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縮影黃慕蘭 (邢小群)

今年一月十四日和二月七日,有兩位長者相繼辭世。一位是一九○六年出生的周有光先生,一位是一九○七年出生的黃慕蘭女士。他們都是當今世界最年長的著作家。周有光著作等身,早已中外聞名。黃慕蘭只有一部自傳傳世,也稱得上是中國革命的一個縮影。
黃慕蘭是湖南瀏陽人,少時就讀周南女校。父親雖為開明之人,卻難違婚約,讓十六歲的女兒早早出嫁。丈夫是癮君子,慕蘭異常痛苦。父親深為後悔,兩年後把女兒救出來。一九二六年,黃慕蘭得知漢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正在舉行大罷工,便找到工會要求參加革命。婦女運動領導人章蘊表示歡迎。黃慕蘭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當了章的秘書,認識了《楚光日報》主編宛希儼,並加入共產黨。黃慕蘭在武漢從事婦女運動時,毛澤東妻子楊開慧、劉少奇妻子何葆貞均在其中。她還認識了郭沫若、沈雁冰。之後,黃慕蘭接替章蘊成為婦女部長。是年十一月,中共領導的群眾性救濟組織濟難會在武漢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武漢婦女協會是濟難會團體會員,潘漢年是上海分會代表,黃慕蘭是濟難會、紅十字會理事,還兼任《民國日報》副刊編輯。武漢各界歡迎宋慶齡的大會,她擔任主席團主席。是年十二月,任武漢三鎮二十萬婦女和各界群眾紀念三八婦女節大會總指揮。
一九二七年初,宋慶齡開辦全國婦女幹部訓練班,指定黃慕蘭兼任培訓班籌備主任。這一年三八節,黃慕蘭與宛希儼結婚。宛希儼是東南大學中共第一任支部書記,又是黃梅地方中共組織的創建人。一九二七年國共決裂後,黃慕蘭與宛希儼去了江西。宛希儼任地下江西省常委、宣傳部長。黃慕蘭任省委秘書。在這期間,她認識了團省委秘書長饒漱石。一九二八年宛希儼到贛西南任特委書記,領導武裝鬥爭,半年後犧牲。這時黃慕蘭剛生一子,只好將兒子送到老家,由祖父母撫養。兒子取名宛昌傑。

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日子
黃慕蘭之後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做地下工作。政治局開會時,她負責記錄,並兼任機要交通員,與各省到上海中央的人聯繫。在此期間,黃慕蘭與賀昌相遇。賀昌是山西離石人,湖北省委書記,六屆中共中央委員。賀昌勸黃慕蘭:「無產階級的革命婦女,更要有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決不能有『從一而終』和樹立貞節牌坊的舊禮教觀念。」不久,他提出和黃慕蘭結為伴侶。周恩來表示:「賀昌同志是值得你愛的,我同意你們結合。」
一九二九年,中共組織上海工人搞罷工,黃慕蘭要求到基層鍛煉,去了一間紡紗廠。因參與羅邁領導的示威活動,被巡捕抓住,義務律師辯護其不滿十八歲(因黃生得矮小,託稱十七歲),被當庭開釋;後又冒名進另一紗廠,散發傳單,組織罷工,當學徒代表,要求改善徒工待遇,再次被抓。入獄不久,在看守所遇到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接受他在獄中的領導。被囚一百多天後,黃慕蘭因身份沒有暴露,並有律師援助,被放出來。出獄時賀昌被派往設在香港的南方局,任宣傳部長、書記。已有身孕的黃慕蘭也被調入南方局,仍做秘書兼交通員。一九二九年,鄧小平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廣西領導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取道香港去南寧,與他們有多次會面。後來,賀昌又與鄧小平在江西蘇區一起工作。同年冬天,共產國際有一筆經費通過越南支部匯到香港南方局,挺着大肚子的黃慕蘭化裝成貴婦人,帶着一個樟木箱,上面放着化裝品和《聖經》,下面裝滿鈔票,坐頭等艙送到上海。
一九三○年黃慕蘭生下第二個兒子。取名賀平。這時賀昌到天津任北方局書記。賀昌瞞着黃慕蘭將兒子送給沒有兒女的盧彪夫婦收養,後說服慕蘭:「把兒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財產,那是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觀念。我們都是屬於黨的私有財產。」
賀昌與黃慕蘭從香港途經上海,周恩來和鄧穎超、劉少奇和何葆貞都來看他們。劉少奇與賀昌在安源時曾一起工作。黃慕蘭隨賀昌到北方局後仍任交通員。賀昌按李立三要求,把共產黨、青年團、農會、婦女會的領導機關合併成一個行動委員會,賀昌任暴動總指揮。暴動失敗,賀昌與黃慕蘭因去上海開會僥倖脫險。賀昌被撤去北方局書記,閉門思過,關向應、任弼時經常來探望。賀昌要求到中央蘇區打游擊,推薦黃慕蘭和潘漢年留在上海做以營救難友為主的地下工作。
黃慕蘭在武漢工作時,認識了很多社會上層人士,特別是與宋慶齡、何香凝都有過工作關係,其父在長沙岳麓書院任主任教習時,許多軍界政界上層人士和軍閥子弟都是其父的學生,這些社會關係便於掩護身份。更為迫切的是,當時的團中央書記關向應被捕,但沒有暴露身份。中央讓黃慕蘭利用一切關係,營救關向應。為此,黃慕蘭住進白俄貴族開的公寓,穿上高跟鞋和旗袍,燙了髮。由於需要與律師打交道,組織為此物色了進步律師陳志皋幫助她。陳志皋畢業於震旦大學法學院,其父親在上海法租界做過十八年的會審庭庭長,是開明法官。
後來,陳、黃兩人終於將關向應保釋出獄。關向應後任紅二方面軍副政委、八路軍一○二師政委,中共晉綏分局書記。他在病逝前還說:「他日革命成功,慕蘭回來,請求組織一定要善待她。」

