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性的貢獻與歷史性的悲劇  評析鄧小平 (楊力宇)

對待台灣 互不吃掉  一九八三年六月,筆者應中國社會科學院之邀訪問北京,與大陸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交流結束後,鄧小平會見筆者,長談兩小時。在座的還有楊尚昆、鄧力群等中共高層人士。談話內容非常廣泛,包括中國的現代化、一國兩制、香港回歸、中美關係、兩岸的交流與統一等問題。 鄧小平的談話經過官方整理後在《人民日報》發表,稍後又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集,現已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重要文件之一。  鄧小平的會見當然不是禮儀性的,而是有意作重大政策性的宣示及傳達重要信息,中共的官方報導因而集中在鄧小平的兩岸政策之申述,雖與筆者所發表的中英文版本具有明顯的差異,但北京當局顯然認定我的說法並無錯誤,因而予以尊重,並未駁斥。  在談話中,筆者首先發言,批評中共對台的武力威脅及外交孤立兩大政策。鄧小平仔細聆聽筆者的言詞,雖並不完全同意,但未曾一次打斷筆者的陳述,風度甚佳。筆者的意見完整地申述後,鄧小平作出全面性的回應,並回答我提出的問題。鄧小平思路清晰,講話鏗鏘有力,非常完整,展現遠見、魄力及強勢作風。  針對台灣,鄧小平以濃重四川鄉音說:「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各搞各;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鄧小平強調尊重台灣政治現實,無意予以改變。他提出六點構想,並說明在統一後台灣可以保留其現有的制度、軍隊、官員、獨立的立法權和司法權、某些外事權,甚至可以向外國購買武器,但不能因此威脅大陸。  針對筆者對中共在國際社會孤立台灣的批評,鄧小平明確指出,北京同意台灣保留其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席位﹙亞銀為台灣在國際官方組織中的唯一席位﹚,但必須改名為「中國台北」或「中華台北」,此即所謂「亞銀模式」。(時至今日,台灣在奧運、世貿組織、亞太經合會議等組織仍然沿用此一模式。)  針對香港,他說:「舞照跳,馬照跑」。在香港問題上,鄧小平雖談話不多,但他的兩點意見令筆者印象深刻:尊重香港現狀及尊重港人意願,並堅持港人治港。(但時至今日中共並未全面落實鄧的政策,也未嚴格遵行「一國兩制」的規定,對港人民主選舉的要求更是全力抗拒。真正的「一國兩制」應是香港實行民主體制,大陸堅持一黨專政。真正的「港人治港」應允許香港人民選擇並採行其政治體制。)  鄧小平在會見筆者後,中國官方即開始使用「一國兩制」一詞。此後,「一國兩制」即成為中共對台灣及港澳的統一模式。  在談話中,鄧小平雖未曾一次提到毛澤東,但明確認定毛澤東的封閉及武力統一等偏激政策不可行,因而提出比較溫和的「一國兩制」政策。  在談到現代化時,鄧小平展現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希望通過現代化構建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鄧雖然堅持「四項原則」及一黨專政,但在一九八○年代初並未完全排斥政治改革。全力推動經濟現代化的他,其政治改革主旨為體制﹙特別是經濟改革﹚改革、取消個人崇拜及領導人終身制等政策,並主張循序漸進的體制改革。摸著石頭推行現代化  通過與鄧小平的談話,筆者進一步了解鄧的政治主張、性格與作風。  他認清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是「無可救藥」;在本質上,他否定了社會主義,引導大陸走向全面的經濟改革及對外開放,逐步邁向市場經濟﹙其實是資本主義﹚的大道——他曾是社會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但他在獲得清楚的認識後,卻勇於自我否定。不過,當中共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時,鄧小平其實並沒有一套完整的計劃,他只是「摸著石頭過河」,逐步走出一條經改及經濟現代化的道路。他堅信經改與經建應是中國的政策核心,而政治改革必然影響大陸的穩定及經濟發展,故真正的政治改革應在經改取得重大成果後緩步進行。  