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之殤:《炎黃春秋》停刊後訪社長杜導正 (原 野)

七月十七日,《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發出停刊公告,指《炎黃春秋》的主管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在七月十二日單方面違法撕毀該院與《炎黃春秋》雜誌社簽署的協議,宣布改組雜誌社領導機構。「炎黃人」認為,此舉嚴重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賦予公民的出版自由。雜誌社社委會經過討論後,一致決定即日起停刊,重申此後任何人以《炎黃春秋》名義發行出版物,均與該社無關,是違法行為。雜誌不停辦公,繼續走法律程序訴訟藝術研究院。記者走訪北京協和醫院內科二○三病房,見到躺在病牀上的杜導正,他雖然吸着氧氣,但仍然精神,說起《炎黃春秋》被迫停刊一事,不無憤慨。

停刊不停社,進行法律訴訟
記者原野(下稱「記」):為什麼決定讓《炎黃春秋》停刊?
杜導正(下稱「杜」):在本質上,我們的班子被換掉後,《炎黃春秋》就不是原來的《炎黃春秋》了。我們是被迫停刊的。
中宣部和藝術研究院希望造成一種「順利交接,平穩過渡」的假象。不讓他們打着《炎黃春秋》的旗號出版五毛刊物。這就是我們停刊的本意。
他們一定會拿我們的刊號繼續出版,也許封面和排版都跟現在一模一樣,因為他們力求看上去和原來的一模一樣,以減少社會震動。但是,無論怎麼裝扮,即使不辦成另一本《求是》,將來的《炎黃春秋》決不可能是我們今天的《炎黃春秋》了。藝研院的新班子與我們這批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和民主轉型的人,完全不是同一類,他們無膽無識,沒有脊梁。從此,有炎黃,無春秋。但是目前我們停刊並不停社,繼續進行法律訴訟。
記:我讀過《炎黃春秋》跟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協議書,裏面明確指出雜誌的人事權、財務權、發稿權都是自主的。現在他們是單方面廢除雙方協議嗎?
杜:是的,當時他們不簽署這個協議,我們決不會同意被藝術研究院主管,就會宣布停刊和解散雜誌。豈料不到兩年,他們就公然撕毀協議,迫不及待搬着鋪蓋卷佔據我們的辦公場所,偷竊網站密碼,佔領財務室。趁着雜誌實際負責人胡德華在外國和小女杜明明(《炎黃春秋》秘書長)出國治病不在我身邊之際搞偷襲。我以為文革又要重來了!他們無視習近平多次強調的依法治國、依憲治國,非法佔《炎黃》的,是非法入侵者,因此,我們會進行法律訴訟,維護權益,不論結果是什麼,我們都會堅持訴訟下去,即使失敗了,也雖敗猶榮,因為我們贏得民心,真理在我們一邊。
這幾天,來看我的朋友很多,打電話和傳短信以表支持的朋友,多得讓我應接不暇,實在非常感動。北京一個老太太,八十六歲了,她收到有關《炎黃春秋》評論的微信,卻因為網絡有網管,帖子刪得非常快,打不開,着急之下,就叫國外的孩子半夜重發給她。她通宵在電話前守候,待帖子傳來,就馬上轉發朋友圈。她說,「網狼」也有打盹的時候……
記:那麼,您覺得這次佔領雜誌行動是什麼人搞的呢?
杜:我們認為這不會是習近平所為吧。他曾說過,對《炎黃春秋》不要封殺,要疏導。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也是諳熟意識形態規律的做法。這次的所為實在太小兒科了。中宣部有自己判斷形勢和揣摩上意的依據,在他們看來,高層視穩定高於一切,要穩住政權就會討厭不同聲音,中宣部是利用這一點出手,實際上是製造混亂。我一直認為,基本態勢是頂層有保留地保護《炎黃春秋》,而部級必欲除之而後快,這個局面維持了二十年了。有人說可能是「高級黑習近平」,用你們年輕人的話說。

