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其琛的「魔術外交」手腕 (劉銳紹)

先後出任外交部長和副總理的錢其琛逝世。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外界無論對中國的政治有多大不滿,也不能貶低錢其琛在外交和國際政治上的貢獻。
先談他的一些外交工作。一九八八年,他升任外長,馬上要處理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一方面,中國要維持與朝鮮的關係,但一方面又要跟韓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怎麼辦呢?他採取虛實結合的方法,安排青島一家公司到韓國設立分公司,實際就是起着地下大使館的作用。一九八六年,中國派代表團參加漢城亞運會,八八年再派團參加漢城奧運會,都是多年來公開和秘密耕耘的結果。之後,中國和韓國在一九九二年建交,錢其琛成為第一位訪問韓國的中國外長。
再談錢其琛在中美關係上的策略。因為鄧小平制定了養晦韜光的外交方針,即使美國阻撓中國恢復關貿總協定的席位、在知識產權上欺壓中國、每年在最惠國待遇上勒索中國,中國仍然忍氣吞聲。不過,錢其琛明白與美國政治人物建立內線的重要,其中看準了布殊家族的影響力,於是派專人經營,這人就是後來的外交部長楊潔篪。他曾替老布殊翻譯,後來江澤民到布殊家鄉的農莊作客,也是楊潔篪努力安排的。

找到機會讓馬卓安訪華
談到中英關係,錢其琛更是作用不淺。他在一九八二年擔任副外長,馬上處理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初時,英國提出「(與清廷簽署的)三條條約有效論」、「主權換治權」和「公司論」(中國是董事長,英國是總經理),中國一一拒絕。不過,基於當時的現實,中國剛剛開放改革需要國際接受,中國需要借助香港的經濟優勢,以及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的作用,也要務實行事。結果,英國在政治上滿足中國(收回香港),而中國在經濟上盡量滿足英國。港英政府後來在香港開展「玫瑰園計劃」,大興土木,既是建設,又是把錢挖走之計。可以說,中英各得其所,只是香港人無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而已。
「六四」後,西方國家制裁中國,中英關係隨之而變。此刻,錢其琛已是外長,臨危受命應對。審時度勢之後,錢其琛找到一個機會。由於英國在建設新機場的資金問題上需要中國配合,否則無法融資,中國於是邀請時任英國首相馬卓安來華。馬卓安為了經濟利益,不管其他盟國仍在杯葛中國,成為「六四」後第一位訪問中國的西方國家領導人。中國利用英國突破外交封鎖,其後美國、德國、法國等主要西方圍牆一下子就崩潰了。
不過,英國既要金子,也要面子。馬卓安來華之前,要求中國釋放在「六四」後營救民運人士而被捕的港人羅海星,藉以挽回少許聲譽。錢其琛權衡利害,向鄧小平建議接受英國的要求。最後,羅海星提早獲釋返港。回顧前塵往事,這不是英國的仗義,也不是中國的仁慈,而是國際政治的利益交易,再次說明處於夾縫中的香港人是何等悲哀與無奈。
羅海星後來因私事前往英國,馬卓安知悉後立即請他到唐寧街首相府內一聚,拍照並公開消息。英國的目的很明顯,借羅海星宣傳。此外,英國又安排港督彭定康推出新的政改方案,讓外界感到英國正努力擴大香港的民主步伐。

為什麼錢的作風不能延續至今?
這一切,都是錢其琛出任外長期間發生的,可謂風雲變幻,駕馭困難。但錢其琛還是應付裕如,一面揭英國的底牌,指責它搞小動作,一面又作出妥協,在雙方利益上尋找最大公約數。
回顧上述事例,令我浮想聯翩。其一,如果中國政策寬鬆,處事靈活,互借東風,進退有度,很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但如果中國思維僵化,手法粗糙,卻會把好事變壞事。其二,中國對外理智,皆因有所制約,處理不好自己也有傷害,但對內卻是強橫,因為無所制約,有些政策近乎為所欲為。只要看看中國怎樣對待外國的要求和中國的異見人士就知道了。其三,錢其琛雖然算得上開明,但在「經濟鬆,政治緊」的國策下,他在某些事情上也擔當了強硬派的角色。例如對台灣的政策,錢其琛經常發表措詞強硬的言論,其實都是江澤民的主張。所以,關鍵仍然要看中央政策。
談到錢其琛的經歷,令我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長駐北京採訪時跟他的交往,雖然只是工作上的關係,但也印象彌深。有一次,我跟他說:「你的開放作風,跟你曾經當過記者(上海《大公報》)很有關係。」他笑了,也許同意我的說法。所以,他對記者的採訪要求多是盡量滿足。香港記者可以參加中外記者會,也是錢其琛擔任外交部發言人時批准的;之前,因為香港記者不算是外國記者,也不是中國記者,可謂妾身不明。撫今思昔,既感錢其琛的開放,更感今天的採訪工作困難得多,為什麼錢其琛的作風不能延續到今天呢?今天的官員應該好好反省了。
(作者為本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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