他具有廣闊的世界觀,也認識到孤立政策只會延續大陸的貧窮落後。他認為中國需要面對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因大陸需要西方的資本、科技、管理技術及發展經驗。  作風上,鄧小平極少探討理論與哲理,有意超越意識形態的束縛,但重視實務及實際效果——他為一高度務實的領袖,他的「白貓黑貓論」即為明證。  鄧小平有一強烈的「國家重於個人」的觀念,他認為,為達到國家的重大目標,個人的犧牲是必要的。  在談話中,鄧小平展現了無比的自信、固執與決斷;他具有所有強人領袖的特質。他無懼改革開放及自我否定可能對中國帶來的衝擊,他勇於往前衝刺,甚至不計後果。在必要時,他會採取必有嚴重後果的手段。「六四」悍然選用下下策  鄧小平會見筆者後,我曾多次撰文敦促鄧帶領中國從經改及經濟開放邁向政改及政治開放,實現政經全面現代化的宏願。  一九八九年春,北京高校學生群集天安門廣場,反對貪腐,要求民主改革,中共的強硬派力主派軍隊鎮壓,並宣布戒嚴,引起國際社會及海內外華人的高度關注。多位海外著名學人﹙包括筆者及其他某些鄧小平曾會見的學者﹚擬聯合致函鄧,希望中共採用和平手段解決天安門學生民運,但我們在信函內容上並未達致共識,因而放棄此一計劃。因此,筆者遂通過一位重量級的大陸學人以傳真致函鄧小平,提出上中下三策之建言:  上策:通過對話、溝通,採取和平手段解決學生對民主化的要求,中共並承諾逐步推動政治改革。  中策:封鎖天安門廣場,斷水斷電,促使抗議學生離去。  下策:使用催淚彈,迫使學生離開廣場﹙作者注﹕當時曾有報道,中國並無催淚彈,但卻有外商可於二十四小時內從歐洲廠商空運來華﹚。  然而,六月四日晨,筆者在美觀看電視,發現鄧小平竟然採用下下策,使用武力鎮壓學生民運——一個對中國曾作出歷史性貢獻的領袖卻作出了歷史性的錯誤決策,導致一個歷史性的悲劇。功績﹕遠勝專制的毛澤東  鄧小平確也曾對中國作出歷史性的貢獻:  一、採行新經濟政策,推動大陸的經濟改革、對外開放,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政方針,促使大陸經濟逐漸走上全面發展之途,改善人民生活,也改變了大陸貧窮落後的面貌。鄧小平真正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全面失敗,大陸只有走上全面經改之途。  二、政治上撥亂反正,清除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人民公社、個人崇拜等暴政,採行比較溫和理性的政策,包括取消領導人終身制,實行和平權力轉移等。  三、在外交上重建中國的對外關係,結束其孤立狀態,與西方國家建立了廣泛的交流及合作,強化中國的國際地位,並完成與美國、蘇聯等國的關係正常化,提升北京的國際影響力,中國終於蛻變為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大國。  四、重視科技及教育,全面推動科技之研發,並在國際領域裏佔一席地位。  五、對台灣及港澳採行務實政策,完成港澳的回歸,並推動兩岸的交流。  然而,鄧小平終究是「人」而非「神」,其思想與政策當然有其局限性。他比較開明,亦無毛澤東的殘暴、恐怖、極權,及緊握權力至死不放的個性。其遠見雖勝過毛澤東的偏激之見,但他也曾作出歷史性的錯誤決策:過失﹕未能走上政治開放  一、鄧小平始終未能跳出其改革的局限性,終其一生未從經濟改革走上政治改革,亦未從經濟開放及經濟現代化邁向政治開放及政治現代化,他也堅決反對和平演變。鄧小平僅認為,只要體改不影響政治與社會的穩定,就可推行,但他始終未能體認到民主化為一無可阻擋的歷史洪流。因此,在八○年代後期,當民主改革的呼聲日漸響亮時,鄧小平即斷然採取行動,力阻民主化的洪流,先後罷黜他的改革開放新政的左右手胡耀邦及趙紫陽。  二、針對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六四事件,鄧小平力排眾議,鎮壓學生民運,造成這一歷史性的悲劇。《鄧小平文選》第三集發表了鄧在天安門事件後,會見曾獲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李政道時的談話及其他有關談話,顯示了他的固執個性。他承認,在天安門事件中決定使用武力鎮壓「動亂」是他的決策;他從未把此一責任推到他人身上,只是他不認為天安門鎮壓為一歷史性的悲劇。他認為,為了維護中國的穩定及發展,對天安門事件採取斷然的措施是必要的。  三、鄧小平始終未曾全面否定毛澤東及毛的反右、文革和其他暴政。