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天然獨」現象——「中國崛起」下台港社會的離心力 (林泉忠)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在香港旺角大球場舉行的中國隊對香港隊的世界盃足球外圍賽,被香港媒體稱為「中港大戰」或「港中大戰」,場內一批香港年輕球迷仿效巴塞隆拿球迷的做法,合力展示出幾幅「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斗大標語。此一畫面經路透社駐港記者的報道,躍然登上了《華爾街日報》等國際媒體,也使此一極富「港獨」意涵的訴求,首度傳播到全世界。

這一幕的震撼,結合近期香港幾所大學的刊物和民主牆上紛紛出現的「港獨」論述及標語,筆者彷彿看到了台灣「天然獨」的身影:莫非香港版「天然獨」已在此地悄悄然萌芽?

「天然獨」概念來自蔡英文
身處在強大且共通的「中國因素」下,近年來香港與台灣的學生運動此起彼落,年輕一代的訴求及其在運動中展示的瞬間爆炸力,不僅衝擊了現有的執政體制,也對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帶來難以低估的影響。正因為如此,被這股年輕力量挑戰且否定的執政者,即使還在台上,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展示要「重視年輕人訴求」的柔軟姿態。

自二○一四年三月「太陽花學運」以來,台灣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天然獨」。此一新概念經過一年多的發展,儼然已成為了理解台灣新一代不可或缺的關鍵詞。

追溯此一「天然獨」概念的源頭,正是來自於當下台灣總統大選中呼聲最高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或許正因為蔡英文成功解讀了台灣年輕世代的心理,因而在這場選戰中獲得了年輕選民壓倒性的支持。蔡英文是在二○一四年七月十九日民進黨召開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前夕,就黨代會是否討論「凍結台獨黨綱」議題表示:「隨着台灣的民主化……認同台灣、堅持獨立自主的價值,已經變成年輕世代的『天然成份』,這樣的事實,這樣的狀態,如何去『凍結』?如何去『廢除』?」

此話一出,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隨即引發社會的廣泛討論。被視為民進黨「台獨」理論家的林濁水隨後在其「華山論劍」的專欄裏,連發三文,討論年輕世代的「天然獨」(當時林使用的名稱是「自然獨」)。

其後,「天然獨」快速地成為台灣社會的流行語,並被「太陽花世代」所接納。「太陽花學運」後崛起的新政黨「時代力量」在組黨期間,身兼該黨建黨工程隊代理總隊長(後就任黨主席),也是「太陽花學運」領袖的黃國昌於二○一五年七月八日就該黨的國家定位與兩岸主張時直言:「天然獨」是「時代力量」的「創黨DNA」。黃進而指出會將「追求台灣國家地位正常化」的目標列為黨綱。

「台獨」與「天然獨」的不同
到了二○一五年十月,一位二十三歲,來自外省籍「深藍」家庭的台灣青年投書電子媒體,他在這篇引發廣泛轉載和議論的文章《身為一個年輕人,國民黨得不到我支持的三個原因》中,所點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國民黨「小看『天然獨』」,他批評國民黨和中共一道「把這些天然獨的年輕人,通通打成是被民進黨洗腦的」。

在台灣,作為一種政治主張與思想,「台灣獨立」由來已久,並非什麼新生事物。然而,隨着「天然獨」三字帶來的語彙新詮釋,賦予了「台獨」全新的內涵與形象,也成為二十一世紀「新台獨」現象的三大特徵。

其一,不同於傳統「台獨」的後天屬性,「天然獨」並不背負過去「台獨」在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歷史「悲情」,也否認此特性受到特定政黨的操控或受到「台獨教育」的洗腦。亦正因為視「天然獨」為一種「天性」,從而認定為自然生成的觀念,故具有拒絕「污名化」的自然反應。

