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是人類文化的原初基礎  慶賀結構主義大師列維—施特勞斯百年華誕 (高宣揚)

  當人類跨入二十一世紀並幸福地享用科學技術的成果的時候,還有誰會相信人類文化原本是以無意識的神話作為基礎的?法國著名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克勞特.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根據他從一九四○年代以來的研究發現,提出堅定不移的理念:不管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到何種驚人的程度,也不管當代思想文化已經達到怎樣極端複雜的程度,人類思維的基本模式,仍然是、也只能是最原始的神話創作機制:一種穩定不變的「無意識」的思維創造結構。

原始人最質樸的思維方式

  今年已達百歲高齡、仍然健在的列維—施特勞斯,在他百年華誕前夕接見友人時,以幽默的態度和遊戲般的語詞,緩慢而又自信地說:「面對現有的一切文化和科學成果,所有的人,都絲毫不應該忘記由我們的遠古祖先所奠定的神話創作原則;我們始終要感恩原始人,因為正是他們,為我們創造並保留了我們共同的祖先最樸素和最自然的思維方式。」

  列維—施特勞斯指出:「所謂神話,就是從自然向文化過渡的原始人的真正故事,是人類尚未與動物完全區分開來時的一段歷史」;神話,實際上是人類童年時代的「集體性無意識創作的夢」,是人類原始祖先進行文化創造過程的最樸實的紀錄,因此,它為我們提供了人類思維模式的原型,提供了全人類從事各種文化生產過程所共同遵守的思想運作機制的基本結構。

  列維—施特勞斯說:「從沉積於歷史最底部而冒現出來的神話,作為文化的最可靠的保證力量,它向我們提供一個放大鏡,以大量具體而形象的形式,反映出思想運作所遵循的基本機制。」所以,人類思維的創作機制,不是立足於同自然對立的理性原則,也不呈現為邏輯主義及歷史主義所描述的連續演化過程,而是自然萬物相互間,在一定間隔內保持協調的整體性原則的模擬或重演。如同自然原則一樣萬古長青和恆久穩固,人類文化的內在創作機制,也呈現為穩定不變的結構。各個歷史階段內的不同文化形態,不過是文化的統一穩定結構在不同環境下的間斷性重演,就好像地層中的不同化石都表現出同一物質結構一樣。

世界本可避免一切悲劇

  一九九一年八月在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五百周年前夕,列維—施特勞斯發表新書《猞猁的故事》。當時他說:「五百年前,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候,印第安人舉起雙臂歡迎大西洋彼岸的來訪者……但白人征服者的態度恰恰相反。」從此以後,白人入侵者對印第安文化的破壞,導致了永遠不可彌補的歷史錯誤。列維—施特勞斯感慨地說,如果白人像印第安人一樣以友好和認真的態度進行文化交流,那麼現在的世界本來是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悲劇,人類文化也會健康地發展起來。

  列維—施特勞斯在印第安原始文化中所發現和肯定的那些「深層結構」,在他看來,正是全人類整體性文化建構的基本模式。由神話所顯露的思維創造基本結構,是以「男女間的性交換」和「食物的交換」為兩大主軸而運作的。「性」與「食」成為了人類全部文化創造的基本內容和出發點。

  由於列維—施特勞斯的整個理論始終都強調以原始人的思維模式為基礎的思想結構,所以,人們把他的理論稱為「結構主義」。列維—施特勞斯所說的「結構」,可以在各種歷史的和現實的社會制度、社會關係、社會組織以及各種文化產品中,以這樣或那樣的經驗形態體現出來,但它所指的,毋寧是在這些經驗形態背後、生產各種精神創造活動的基本動力結構。所以,列維—施特勞斯指出,他所主張的「結構」,指的是符合以下四個要求的模式:「第一,結構展現一個系統的基本特徵;結構是由某些因素所構成的,其中的任一因素,在系統中的任何其他因素沒有改變以前,就不能實現任何變化。第二,對任何一個既定的模式來說,應該存在發生一系列變化的秩序的可能性;而這些變化是同樣類型的一群模式的轉變的結果。第三,當結構的一個或多個組成因素發生某種變化的情況下,結構的上述性質,使我們有可能預見上述模式將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性變化。最後,模式的建構必須直接有助於理解一切被觀察到的事實。」