影響﹕「政緊經寬」  在一九八○年代末及九○年代初,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紛紛垮台,但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政策,改善中國的經濟及人民的生活,拯救中共政權。時至今日,鄧小平無疑是二十世紀的巨人,對中國、對國際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後鄧時代,鄧小平的影響似乎仍是無所不在。從胡趙以至江李、胡溫,中共領袖仍然奉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全面發展經濟,大陸政經問題雖多,但卻達致前所未有的繁榮。根據世界銀行及其他國際機構的評估,中國在二十年內應可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現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工廠,也是全球最大的市場。  在政經和外交上,鄧小平為中國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近年北京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等領域的力量出現前所未有的進展,其國際影響力大幅成長,並逐步從大國外交邁向全方位外交,其影響力遍及全球各大洲,且與俄羅斯全面合作,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對抗美日軍事同盟。近年中國的外交空前活躍,以二○○六年為例,中國在一年內主辦三項峰會﹙中非合作論壇峰會、東盟與中國峰會及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引起國際社會的矚目。除台灣問題外,中國的外交、國防、港澳政策均已取得重大進展。  不過,鄧後的中共領袖至今仍然執行鄧的「政緊經寬」﹙政治緊收,經濟寬鬆﹚政策,無意推動政治開放﹙但種種迹象顯示,今年十七大後中共可能推動有限度的政改﹚。而他們無一敢於或要修正鄧小平的一黨專政及永久執政政策。此一政策的改變恐需等待第六或第七代領袖上台後才有可能。只有經過歐美政經訓練及西方民主政治薰陶的新時代中國領袖執政後,中共才可能修正對一黨專政的堅持。  鄧小平曾指出,在評價歷史功過上,毛澤東應是「七三開」,而他本人則是「五五開」——鄧小平的自我評價是相當公正的,但鄧小平如推動民主化及和平解決天安門事件,他的歷史地位應非常崇高,超越所有其他中共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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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官話已經不中聽了」考 (潘耀明)

  近讀《錢鍾書散文》,有一篇短文,引起我極大的興趣。這篇短文題為《報紙的開放是大趨勢》,文章雖短,只有二百來字,卻擊中要害。開首的一段原話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是個開放中的社會,報紙的改革就是開放的一個表現。今年報紙的開放程度已經出於有些人的意外了,這是大趨勢。官話已經不中聽了,但多少還得說;只要有官存在,就不可能沒有官話。  文章第二段提到「《光明日報》影響很大」的字眼,理應是為《光明日報》而寫的,但是文末注明:「原載《人民日報》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從這一注解揣摩,原文大抵是為《光明日報》而寫的,卻為《人民日報》所轉載。  我趕快翻查錢鍾書著作目錄,果然估計不錯,原文最初登載於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的《光明日報》,題目是《報紙的開放是大趨勢——我看〈光明日報〉》。從時間看,文章率先於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光明日報》披載,卻於三個多月後的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所轉載的。《錢鍾書散文》的編者說是原載《人民日報》,不是筆誤,就是別有用意。因為《光明日報》雖然是官辦的,早年是民盟的園地,後來成了知識分子的園地。