二十五年風雨路
記:杜老,這個雜誌是您借錢創辦的,是嗎?當年為什麼不搞股份制?為什麼一下子就成了公有的呢?
杜:是的。《炎黃春秋》創刊於二十五年前的七月,即一九九一年。當時正值「六四」後兩年,黨心民心仍然渙散,國家面臨改變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危機關頭。這時候,蕭克將軍找到我,我那時因為「六四」被免去新聞出版署長一職,一直賦閒在家。我們志同道合,決心維護鄧、胡、趙的改革開放路線,為中國百姓造福,我就起了「炎黃春秋」這個名字。沒有錢怎麼辦?我就去找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張萬舒,向他借了二十萬元,《炎黃春秋》是這樣開始的,那時發行有萬多份吧,雜誌社運作得非常困難,有次印刷廠派幾個打手來要賬,胳膊比我的腿粗,把拳頭往桌子一砸,杯子都震到地上,跟今天的無賴一樣,坐在我們辦公桌上不走……
當時,大陸民辦或集體辦刊還是相當普遍的。這二十五年,國家沒有給我們一文錢一寸房一個編制。實際上,我們是民營的,也可稱為同人雜誌。國家一紙公文說,所有媒體是黨產,民間不許辦刊,把我們雜誌所有權拿走了,我們沒有力爭;我們也有過多次機會搞股份制,我們自己不搞;因為我們老同志覺得,辦這個雜誌就不為盈利不為賺錢,你看我們連廣告都很少刊登,沒有廣告部,外面公司要代理廣告我們也不給。我們只是希望幫助黨、幫助這個國家和人民,少走彎路,真正民富國強起來。
記:對了,聽坊間談起,這二十五年,您從來沒有用公款請客吃飯,沒有用這雜志社的車,還說這車是拉來的贊助,這都是真的嗎?想求證一下。
杜:是的,是這樣,二十五年來我從無用公款請客,一次都沒有。我們編輯部其他人也同樣,除了開會吃飯。雜誌社的車是小女拉來的贊助,一直交給雜誌社使用。我一九三七年參加革命,一九八二年就是副部,國家規定會配給我汽車的。前十年,我們雜誌還沒有車時,每天我都繞路去接雜誌社兩個領導和順路的編輯一起上班,直到贊助雜誌社的車出現,就直接用這一輛車上班了。近年,北京車限行了,偶爾我也坐雜誌社的車上班。
記:《炎黃春秋》的政治理念和風格可以說是目前中國媒體界的一個另類,與當局的條條框框並不相容。請問你們是怎麼走過來的?
杜:其實,我們一直不容於中宣部。大的爭拗發生過十多次。以往中宣部整肅我們,並沒有得到中央最高層的認可。江澤民是底氣不夠,胡錦濤則並不想整肅。在管理意識形態上,中宣部與胡溫也頗有距離。二○○五年胡耀邦九十冥誕,我們雜誌再次頂着巨大壓力,發表一批紀念胡耀邦的文章,被中宣部叫停,要我們收回刊物。雙方糾纏間,對方突然不吭氣了,為什麼?因為胡錦濤親自拍板要在人民大會堂舉辦胡耀邦紀念大會!這是兩種意識形態的一次較量,在胡錦濤執政期間並不多見。我跟陶鑄、趙紫陽在廣東工作過十多年,與胡溫沒有任何私交,歷史上還發生過胡耀邦否決我出任廣電一把手的事。但是我一直認為,胡耀邦是個偉大的為人民謀利益的領袖,是共產黨的良心。
雜誌打破全國對胡耀邦名字不許見報禁令而首次刊發紀念耀邦文章時,我們不知道胡溫的態度,當時耀邦家屬也書面表示不要刊登有關胡耀邦的文章,但我們還是登了。星火燎原,《炎黃春秋》完成了給胡耀邦名字「脫敏」的歷史戰役。二十五年,《炎黃春秋》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讀者和作者。這幾年我們的發行量已經到了二十萬,讀者約百萬以上。

為什麼夾縫裏生存不了?
記:《炎黃春秋》一直在「夾縫中生存」,但在中國,這樣走鋼絲是難以為繼的。意識形態的二元狀態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常態。據說,胡錦濤曾說過「讓《炎黃春秋》自生自滅」,這本身就意味深長。
杜:《炎黃春秋》的創始人蕭克是與毛澤東同輩的「紅一代」,雜誌周圍又有一大批資深老幹部、老知識分子呵護着(習仲勳二○○一年給雜誌題詞「《炎黃春秋》辦得不錯」),所以胡錦濤主張「自滅」,而不願意承擔「我滅」的責任。近來,由於經濟下滑,民生問題突顯,貧富差距拉大,包括國家公務員的待遇與國內其他階層的差距表面化,老百姓生存條件的惡化,使更多人「懷念」起前三十年來,懷念毛時代的所謂平等(其實當時高級幹部的待遇與被餓死千萬、可被無端流放和鎮壓的老百姓,差距更大),中宣部、教育部長期以來否認餓死人、否認文革死人,美化近代史的錯誤,造成今天許多基層百姓懷念毛時代。於是反映到黨內,保守與改革的鬥爭更白熱化,中宣部覺得再也不能容忍這麼一個繼續說真話的《炎黃春秋》了。

二○一四的轉制之爭
記:二○一四年轉制是《炎黃春秋》在夾縫中抗爭生存的一個「大坎」。最終結果是從原主管主辦單位炎黃文化研究會轉到了文化部下屬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名下。剛才您說,當時你們也意識到危機來臨,甚至已經準備停刊。可否談談當時的情況?
杜:我們召開了多次擴大的社委會和編委會,反覆商量討論、權衡研究,最後接受了大多數編委和顧問意見,為了百萬讀者堅持辦下去,口號就是「能多辦一刊就一刊」,集思廣益,想出了一個跟主管主辦單位簽協定的辦法。協議書的亮點有兩個,一是《炎黃春秋》在遵守憲法及在符合憲法的相關規定內,有發稿、人事和財務自主權;二是《炎黃春秋》「八不碰」原則(即不涉及政治風波、民族宗教、多黨制等八個方面的敏感題材)。全國報刊必須執行的「報備」規定,藝術研究院也以變通方式處理,即每期選兩篇稿件上報,而且這兩篇可不在即將出版的期刊內。主管單位參加每期刊物目錄討論的做法,也照搬過來。這一年半我們就是這麼磕磕絆絆,但基本保持了雜誌固有的「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添其惡」的求實風格。
記:聽說您是在夫人去世、病在醫院、毫不知情下,突然被通知雜誌換班的。相信一定令您感到非常傷心和痛心吧。
杜:是的,上個月初,我相濡以沫六十年的老伴續志先因肺動脈破裂突然(三分鐘)就走了,這打擊很大,把我擊倒了,這傷痛恐怕三年五載都難以癒合,我血壓升到了二百多,至今也沒回到從前的穩定狀況,頭重腳輕,耳目能力驟降,在這個時候,中宣部乘人之危強奪雜誌,實在非常卑鄙,一定會自食其果的。
現在是互聯網時代,是微信鋪天蓋地的時代,再多的網絡警察也沒有用!連我們最後一批愛黨的老幹部也被推到對立面,這個黨實在太愚蠢了。孫中山先生早就說過,時代洪流,浩浩湯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雪萊說,如果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作者是本刊北京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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