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幕:我在《炎黃春秋》的最後一程 (丁東)

二○一六年六月一日上午,我剛到雜誌社,就聽說杜老夫人續志先病逝,享年九十四歲,屬於高壽。杜老比夫人小一歲,二人相濡以沫七十載,感情甚篤。杜老如何能承受打擊?令人擔憂。我對馮立三說,這事說不定預示着《炎黃春秋》的大限。
續志先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那天弔唁者甚多,比起同時舉行遺體告別的李洪林更隆重。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因《炎黃春秋》而來。喪事結束後,杜老血壓上升,住進了協和醫院。
第七期輪我擔任執行主編。我在編輯部提議,七月是《炎黃春秋》創刊二十五周年,應當紀念,把支持《炎黃春秋》的領導人題辭展示出來。如果二十五周年不作紀念文章,就不會有三十周年了。大家同意,於是策劃了兩篇相關文章。當時沒想到,就是這期雜誌,為「老炎黃」畫上句號。

未及加入沈敏特為編委
這一期我還編發了沈敏特一篇來稿。沈敏特是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教授,平素住在合肥,至今未曾謀面。二○一五年龔雲的《起底炎黃春秋》一文被軍方媒體刊發後,沈教授仗義執言,作出有理有據的反駁。此後,他在《炎黃春秋》連發數文,篇篇精彩。杜老提議邀請他參加炎黃春秋編委會,我致電給沈教授徵求意見,他欣然同意。但雜誌社內部開會時又決定增加編委的事緩一緩,直到《炎黃春秋》出事,也沒有在版權頁上補入沈教授的名字。
清樣排出後,我用電郵發給沈教授過目,他來信說:「清樣已見,校對很認真,沒有看到錯字錯句。也可以說,我對修改稿沒有意見。謝謝!順便提一個建議,並非針對這篇稿子,而是反映幾個青年讀者的意見,他們說《炎黃春秋》是給年輕人長見識的好刊物,但文風上,理足情不足,也就是嚴謹沒問題,情和趣少了一點。我深知炎黃的處境,沒有十二分的嚴謹是不行的。但為了爭取更多的年輕讀者,也不妨給情與趣適度的空間;我記得魯迅有個說法,即文章要有一點閒色為好。供參考!」我給他回信:「您的意見我完全贊成。我雖然學的是歷史,但也鍾情文學,寫過一些評論文學的文章。所以對於您說的閒色十分認同。前幾年我編過一套背影書系,在工人出版社出版,多數文章既有厚重的歷史內容,本身也是美文。但我和老馮都是二○一四年底進入炎黃春秋的。雖然我們有自己的編輯趣味和編輯倫理,但我們沒有終審權,只能在現有的格局裏做事。有些文章被刪得只剩幾根骨頭,並非我們的本意。希望您能諒解。炎黃的處境可謂風雨飄搖,一年前我還想如何更上層樓,現在只能勉力維持了。多謝您的支持!」

好稿傷筋動骨 十分可惜
這封回信,道出了我的無奈。我參與《炎黃春秋》之初,也曾有不少設想。經手的一些好稿因為篇幅所限,編發時傷筋動骨,十分可惜。比如茅青的《大伯父陳仁炳》,全文二萬七千字。八十七歲高齡的茅于軾先生親自把外甥女撰寫的這篇文章送到編輯部。我一看史料價值頗高。右派大規模改正時,中央決定保留章伯鈞等五人不予改正,證明反右運動之必要。當時五人中只有陳仁炳一人在世。他是什麼人?有怎樣的經歷?為何不予以改正?後來是怎樣的命運?公眾知之甚少。而陳仁炳晚年留下英文自傳,不曾出版。茅青因為親屬關係,得到了陳仁炳女兒提供的第一手資料,撰成此文。文章不但史料翔實,文筆也堪稱上乘,生動細節比比皆是。我拿到此文,頗為躊躇。當即給作者去信:「拜讀後感到內容十分厚重,文筆也很好,讓我似有讀章詒和的感覺。只是炎黃內部規定文章一般不超過萬字,個別特殊情況也只能放寬到一萬二、三千字。如何處理,我想和編輯部的同仁溝通一下,盡量放寬篇幅。但無論怎樣放寬,也不可能保全完璧。所好現在是網路時代,你可在炎黃發表後將全文在網上披載。不知意下如何?」作者回信同意。我忍痛將文章壓縮至一萬五千字,但終審時仍然被砍到一萬二千字。回想數年前我初次拿到章詒和的大作,囑馮克力在《老照片》發表時不要刪一字,使文章完璧面世,也算在自己的編輯生涯中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在《炎黃春秋》不能堅持這種充分尊重優秀作者的編輯倫理,內心不免留下諸多遺憾。好在茅青此文在《炎黃春秋》刊出後,我當即把全文推薦給共識網,發表後馬上點擊量居首,算是有所彌補。
《炎黃春秋》來稿很多,不少出自名家之手,還有許多作者是老朋友,都想在這個平台上發聲。二○一五年我就建議增加印張,從九十六頁擴展到一百四十四頁,定價相應提高到十五元,以便容納一些篇幅較長的佳作。但二○一五年期刊年檢手續一直被擱置,改變印張和定價都必要到新聞出版管理部門辦手續,所以這項建議在雜誌社內部提不上議程。轉眼到了二○一六年,刊物的處境進一步惡化,擴版之事就更談不上了。