《人民日報》到底是徹頭徹尾的官方喉舌,是黨中央的報紙,以黨報轉載知識分子言論的報紙,有「黨的認同」的意味。當時是趙紫陽當政的年代,傳媒從過去的一言堂局面走向多元意見,一九八八年秋天的開放局面,是教許多文化人鼓舞的事,所以錢鍾書的文章有「今年報紙的開放程度已經出於有些人的意外了」,並喜孜孜地誤以為「這是大趨勢」,一矢中的地指出:「官話已經不中聽了」,其後設語言,大抵是「官樣文章可以休矣」!但是,形勢的發展並不以錢鍾書的意願為轉移,局面很快就逆轉直下,官話捲土重來,官樣文章仍然充斥著傳媒,落得空歡喜一場。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這是後話。  不管怎樣,「官話已經不中聽了」,從古到今已是客觀事實,不過是今比昔為烈罷了。至於裝腔作勢的打官腔、寫官樣文章,更是令人聞風而遁,甚至適得其反。鄧小平自己也不喜歡不著邊際的官話,喜歡講「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的平實話,用平民語言來傳達改革開放信息,結果全國老百姓都聽進去了,從而使改革開放一舉成功。這完全是鄧小平不打官腔、不做官樣文章的功勞。  令人納罕的是,鄧小平以下的中國大小官員、中央或地方傳媒,仍然在說官話、做官樣文章,令人不忍卒聽、卒睹,懨懨然欲睡。  官話或官樣文章的最大特點是,其內容千篇一律,報喜不報憂,充斥著假大空。與此相反的效果,是為官方所點批的人,一下子便成了名播遐邇的英雄好漢;為官方所批判的文章和出版物,旦夕之間洛陽紙貴,一紙風行。屢次聽到內地刊物的主編說,內地的作家巴不得官方批判他們,因為這是最好的推廣——好過賣廣告。道理很簡單,因為這種上綱上線的批判文字,對讀者和老百姓來說,是很「不中聽」的,相對而言,被批判的對象便成了很「中聽」了。  鄧小平是最不愛說官話或少說官話的中國領導人,而是實話實說,實事實辦,不打誑語,最終才可以力挽狂瀾、開創改革開放大業。「六四」對他來說,是一個拭不掉的污點,但在「六四」事件後仍能柱杖南巡,作破冰之行,廓清瀰漫北京上空的濃濃烏雲,毅然叫停「姓社姓資」的爭論,因為鄧小平深知這類官話已不中聽了。  最令人不解的是,今天還有不少當官的,包括特區大小官員還是官話連篇,聽者厭惡而遠之,當官的什麼時候讓老百姓耳根清靜下來,講多些人話、少說官話,順應民情,做多些實事,則官望提升,天下肯定太平得多,可收兩全其美之效。  我想說的是,鄧小平逝世十年,留下給我們最大的寶貴遺產是多說人話、少說官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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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人生小語

  人生應該「知足」。多少人經歷過戰亂的歲月,多少人在飢寒交迫中掙扎,多少人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受折磨……。如果你一生平穩順利,今天能過着小康的生活,便別因為一些小事煩惱而怨天尤人,應該時時「知足」。  人生應該有所奉獻。奉獻不論大小,也不以當官大小和捐款多少來衡量。人生不應游手好閒:或得父兄餘蔭,不愁衣食、風花雪月過日子;或士無大志,庸庸碌碌過一生。應盡己力而為,為社會服務。服務不論職位大小,只要「認真」兩字即可。  人生應該「防老」。切忌未老先衰。防老之道,不在多吃補藥。除強身體育外,要多動腦筋,用腦是防老之要道。一個人衰老從腦子開始。不僅要保持頭腦清醒,更要保持頭腦靈活、邏輯思維良好。一個人腦子糊裏糊塗,人云亦云,講話嘮嘮叨叨,重重複複,那就是老之已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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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麼拯救伊拉克? (丁 隆)

