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需要怎樣的新校長? (文灼非)

同樣是這個題目,我在一九九五年初便在《信報》發表過一篇文章,適逢香港大學又要換校長,我嘗試在二十年後再寫一篇。
今年春節後,香港高等教育界一個重大新聞,是港大校長馬斐森教授宣布辭職,明年一月到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擔任校長。港大校長五年一任,他二○一四年四月上任,只做了不到三年便提出請辭,很多人認為事件不尋常,估計涉及政治因素。
馬斐森校長在記者會盡量解釋他提前離任與政治無關,只因愛丁堡大學的寶座實在無法抗拒,他選擇中途離任,辜負了港大師生與社會人士的期待。港大馬上展開遴選新校長的程序,進行全球招聘。

首位華人出任校長
回顧港大過去四十多年的校長更替歷史,黃麗松一九七二年以校友及首位華人出任校長,到一九八六年離任,歷時十四年,在他任內有不少新的發展,提升了港大在學界的領導地位。一九八六年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接任校長,我當年出任港大學生會內務副會長,剛好遇上新舊校長的交替。由於更換校長事關重大,一九八四年的學生會做了一份很深入的全校問卷調查,得出新校長的條件。一九八五年的學生會按照這些條件間接參與遴選校長,人選與校方一致。王賡武校長是中國史和東南亞史權威,他在港大九年,對推動學術研究有不少建樹。一九九四年他宣布提前一年結束十年的任期,翌年離開港大。當時因為正值香港回歸前的敏感時期,王校長的提前離任引起很多猜測,究竟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的學術自由會否受到限制?當時大家十分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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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灼見名家傳媒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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