其二,在過去「台獨」思想的發展脈絡裏,尤其是威權時代及民主化初期,「台獨」如假包換的假想敵乃是國民黨。此一時期的「台獨」思想帶有濃厚的「省籍」因素,因此「台獨」成為終結國民黨「外省人統治本省人」的意識形態。到了二○○○年民進黨執政後,「台獨」思想的抗爭對象從國民黨轉移到不放棄「武力犯台」的北京。而到了「太陽花世代」,「天然獨」的反對對象除了北京,還有在馬英九時代日益明顯、「不斷向中國靠攏」的國民黨政府。正因為抗爭對象的變換,「天然獨」也因此得以重建新的政治攻守態勢,並試圖去裂解現階段的假想敵。

其三,「台獨」在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被視為異端,不僅成為禁忌,相關的活動與訴求都因「損及國家安全」及「擾亂社會秩序」而成為被取締的對象。而即使到了今日,「台獨」仍被北京視為「數典忘祖」、「十惡不赦」、「絕沒有好下場」的代名詞。然而,如今台灣年輕人的「獨」在冠上「天然」的形容詞後,已一掃「負面」的形象,在使用上也常展現出「小看『天然獨』」的自信。

二○一五年十一月,新台灣國策智庫公布了在馬英九與習近平會談後舉行的一項民調結果,數據顯示高達百分之九十八的年輕世代(二十至二十九歲)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只有百分之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認同「台灣未來應獨立成一個國家」的也高達百分之八十一點九。

港版「天然獨」萌芽的原因
近年來香港民眾對「中國」的離心力,也在多項民調中顯露出來。根據長期以來就香港的身份認同定期舉辦民調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歷年來的調查數據,可以發現在九七之前穩居主流的香港市民的「香港人」本土意識,到了回歸後逐漸下滑,反之「中國人」意識則穩步上升,到了二○○二年之後更發生逆轉。

然而,當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認同在北京奧運的二○○八年上升到最高峰後,卻又開始走下坡。一方面是香港民眾的「○七○八年雙普選」訴求遭遇挫折,政改前景黯淡,另一方面則是中國人權問題再度惡化,就在這一年年底,起草《零八憲章》的劉曉波被捕。到了獄中的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二○一○年,香港市民的身份認同結構再次發生了逆轉,自認「香港人」的比率再度超過「中國人」,並在其後的「佔中」時期達到頂峰。

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民調也發現相同的趨勢。該中心在「佔中/雨傘運動」期間的二○一四年十月所做的香港人的身份與國家認同民調,發現對比過去十八年的調查結果,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率,由一九九七年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一下跌至百分之八點九,其中三十四歲以下的「八十後」更低至百分之四點三,反之「香港人」認同則高達百分之三十八點一(其餘部分主要為雙重身份認同)。

換言之,儘管中國迎來「崛起」的高峰期,然而香港民主化的挫折以及中國人權問題的惡化,卻造就香港社會本土認同近年快速高漲及「中國人」認同的急速弱化的弔詭現象。

不過,嚴格而言,「香港人」意識的強化未必意味着「港獨」意識的高漲。二○○四年,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朱育誠「無中生有」地挑起在此之前從未成為話題的「港獨論」,使「港獨」議題一舉獲得了討論的空間。當時筆者就此現象在《明報》的第一篇投書《真正港獨的虛實》(刊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評論的正是當時「從無到有」的「港獨」現狀。此後十一年來,圍繞在「港獨」的議論此起彼伏,也逐漸使潛在的「港獨」從「虛體」逐漸走向「實體化」。

二○○七年筆者首度與港大合作舉辦涉及「港獨」的身份認同民調,受訪者中佔百分之二十五認同香港「應該獨立」,不認同的則為百分之六十四點七。必須指出的是,當時正是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達到最高峰的時期,相信在「後雨傘運動」的今天倘重新調查,支持「港獨」的人數可能大幅度增加,此一判斷主要是基於兩個階段的發展變化。

首先,陳雲於二○一一年發表的《香港城邦論》及其後二○一二年「中港矛盾」與二○一三年「反國教運動」的爆發,刺激了學界不以大陸民主化為前提的香港本位論述的思考。二○一四年在「佔中」啟動之前由港大學苑出版的專書《香港民族論》(九月)及同年刊出的「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二月號)、「香港民主獨立」(九月號)雜誌專題,正是在此氛圍下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不過,在此一階段,「港獨」仍然停留在「論述」的層面(參照林泉忠:《普選死局與「港獨」出路》,《明報》,二○一五年一月十九日)。