  二○○六年十月以來,伊拉克教派衝突不斷升級,自殺式襲擊在伊拉克中部教派混居地區,特別是巴格達、迪亞拉和安巴爾等省此起彼伏,每天都有上百人傷亡。伊拉克教派衝突升級的癥結是什葉派民兵對遜尼派武裝的挑釁行為不再沉默,兩派武裝陷入以暴易暴的互相仇殺。近幾個月來,教派衝突已經佔伊拉克暴力事件的百分之九十,遜尼派的反美活動已經不再是伊拉克暴力活動的主流,這標誌著伊拉克安全局勢已經發生了質變。此外,什葉派不同武裝派別之間也開始爆發衝突﹕十月二十日,什葉派教士薩德爾領導的邁赫迪軍和什葉派政黨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的武裝組織巴德爾旅,在南部米桑省首府阿馬拉市爆發大規模衝突,邁赫迪軍甚至一度控制阿馬拉市。可見,伊拉克教派衝突日趨複雜,並面臨失控的危險。教派衝突升級 局勢「黎巴嫩化」   伊拉克教派衝突是由一些宗教極端主義組織挑起的,如什葉派的薩德爾派系和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遜尼派的穆斯林長老會和伊斯蘭黨。美軍推翻薩達姆政權以來,這些組織一直企圖擴大勢力範圍。以邁赫迪軍為例,二○○三年,該武裝僅有二萬人,目前已增長到六萬人。駐伊美軍最近公布的一項關於邁赫迪軍的研究報告認為,隨著邁赫迪軍的擴大,薩德爾已無法完全掌控手下的武裝人員。該武裝事實上已經分裂為若干小股武裝,它們不再關注什葉派的宗教和政治訴求,打著邁赫迪軍的旗號進行綁架、搶劫、搶佔加油站等犯罪活動,該派系已經在向犯罪組織發展。隨著美軍撤離被提上日程,這些組織加緊爭奪地盤,伊拉克中部的族群混居地區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教派武裝割據的局面初露端倪。  更為嚴重的是,伊拉克政府在教派衝突中並不能做到中立公正,致使許多伊拉克遜尼派穆斯林和一些阿拉伯國家將其視為教派政府,只是教派衝突中的一方,而不是其應當扮演的調停人角色。其實,改善伊拉克安全局勢並非無路可走,解除教派武裝便是一個有效的辦法,但是什葉派主導的伊拉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投鼠忌器,擔心解除民兵武裝會損害什葉派的力量。其中,支持薩德爾的什葉派穆斯林是伊拉克政府的主要執政基礎,薩德爾派在內閣中佔據五個席位,在議會中佔據四十席,佔議會總席位數的百分之十五。巴德爾旅則是伊拉克什葉派執政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伊拉克最高伊斯蘭革命指揮委員會的民兵武裝。由於遜尼派武裝均處於地下狀態,如果公開活動的邁赫迪軍和巴德爾旅被解除武裝,那麼遜尼派將在伊拉克中部佔據更大優勢,這是現在的當政者不願看到的局面。  經過幾年的發展,伊拉克武裝部隊和警察總人數已經接近四十萬,但這支部隊的作戰能力和忠誠度很差,士兵開小差的現象十分普遍。由於許多士兵不願意離開家鄉到外地服役,士兵每個月都要休一周的探親假,直接影響了部隊的機動性和反應能力。更危險的是,武裝部隊和警察系統已經被教派武裝滲透。一位負責培訓伊拉克警察的美國教官告訴《華盛頓郵報》記者,伊拉克教派武裝,特別是邁赫迪軍和巴德爾旅已經成功地滲入伊拉克武裝部隊和警察系統。據他估計,百分之八十的伊拉克警察局都有被教派武裝滲透的痕跡。  教派衝突的升級表明,伊拉克局勢正在朝「黎巴嫩化」發展。目前伊拉克的教派衝突與一九七五年黎巴嫩爆發的教派衝突有許多相似之處。當時黎巴嫩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德魯茲派和基督教馬龍派之間的混戰,曾使黎巴嫩陷入長期動盪。一九八九年,黎巴嫩各派達成《塔伊夫協議》。各派在分權制基礎上建立了民主制度,黎巴嫩一度被西方樹立為中東地區「民主的榜樣」。此後,黎巴嫩局勢曾平靜了十幾年。但自去年黎巴嫩前總理哈里里遇刺後,黎巴嫩再次陷入混亂,教派武裝和宗派意識顯著抬頭。這充分說明在民族、教派等原生態勢力強大的中東國家,保持政局穩定和建立可持續的民主制度幾乎是無解的命題。伊拉克局勢的「黎巴嫩化」是一個危險的徵兆,很可能將伊拉克拖入一個難以自拔的內戰泥潭。目前伊拉克的狀況如果尚不能算作內戰,也至少是「疑似內戰」。如果教派衝突繼續發展,伊拉克距離霍布斯形容的軍民不分、敵友難辨、「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自然狀態」不遠了。美軍陣亡三千多 伊戰趨「越戰化」?  二○○六年十月對美軍而言無疑是黑色的,該月共有一○五名美軍士兵陣亡,位居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單月死亡數第三,此前的八月和九月分別有六十四和七十三名。十月份美軍死亡人數陡增的主要原因是美軍為穩定伊拉克局勢,更多地介入教派衝突。加上十月份適逢伊斯蘭教齋月,伊拉克反美武裝在神聖的齋月裏為主道殉難,抵抗異教徒佔領的宗教熱情導致針對美軍的襲擊增多。