改組後拒絕應聘副總編輯
七月中旬,不祥的預感終於成為現實。十三日上午,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連楫向《炎黃春秋》宣布了人事改組決定,撕毀了二○一四年十二月的協議,並馬上派人進駐,上演了一齣震驚中外的奪權大戲。杜老主導的《炎黃春秋》,從此戛然而止。
在此期間,我在辦公室見過郝慶軍一面。他說,想約陳劍瀾與我和老馮一起商議編輯事宜。我說,在藝術研究院與杜老達成共識以前,一切免談。我們現在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面對歷史。又過幾日,中國藝術研究院給我發來公函,稱聘我為副總編輯,如五日之內不答覆,視為接受聘任。我明確表示,與杜老共進退。雜誌社其他同事,不分男女老少,都是同一選擇。
我之所以選擇與杜老同進退,的確出於我對歷史的感悟。《炎黃春秋》創辦二十五年來,努力還原歷史真相,成為中國大陸政界、學界追求自由民主憲政,推動轉型正義的首選平台,成為五湖四海的炎黃子孫求真向善、嚮往普世文明的精神家園,也成為國際社會觀察中國政治生態的風向標和晴雨表。我在此工作一年零七個月,接觸了不少作者、讀者,他們對雜誌的感情之深,期望之高,難以言表。
回望中國現代報刊史,《炎黃春秋》的確有其特殊意義。雖然,在當下中國,炎黃並非一枝獨秀。三年前,有《南方周末》與之南北並譽。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先後有《東方》、《方法》、《書屋》、《百年潮》、《戰略與管理》、《南方都市報》等也曾一度輝煌。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有《讀書》、《青年論壇》、《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周報》,就是文革初期,也有《中學文革報》,上世紀五十年代海峽對岸有《自由中國》,延伸到民國年代,更有新記《大公報》,《觀察》等一大批報刊雜誌,都曾引領風騷。現代報刊從晚清傳入中國大地以後,存在兩個不同的政治傳統,前仆後繼,延綿至今。一個傳統是國家的喉舌,黨的喇叭,一個傳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從清朝的帝政,到民國的軍政、訓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政,中國大陸至今沒有走出歷史的三峽,進入憲政的境地。掌握國家權柄者視獨立聲音為敵手,區別只在對報刊的管控或張或弛。每當強權使出重手,處於弱勢的報刊總不免悲劇的命運。不同點在於有的是扼殺致死,斬立決;有的是慢刀閹割,失去雄風。前面列舉的報刊都已載入史冊,他們有活力的生命短者只有數月,如《中學文革報》,一般為數年,最長者如新記《大公報》,從一九二八年標舉「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到一九四九年按官媒黨報的模式改造,馳騁了二十一年。《南方周末》一九八四年誕生,二○一三年被斬首,好光景有二十九年。《炎黃春秋》自一九九一年七月創刊,到二○一六年七月「玉碎」,主政者始終為杜導正一人,一直發出自己的聲音,可謂中國報刊史上的奇跡!在中國的政治史、文化史和出版史上,《炎黃春秋》必將寫下有聲有色一頁。在人類走向普世文明的漫漫長途上,也將留下不尋常的足跡!

杜老政治家辦刊 十分罕見
我和杜老原先並無私交,只是一般的認識。到《炎黃春秋》上班後,才和他有較多的近距離接觸。我認為,在當今中國,像他這樣自覺以政治家辦刊定位者,十分罕見。長期以來,他為了刊物的可持續發展,對當代中國社會產生更廣泛的影響,一直聲稱自己是體制內改良派。如果《炎黃春秋》一開始就以更加激進的姿態莽撞行事,莫說在嚴酷的政治夾縫中周旋二十五年,能否存活幾天都很難說。面對複雜的現實,政治家的言行不同於文人單打獨鬥。公開言論要有分寸,有些想法只能引而不發。其實,他對置身其間的政治體制,對從少年時代便參與的革命,均有深刻的反思。他當過《光明日報》總編輯,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在黨國序列裏算是一個高官。對他的人生價值而言,這並不重要。在中國,比他位高權重的官員數以千計,有資格青史留名者卻實在數不出幾個。因為多數高官對文明並無獨特貢獻。而杜老退出官位後,年近七旬時卻開啟了新的事業——創辦《炎黃春秋》。我曾見他當面向中國藝術研究院來人宣稱,如果要把《炎黃春秋》變成《人民日報》、《求是》,《炎黃春秋》可以不辦!他要辦的是民刊,而非黨刊。這種的鮮明自覺,使《炎黃春秋》從眾多的文史刊物中脫穎而出,發展成一個啟蒙思想的策源地,成為中國人嚮往民主自由的一面旗幟。那些靠壟斷思想、鉗制輿論推行愚民政策的權勢者,總感到芒刺在背,坐臥不寧,必欲除之而後快。但杜導正不但有勇氣,而且有智慧,廣泛團結國內嚮往民主憲政的健康力量,其中既有胡趙餘部的離休高幹,有紅二代中的開明人士,還有學界自由知識分子,巧妙周旋,讓他們打不死,除不掉,居然延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直到風波發生以後,他在七月下旬舉行的《炎黃春秋》創刊二十五周年的紀念會上還演講: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決心為中國走向民主法治奮鬥到死!立德、立言、立功,人生三不朽,莫過於此。
《炎黃春秋》被奪權以後,《領導者》、共識網也相繼淪陷,一些在國內影響較大又有獨立追求的報紙、雜誌,有的改組了領導班子,有的被兼併重組,中國大陸的輿論生態,有如《紅樓夢》裏的一句話:「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冬天終於來了。
但我還是不免想起雪萊的名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本文續完。作者為《炎黃春秋》前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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