然而,「佔中/雨傘運動」的爆發,終於使「港獨」首次走出書本與網絡以外的空間。由學聯領航的罷課行動及「雨傘運動」,在一開始就毫不猶豫地打出「命運自主」的口號。為避免普選的訴求失焦,「雨傘運動」的年輕精英並沒有進一步在運動中提出「政治獨立」的主張。根據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兼任講師鄧皓文於十月中在佔領區所做的調查顯示,學生及其他參與者中有百分之七十五點一並不認同自己的訴求是「港獨」。然而,北京最終對「真普選」訴求的全面拒絕,也觸發本土運動進入了全新的歷史階段。

台港「天然獨」的環境迥異
「後雨傘」時代的香港本土運動蓬勃發展,支流繁多。其中,與香港社會較有連結及影響力的,包括以激烈的街頭行動來「捍衛本土利益」的「熱血公民」、透過決議案等方式在立法會訴求「拒絕大陸化」的毛孟靜、范國威等議員。不過,這兩個在媒體能見度較高、也較具代表性的「本土派」支流,並不敢旗幟鮮明地提出在政治上與中國切斷關係的主張。相比之下,港大、城大、中大、嶺大等大學的學生在校園內外,大膽地喊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香港版「天然獨」則直接得多。

誠然,當下香港的疑似「天然獨」與台灣的「天然獨」,並不全然一樣。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所處環境的迥異。如今的台灣社會,「天然獨」就如空氣般可以自然地、無所恐懼地存在,既可以成為政黨競爭中區隔彼此的政治理念,也可以成為選舉時顯而易見的政治訴求。而之所以「天然獨」可以在當下台灣社會「自由自在」、「理所當然」地存在,主要是基於兩大環境要素。

其一、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台灣在「中華民國」的框架下,走向了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化」過程。一九七一年之前的台灣更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成員國,即使在退出聯合國並喪失一個個主要邦交國後,至今仍維持不受外來支配的自主政府。其二、一九九○年代以來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化及本土化,強化了一般民眾拒絕北京對台灣主權要求的意識,造就了今日「天然獨」的土壤。

然而眾所周知,回歸前的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回歸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組成部分,中南海握有香港最高統治權。加上「港獨」意識是回歸後才在香港社會出現、蔓延,目前亦仍未成為主流。因此客觀而言,香港「天然獨」並不具備如台灣一樣的「天然」環境。

不過,香港在過去和現在卻也客觀存在能夠讓「天然獨」意識得以想像及滋生的條件。

首先,香港獨特的國際地位。在回歸以前,香港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卻享有以「香港」(非「英國香港」)的獨立身份,自主地參與一些國際組織的活動,包括聯合國轄下的世界氣象組織(一九四八年)、聯合國地區繪圖會議(亞太區,一九八二年)、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亞太區域委員會(一九九四年)等,其他還包括國際奧委會(一九五一年)、亞洲開發銀行(一九六九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前身,一九八六年)、世界海關組織 (一九八七年)、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一九九一年)、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會議(一九九六年)、亞太海事安全首腦論壇(一九九六年)等一百多個國際組織。其中許多是台灣望塵莫及,也有不少是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早加入。回歸後在北京強化對香港主權的驅使下,雖然名稱改為「中國香港」,但仍能以單獨的身份繼續參與這些國際組織。

其次,在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從英國移交中國後,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獲得除了國防與外交之外的高度自治,與中國大陸「井水不犯河水」(江澤民),相當程度區隔了「中國」。事實上,香港迄今仍擁有與大陸不同的關稅區、出入境管理、市場(否則不會有「奶粉問題」)、貨幣、法律、教育制度、教科書,也享有大陸不存在的新聞與言論自由。

然而,近年來中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的舉動日益明顯,二○一四年六月強化中央權力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及「八三一決定」對香港主流社會爭取真正普選的扼殺,讓香港社會更深領悟到北京並無誠意讓香港有真正的民主,也看清中共「權力至上」的本質。在「佔中/雨傘運動」後,香港社會的危機感日深,終於促使許多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更為大膽地提出「拒絕大陸化」、「香港不是中國」的訴求。

