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主義與民主政治 (黃鳳祝)

自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圍繞危機的解決方案,歐洲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大討論。歐洲思想界則試圖從歐盟政治架構改革的層面,探索歐洲的未來。繼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超國家民主」、法國哲學家巴里巴爾(Étienne Balibar)的「歐洲聯邦」之後,德國政治學家烏爾里克.格羅(Ulrike Guérot)提出了「歐洲共和國」(Europäische Republik)的理念。
在新作《為什麼歐洲必須成為一個共和國》(Warum Europa eine Republik werden muss)中,針對歐債危機以來歐洲社會的分裂局面以及極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格羅提出了建立歐洲共和國的解決方案。這部著作甫一出版,即被譯為法文、意大利文和波蘭文。早在二○一三年三月,格羅就曾與奧地利作家羅伯特.梅納瑟(Robert Menasse)共同發表《建立歐洲共和國的宣言》。二○一四年九月,格羅發起成立「歐洲民主實驗室」,致力於創建「歐洲共和國」,並且把二○四五年作為實現這一政治烏托邦的時間節點。

唯共和政體能實現永久和平
與「超國家民主」和「歐洲聯邦」一樣,「歐洲共和國」這一理念植根於康德有關世界共和國和世界公民的理想。在《永久和平論》一書中,康德指出,民主政體並不能引導世界走向和平,唯有共和政體才能實現永久和平。此外,格羅的「歐洲共和國」,還受到柏拉圖的《共和國》、西塞羅的《論共和國》和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的影響。
在康德看來,基於法治精神的共和政體是人類所能達到的最完美的國家制度。世界上的制度形式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命令統治形式(forma imperii),二是行政治理形式(forma regiminis)。統治形式具體可以分為三類:一人統治(王權政體)、寡頭政治(貴族政體)和民主政治(民主政體)。按照亞里斯多德的政治理論,正面的政治形式有可能轉變為負面的政治形式,例如王權統治可以轉變為暴君專制,貴族統治可以轉變為財閥專制,民主統治可以轉變為暴民政治。西塞羅也把共和分為三種類型:君主共和、貴族共和與人民共和。人民共和與民主統治的區別是:共和是一種法治的體制,民主則是一種專政的體制。康德認為,只有建立共和政體,即把命令統治形式轉變為行政治理形式,才有可能避免專制統治。
一個國家的政治危機,大多是源自制度設計的危機。在建構某一組織或某一法律條文時,人們往往只關注眼前問題,而無法預見這種建構對未來社會發展的影響。
英國退歐與特朗普上台,促使歐洲社會對歐盟現有的政治體制進行反思。二○一七年七月出版的德國哲學雜誌《高風》(Hohe Luft),發表專文探討美國的聯邦制及其對歐洲的示。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在制定憲法的過程中,針對直接民主制度還是共和制度曾經展開一場政治大討論,與之相關的八十五篇評論文章後來結集成書,也就是《聯邦黨人文集》。隨歐洲危機的疊加,這部著作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美國在建國之初,實行直接民主並不現實,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三權分立的兩院共和制:由總統執掌行政,參眾兩院主持立法,法院負責司法事務。互聯網的普及使直接民主成為可能,立法權可以經由全民投票來解決。

格羅尋求的「基督教共和國」
馬克龍勝選,為歐盟克服政治危機提供了新的契機。為了推動歐盟改革,德法有意在歐盟政治一體化和經濟一體化方面達成妥協,具體包括:一、在安全政策上,建立共同的軍事合作機制,在布魯塞爾建立歐盟的軍事總部;二、在歐元區設立歐盟財政部,統籌歐盟的財政計劃;三、建立歐盟檢察院,統籌歐盟的執法機制;四、制定歐盟採購法案,對成員國的政府採購行為進行規範,歐盟產品享有優先權;五、建立統一的歐盟選舉法,賦予歐洲人民平等、自由的直接選舉權。這些改革措施有助於歐盟從現有的「邦聯制度」過渡到「聯邦制度」,避免再次發生類似英國脫歐的分裂事件。
格羅尋求建立的政治烏托邦,沒有具體的地理邊界,而是基於共同的文化信仰,也就是一個由精英管理的「基督教共和國」(les Republic Christiania)。作為歐共體的創始人之一,戰後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提出用基督教的道德理念統一歐洲。歐盟東擴之後,這一帶有「大歐洲民族主義」色彩的價值觀一度淡化。德國哲學家尼達—魯莫林(Julian Nida-Rümelin)在探討統一歐洲的身份認同時,提出構建超越宗教信仰的歐洲價值觀。從某種意義上說,格羅的基督教共和國是對歐洲難民危機的一種反應,也是對奉行文化多樣性的歐洲夢的一種反動。
在資本主導的社會中,文化消費是多元的,但是這並不意味社會文化擁有多元性。法國哲學家巴里巴爾認為,唯一的真正的民主主權應該是一種共享主權,隨共同權力的增長,歐洲民眾將獲得新的行動力。在他看來,只有聯邦制才能拯救歐洲,片面要求更多的國家主權只會加劇歐盟內部的社會分化。但是在資本主導的社會中,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憲政的基礎;消費促進經濟增長,旨在尋求經濟收益的最大化。任何違背利益最大化的社會行為,都會被視為「非理性」的行動。基於這一前提,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無論是聯邦制還是直接民主,都無法支世界共和國的夢想。

(作者為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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