進入通易公司為中共周轉資金
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機關轉移江西瑞金,黃慕蘭是少數留在上海的特科人員。爾後,陳志皋受黃慕蘭委託,先後營救了陳賡,廖承志,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何叔衡的女兒何實山、何實嗣,以及熊瑾玎、朱端綬等共產黨人。陳志皋託人、請客,四處奔走,從來沒有接受過中共的報酬。一九三三年,陳志皋向黃慕蘭求婚。陳只知道黃慕蘭的前夫宛希儼已犧牲,也知道黃慕蘭並沒有脫離共產黨,但不知道她是中共另一要人賀昌的妻子。這時,她的直接領導劉伯垂、趙畹華夫婦極力促成這樁特殊婚姻。說她的崗位極其重要,與陳的結合,更有利於掩護身份,認為賀昌不會怪她。黃慕蘭幾年來與陳志皋也產生了相當的情感,於一九三五年舉行了隆重的婚禮。由蔡元培、沈鈞儒證婚,介紹人柳亞子。後來,黃慕蘭才知道賀昌在江西會昌河遭伏擊,被包圍了七天七夜,彈盡糧絕,負傷後犧牲。
一九三五年,上海通易公司面臨破產,在調停復業過程中。劉伯垂讓黃慕蘭趁此機會打入金融界。黃慕蘭找債權人調停,最終使通易公司復業,並當選公司常務董事兼副總經理。藉這個平台,她加入了銀行俱樂部,銀錢業聯誼會。為地下黨設立了文件保險箱,為中共周轉資金。
一九三六年的七君子案,陳志皋參加辯護團四處奔走呼號。黃慕蘭到北京請章士釗響應營救,章以個人名義上書蔣介石,通電全國律師協會。「七七」事變後,上海各界成立抗敵後援會,上海成立婦慰會,黃慕蘭是何香凝對內對外的全權代表。她曾由廖夢醒陪同,代表何香凝向杜月笙募捐兩千元大洋;到黃金榮的生日宴上募捐八千元大洋。受潘漢年委託迎接郭沫若安全回國。

