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與殉道  ——讀《明報月刊》前後刊劉文余文之後 (鍾繁敏)

  《明報月刊》二○一五年一月號同刊劉亞洲撰《我願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及余英時撰《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應可同讀的有劉在二○一四年八至十月號三期連載的《甲申再祭》及同年十月號周質平撰《自由主義的薪傳——從胡適到余英時》。

  周文表揚余英時是繼胡適成為「以道抗勢」的典範,所指之道是學術與道德的結合,實際表現為「胡適余英時反共唱和」的弱道,且和一九四九年後費正清領導的左傾主流「隔教」(編按:周文中引胡適用語,意指政治傾向的不同)。旁觀周文命題卻不曾論到的自由主義,原為以自由、容忍、個人權利、憲治民主、法治社會為原則的政治哲學,起碼的要求可以是「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一點良心上的譴責而已」,從來不須為之或接受社會要求而殉道。觀念上,自由主義不是「道」,「道」是路或聖教,自由主義是既自由又容忍的政治,談不上殉道。

  中國人文思想以《易經.說卦傳》所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為中心,久經考驗承傳。外國則可以基督教《聖經》為例,其中《約翰福音》開章說「太初有道」,原義道為神的話,故不論中外,道即仁義、聖教,是普世共認的價值。

  由此可見,胡、余以自由主義反當時中國之共,不重視多數人反對一面倒向蘇俄以爭民族國家的自由平等,及反飢餓、反殘酷階級鬥爭的個人自由平等的需要,如果不是不仁不義,最多只是仁而不義。

  劉與中國共產黨同志,「愛這個國家(筆者按:不明指是《史記》提過一百七十多次的中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愛這支軍隊」。在中共以政治協商開國後,以陽謀、文革等手段迫(殺)害章乃器、羅隆基、彭德懷、劉少奇、馮友蘭等黨內外名人及無辜民眾。繼續專政甚至不仁於胡耀邦、趙紫陽、鮑彤、劉曉波、高行健等及許多良民,解放軍在屠殺天安門母親的子女後的二○一五年,為自由思想殉道。個人思想當然自由,惟自由思想不是道,其殉道也不仁不義,最多只有他自以為不為「自私」之義而不仁。

  現代軍人,有以德皇兼普魯士王威廉一世、二世時代驚世的皇軍(希特勒軍中多普魯士將領,並以德帝國三世作號召)為典範,景仰其軍人為服從而殉道的精神。也欣賞日本皇軍自明治維新歐化後,假託禪宗惠能「超越有無、是非、生死等三十六對的思想」,偏取超脫生死而編成武士道,甚至訓練出日皇軍末路上神風敢死隊的殉道。劉願以自由思想殉道,與之相似,但一如劉在二○一四年十月號《甲申再祭》指出「專制戰無不敗」,德、日皇軍終敗於不仁不義,殊不若孔子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抗戰時張自忠勇敢殉國,日軍敬之為神。

  自由主義反共,在中國再不倒向蘇俄、再無流血階級鬥爭的今日,也許更為中國特殊社會所需,殉道與否不重要,但願劉、余善用國士地位,振臂為中國兩岸和平民主統一出力。

  (作者是本刊加拿大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