觀察香港正在萌芽的「天然獨」的現象,筆者以為港版「天然獨」可定義為:根據過去長久以來香港並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的歷史經驗,在面對「九七回歸」後尤其是近年來香港日益明顯的「大陸化」趨勢,而產生拒絕「權力至上」的北京強勢干預香港的社會心理,基於中共與「中國」重疊的現實,因此萌生出「香港非中國」的意識。

「中國因素」作為共同特徵
「天然獨」在台灣的發展及在香港的萌芽,有一個重要的共同特徵,即作為起因的「中國因素」的存在。並且在「中國因素」下,台港兩地的「天然獨」世代透過互相影響的「太陽花學運」與「雨傘運動」的經歷與記憶,在去「中國」的想像與重新建構自主意識的過程中,獲得了相互共鳴的空間。
上述「太陽花」領袖黃國昌在說明「天然獨是時代力量創黨DNA」時就道出了「中國因素」與「天然獨」的因果關係:「從去年(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以來,歷經中共公布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及香港雨傘革命,台灣人民已經清楚意識到台灣唯有自立自強、不再傾中媚共,才能有未來」。事實上,台港間接的「命運共同體」關係也在「太陽花學運」及「雨傘運動」中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形象化訴求裏獲得了強化。

所謂「中國因素」,指的是「崛起」後的中國,一方面繼續拒絕政治朝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透過其強大的經濟力量來進一步干預香港及台灣的政治、改變兩地社會的核心價值,使香港出現明顯的「大陸化」趨勢,也使台灣社會出現深深的危機感。

筆者自從一九九三年的大學畢業論文《台獨運動的起因》開始觀察「台獨」現象二十餘年在台灣社會的發展,目睹堅持拒絕民主的北京儘管「反台獨的堅定立場」迄今未變,卻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台獨」從非主流的「異端」演變至今日主流化的「天然獨」而無能為力。

同樣,十二年前「港獨」從京官無中生有的虛無狀態,走到今日年輕一代大膽地在社會公共場域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實體行動的過程中,即使視「港獨」為洪水猛獸的北京如何口誅筆伐、如何恫嚇威脅,但是在《香港基本法》「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對「港獨」意識在香港社會的蔓延,迄今也只能無可奈何。不難預測:儘管明知「不現實」,然而在「官逼民反、別無選擇」下,由香港「雨傘」世代脫穎而出的從政者,進一步大膽地在論政平台提出「港獨」的政治主張,恐怕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前述二十三歲台灣青年在投書中所提及的「天然獨」的主要理據,一是中國的人權問題,二是「在國際上不斷打壓我們」。前者與香港「天然獨」萌芽的背景完全相通,後者在香港則換上了「在民主路上不斷打壓我們」。事實上,前述筆者二○○七年與港大合作的民調及二○一三年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調查,也都在在顯示了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台灣,「中國繼續由中共統治」是「天然獨」得以蔓延、發展的溫牀。

遺憾的是,北京對台灣和香港年輕人的「台獨」與「港獨」意識擴大的現象,向來將之解讀為「被敵對勢力利用」、「受外部勢力干擾」,卻從不捫心自問「為什麼中國『崛起』時期,卻有更多台港民眾不願意當『中國人』?更想獨立?」「為什麼英國統治一百五十年期間,香港從未有過獨立運動,卻在『回到祖國懷抱』後喊出獨立的聲音?」「為什麼『佔中』這場香港史上規模最大的反政府運動,不是在殖民地時期發生,而是在『回歸祖國』之後爆發?」

解鈴還需繫鈴人。現階段能真正有效阻止正在萌芽中的香港新一代的「天然獨」意識進一步發展的唯一力量,是北京正面回應壓倒性的年輕世代爭取「真普選」的訴求,並大膽地着手中國大陸邁向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否則,香港社會進一步步台灣「天然獨」後塵的趨勢就無可避免。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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