抗戰中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黃慕蘭在上海擔任十幾個抗日救國團體的常務理事。陳志皋請天主教神父出面,組織國際救濟,救濟幾千名難民,包括安置猶太人。黃慕蘭兼任收容所總幹事。國際難民所發的難民通行證,給中共進出國民黨統治區與淪陷區帶來方便。
上海孤島時期,黃慕蘭留在上海,幫助阿英的「風雨書屋」,不掛牌子隱藏在通易公司大樓中;經營「八辦」期刊《文獻》推出的抗日救亡資料文摘,在大後方廣為傳播。此外,她為魯迅全集的出版提供無限透支資助;為抗戰時訊《每日譯報》籌集經費;刊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出版了黃鎮的長征畫作《西行漫畫》;編輯《瞿秋白文集》(一九四九年後出版);保存整理《方志敏日記》資料;遵照毛澤東的購書單,買了不少線裝書,包括《孫子兵法》連同《論持久戰》一同經重慶運到延安等。
太平洋戰爭爆發,陳志皋所在的賑災委員會和黃慕蘭接受中共的指示,多次入香港,幫助進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八百多人撤出香港,接應兩千多愛國青年回國參加抗戰,其中有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茅盾、田漢、夏衍、金山以及孫科之生母。撤離行程萬里,茅盾稱為抗戰中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一九四二年黃慕蘭剛生下一個男孩,就與陳志皋被軍統逮捕。直到日本投降,才被保釋出獄。此時兒子已亡。抗戰勝利回到上海,黃慕蘭用抵押陳志皋家族老宅方式,收購股票,重振通易公司,組織金融界人士的「牛尾聚餐會」。通易公司無條件支持于伶領導的上海劇藝社的活動,開出專門的透支往來戶頭。上海左傾文化的出版、印刷也由通易出錢。支持災童教養所;支持銀錢業聯誼會;支持宋慶齡、何香凝、茅盾、郭沫若四人搞的名人義演義賣等。並義務為魯迅、茅盾、阿英等保存了大量文獻。
直到國民政府的蔣經國整頓經濟時,通易被起訴賬目不清,勒令停業。

「叛徒、特務、反革命」
一九五○年,陳志皋受中共委託,到海外採購國內缺乏的物資,去了香港,再未歸來。一方面他已另有所愛,一方面他對執政的共產黨也有顧忌。這時黃慕蘭與陳志皋已育有兩女一子。
中共接管上海後,黃慕蘭沒有收入,只得在街道幫助工作。直到一九五一年,上海成立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她才正式參加了救濟總會上海分會工作,任科長。爾後找回與宛希儼、賀昌生的兩個兒子。一九五五年七月受「潘揚案」(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牽連,黃慕蘭被關押。一九六○年初,她被移至秦城監獄。一九六三年冬,她戴着「叛徒、特務、反革命」的罪名釋放出獄,管制三年。她無家可歸,在兒子家監視居住。文革中再次關進秦城。一九七五年才放出。從一九五五年起黃慕蘭失去自由整整二十年!
出獄後,黃慕蘭在兒女家輪住,到一九八○年才撤銷一九六三年判的「叛徒、特務、反革命罪」,仍定為:一九二六年入黨,一九三三年脫黨,讓她到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任參事,行政十三級。晚年黃慕蘭為自己申訴,為戰友證明。她出來後想見鄧穎超,鄧未見,而是讓手下買車票把她送走。直到一九八四年,鄧穎超才肯見她,說:「潘揚案發後,毛主席他老人家對白區的地下工作都不大信任、我和恩來被隔離於潘揚案之外,不得過問和干預此事,因此對你的申訴報告,我一次也未能看到。」並說:「慕蘭啊!真抱歉,對你們關心不夠。」

十年心血寫自傳,力證清白
晚年黃慕蘭,以十年心血寫成自傳,力圖自證清白。《黃慕蘭自傳》終於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它行文敍述清通,信息量頗大。許多讀者認為填補了黨史空白。也有人質疑此書誇大了自己的作用。在我看來,她的經歷擊中了一個倫理痛點。宛希儼對她說:「我們立志入黨,就要為黨犧牲一切!」賀昌要求她「組織、組織、再組織,戰鬥、戰鬥、再戰鬥!」她投身革命,可謂捨生忘死。這樣奉獻,在革命成功後卻品嘗了意想不到的苦果。教導她為革命獻身的領導人成了國家要員,她卻被冷落到街道打雜,她最珍視的黨籍也長期不被承認。分享革命果實無她,蒙冤受審卻無處逃避。直到毛澤東去世後才艱難洗冤。倒是陳志皋,為幫助在野的中共不計代價。中共執政之初,卻斷然離開大陸,可謂有先見之明。黨所慣用的兩個邏輯,一個是號召黨員為理想獻身的邏輯,一個是趨利避害的實用邏輯,二者之間的巨大張力,釀成了黃慕蘭一生的悲劇。這部自傳留給後世的思考空間,才是最耐人尋味的。

(作者為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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