府目標的工具和手段。換言之,法律有可能變成政治目標的外衣。這種傾向在一般案件中不明顯,但在敏感和政治性的案件中已逐漸浮上水面,而且官方似乎愈來愈不怕民意反彈,正在努力創造既定事實,讓市民慢慢接受。

「不管你,不管理。」
以「雙學三子」的案情為例,是否需要覆核?在律政司內部也引起爭議。路透社透露,律政司高層最初建議不上訴,但司長袁國強堅持覆核,最後成為事實。在此引述熟悉法律運作的香港大學法律學者張達明的意見:「我同意律政司有關同事對應否提出刑期覆核有分歧意見,『一點都不奇』,亦可以是健康的表現。但我認為問題關鍵卻是為何律政司司長要親自過問這案件,否決下級同事的建議(若路透社所引述的消息是正確的?)
「一般的情況,就刑事案件的判刑應否尋求刑期覆核,在實際執行層面上拍板作決定的應該是刑事檢控專員,律政司司長不會實際參與決定。特別是現任律政司司長精通的主要是民事商業方面的法律,刑事案件並非他的專長。再加上有關案件涉及特區政府及眾多示威人士的政治爭拗,為免在決定是否尋求刑期覆核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滲入政治考慮(或被外間誤會有政治動機),律政司司長更應避嫌,全權交由刑事檢控專員及他的團隊在實際執行層面上作最終決定。」
袁國強沒有正面回應或直接否認路透社的報道,顯得有點閃縮,而他是問責官員,權力來自特首提名和中央任命。當然,外界無法證明他的判斷是否受此影響,但他的姿態令他所說的「沒有政治考慮」、「不可能存在任何政治動機」變得蒼白。況且,部分當事人已履行最初的社會服務令判決,袁國強也拿不出強而有力的必須覆核的理據。
港府通過法律來達致施政和政治目的,近年來愈見明顯。例如高鐵的「一地兩檢」,港府使出「三有」政策,即「有權、有利、有先例」─全國人大有權通過法律賦予內地部門在港行使權力;強調高鐵和「一地兩檢」對香港有利;香港部門獲授權跨境在深圳執行任務已有先例。可是,這「三有」卻掩蓋了其他還未弄清楚的問題,例如跨境執法的權限在哪裏?種種跡象令人感到,官方只求趕快落實「一地兩檢」,並不着重用理據說服市民。這種決策模式和文化愈來愈向內地靠攏。至於西九龍文娛區的故宮博物館,更避開正常的諮詢程序,採取快刀斬亂麻、決策後才公布的方式。這些事例完全驗證習近平二○○八年來港時說的話,也印證了內地官場近年流行的兩句話:「不管你,不管理。」「創造既定事實讓你們(香港人)適應回歸。」

「秋後算賬」與「撥亂反正」
按這種勢頭發展下去,確令人擔心司法制度會出現異化。按眼前可見,法庭的裁決仍然是獨立進行的,我不質疑這一點。即使近來有報道指主審法官曾出席某些有政治性的場合,我暫時也不會以此作為「司法已經不獨立」的論據。但在案件拿到法院之前,檢控方怎樣處理和準備案件?控告什麼罪名?拿什麼證據到法庭去?怎樣運用法律的側重點?都是法院以外的事情。正如孟子所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內地,官方明言「法律也要為行政服務」;在香港,暫時未有這樣的表述,但跡象卻若隱若現。我從來不會聳人聽聞,但上述情況確令人擔心和警惕,香港政治正加速質變,早晚會出現「政治雪崩」的局面。眼前,法律的基礎正在拉鋸和掙扎中徘徊、踟躕、躑躅;如法治的根基也在動搖,官方的權力(包括好心辦壞事的權力)就更無所制約了。
按「十三加三」的經歷推算,未來將有更多這類政治案件出現,圍繞這類事件的爭論,以及宣傳戰和輿論戰將會持續;反對檢控的人士認為這是「秋後算賬」,支持檢控的人士認為是「撥亂反正」。無論如何,這令我想起五十年前的左派暴動,當時我是十三歲的「小鬼隊」。在此,我無意詳細分析比較,只說一點:兩個年代都有一腔熱血的年輕人參與行動,同樣出現「YP仔」(Young prisoner,即少年犯)。如何令青年人的先鋒作用轉化為有建設性的後繼力量?各方適宜多思考,官方更必須思考。歷史證明,光是打壓,只會適得其反。如果官方不分清紅皂白地打壓,而不善用引導的力量,也會引起更大的反彈。

官與民之間都在維權
除了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之外,我也想起親身在北京經歷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和「六四」鎮壓。對比一九六七、一九八九和今天的學生和社會運動,官與民之間都在維權。官方的重點是「維(護政)權」(包括以法律手段平定局勢而同時維護政權的利益),港英政府如是,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如是。民間的維權則較着重民間的主流意見,但也要注意避免以下問題:知勇而不知謀,知進而不知退,知己而不知彼,知義而不知法(指法律的複雜性和濫法的險處),知眼前現象而不知歷史教訓。這一切,都要講求一個「度」字,在此難以一一討論,但這些都是我親歷多次重大事件後的感想。我絕對不想中國人繼續內耗,更不想出現一代又一代的「YP仔」。
最後,從「十三加三」令我想起一些中外歷史人物。他們都能頂過低潮而用理性的方法創造高潮,由浪底轉到浪尖,推動歷史向前發展。例如坐了二十七年政治牢獄的前南非總統曼德拉,還有波蘭前總統華里沙、東帝汶前總統古斯芒,都經歷磨煉。此外,還有長期被軟禁的緬甸昂山素姬,中國歷史上也有曾經流亡的孫中山,以至早期的共產黨人,都經歷過艱難困苦,關鍵是他們能否迎難而上和不變質。有鑑於此,只能奉勸官民各方都要看透歷史。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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