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他做「活標本」? --不獲改正的「大右派」陳仁炳(賀越明)

一個甲子逝去,但六十年前「反右」鬥爭留下的歷史疑團並未全部解開,至今尚有許多問題值得探究。據出自中共統戰部門的資料,整個運動後期全國共劃「右派」五十五萬二千九百七十三人,到一九八一年上半年「改正」了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不予改正的九十六人。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統戰部提交《關於處理二十七名上層愛國人士右派改正問題的請示報告》,報請中共中央審議。這二十七人,習稱中央級「大右派」。這份報告經最高層研究,於一九八○年六月十一日由中央批轉,確定對最有影響的這二十七名「右派」複查後,「擬予改正的二十二人」,而「擬維持原案(即不予改正)的五人」,即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當時,前三位已辭世,第四位失蹤多年,亦被公安部門以死亡定論,唯獨排名最末的陳仁炳健在,剛過古稀之年。
如果說,在中央級「大右派」中留下幾位,以證明早先的反右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那麼名列其間的陳仁炳就成了唯一的活標本。為何他會被選中擔當這個倒楣的角色?他本人對強加的這種定位有無申訴?若有的話,何以最後沒能奏效?
去年四月,北京《炎黃春秋》月刊刊出茅青女士的長文《大伯父陳仁炳》,從親屬的視角介紹了陳仁炳先生從民主鬥士到右派分子的坎坷經歷和家庭變故。早些年,有幾位學者也發表了有關這個人物的回憶或研究文章。對於今日的人們尤其年輕一代了解陳仁炳先生,親屬和學者的所有文字都是極其重要的。可是,這些文章都有特定的角度,未能全面反映陳仁炳先生在中共建政前後參與政治活動的言行,特別是因為有關「反右」運動的檔案並未開放,很難對他的遭遇作出準確到位的分析和合乎邏輯的判斷。為此,筆者不揣愚陋,依據所過目的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的相關資料略作探究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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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澳門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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