  結構主義的發現過程是曲折複雜的。在一九三○年代中期,列維—施特勞斯獲得機會,接受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院長、著名社會學家謝列斯汀.布格列(C??lestin Bouglé, 1870-1940)的推薦,到巴西聖保羅大學任社會學教授。接着,列維—施特勞斯親自到亞馬遜河流域的印第安部落進行調查。他在一九四八年發表的《南比克瓦拉部落的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一九四九年發表的《親屬的基本結構》,以及一九五五年發表的《憂鬱的熱帶》等重要著作,都是以這一時期在印第安人部落的人類學田野調查為基礎而寫成的。五十年代後,他繼續發表許多重要著作。

  結構主義在二十世紀法國哲學發展史上,佔據特殊的地位,它可以說是當代法國哲學一切理論革命的最重要思想基礎。不了解結構主義,就不可能了解整個法國當代哲學的基本精神。但是,結構主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社會思潮和思想派別,它不只向人們提供了觀察社會和人類文化現象的基本觀點,而且也為人文社會科學提供了進行科學研究的新方法。結構主義的產生首先是在語言學和人類學的領域中,然後迅速地擴展到文學藝術界以及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多學科的廣泛範圍;而在它的理論和方法中,又涵蓋着語言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哲學、文學和精神分析學等多學科的特徵。

人類文化自我創造

  列維—施特勞斯認為,對於人類學研究來說,最重要的問題,並不只是面對、搜集和觀察現有的各種經驗的文化事實,而是要進一步說明人類文化何以如此多元化卻又永遠不斷更新?人類文化不同於自然界各種事物的地方,正是在於人類文化以自然事物無可比擬的發展和更新的速度,同時又以自然事物無可比擬的多樣化複雜形態,不斷地、甚至永遠地在進行自我更新和自我再生產。換句話說,人類文化的特性,不在於它的靜態存在形式,也不在於它在某個歷史階段中所呈現的特殊形態,而是在於它自身內在地含有自我創造和自我再生產的動力結構。所以,列維—施特勞斯所說的結構,從根本上說,是指各種文化產品所賴以形成和再生產的人類思想的創造運作模式。

  文化是由各種各樣象徵性系統所構成的整體,而其中的首要象徵性系統,就是語言、親屬關係、經濟關係、藝術、科學和宗教。由此,語言及其論述性話語,就成為了結構主義研究的重點,也成為「解構」人文社會科學及其主體中心主義的基礎領域。

  作為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的出發點,語言及其論述性話語是揭露傳統「主體論」的奧秘的關鍵。在結構主義看來,個人的「主體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揭示適用於一切歷史時代文化創造的穩定結構;而語言結構則是這種穩定結構的典範。

  由此看來,結構具有「共時性」(synchronism),而不是「歷時性」(diachronism)的特徵;文化發展並不是連續的鏈條,而是斷裂式和中斷性。

  結構主義的上述基本觀點和方法導致西方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領域的思想大革命,也直接地推動了二十世紀西方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以及文學藝術的新思潮的誕生和不斷更替。

  在一九六○年代受到結構主義的啟發而深入研究文化和女性主義的朱利婭.克利絲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在談到結構主義對她的啟發時,很激動地說,是結構語言學和結構人類學對主體的解構威力,使她的思想發生根本性轉向。她特別欣賞當時法國結構語言學家埃米爾.本維尼斯(Benveniste, 1902-1976)的這樣一句話:「正是在語言中、並通過語言,人才使自己建構成主體。」這樣一來,對人文社會科學來說,研究的重點和基本方向,不是探討如何建構邏輯主體或如何圍繞它進行真理的探索,而是深入揭示語言及其基本結構對人的思考及其文化創造的決定性影響。

  結構主義的最大理論貢獻,就在於它以新論述模式,取代原來西方傳統思想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模式及其主體中心主義原則,因而徹底地顛覆了貫穿於整個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人」的基本觀念及其「正當性」基礎。

(作者是上海同濟大學歐洲文化研究院院長、哲學系教授。)


列維-施特勞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