儘管美軍從八月起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以平息教派衝突,但十月份,巴格達的暴力事件還是比九月份上升百分之二十二。十月,共有三百餘名伊拉克士兵死亡,三千七百○九名伊拉克平民喪生。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說明,美國正在失去對伊拉克局勢的控制。  CBS最近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百分之六十二的被訪者認為出兵伊拉克是一個錯誤,這個數據已經高於一九七○年代初蓋落普進行的一項關於越戰的民調結果,當時百分之六十的被訪者認為出兵越南是一個錯誤。截至目前,美國已在伊拉克戰爭上耗資四千億美元,平均每周兩億美元。伊拉克研究小組估計,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的花費將高達兩萬億美元,遠遠超過越戰的五千三百一十億美元。伊拉克戰事的發展勾起了美國人對越戰的痛苦記憶,許多學者認為伊戰正在「越戰化」,甚至小布殊本人也在越南參加APEC會議時,將越南戰爭與伊戰相比。儘管許多學者認為伊拉克戰爭和越戰不具可比性,因為越戰中美軍死亡人數達五萬八千人,遠遠超過美軍在伊拉克戰爭中的死亡人數。況且,美國的反越戰浪潮和目前民眾反對政府伊拉克政策的情緒不可同日而語。但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不能簡單用死亡人數衡量兩次戰爭——因為隨著戰爭高科技化,戰爭死亡人數已經大大下降。截至目前,共有三千名美軍士兵在伊拉克戰爭中死亡,這個數字對美國民眾心理承受力的考驗不可小覷。此外,越戰結束後,越南迅速實現了統一和穩定,戰前美國擔心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並未出現,也未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構成威脅。而伊拉克則不同,如果美國在伊拉克的安全局勢未得到實質性改觀的情況下撤軍,伊拉克將被拖入長期內戰,進而損害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布局和利益。開戰前評估不足 出兵後戰術失誤  剛剛落幕的美國中期選舉成為一次伊拉克政策的公投,美國民眾用選票表達了他們對小布殊政府伊拉克政策的不滿。民主黨借伊拉克問題向共和黨發難,一舉從共和黨手中奪回國會參眾兩院的控制權。選舉失利直接導致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黯然下台,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也被迫辭職。當年推動對伊開戰的新保守主義班子,目前僅剩下副總統切尼一人。  小布殊政府的伊拉克政策還遭到了國內許多政界和學界重量級人物的批評。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BBC的訪談節目中表示,「美國不可能在伊拉克取得軍事上的勝利。」 曾經支持新保守主義的美國著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伊拉克戰爭從理論和現實上都是錯誤的。」一些共和黨政客也與小布殊政府劃清界線,如來自南卡羅萊那州的參議員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認為,伊拉克正處在大混亂的邊緣,小布殊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不奏效。十二月六日,接替拉姆斯菲爾德的美國新任國防部長蓋茨在批准對其任命的國會聽證會上,承認美國沒有在伊拉克取得勝利。如果伊拉克局勢持續惡化,還將導致整個地區的大混亂。同時,美國的盟友也開始反思伊拉克戰爭。十一月十七日,英國首相貝理雅接受半島電視台採訪時首次承認,「美英聯軍對伊拉克的侵略是場災難」。英國外交大臣貝克特在接受BBC採訪時表示,「未來的歷史學家或許會將入侵伊拉克視為一場外交政策的災難」。  面對選舉失敗和國內外的批評,小布殊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改變伊拉克政策。與其說小布殊政府將調整伊拉克政策,不如說重新制訂政策,因為小布殊政府一直沒有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伊拉克政策,反而犯下一系列戰術錯誤。由於對控制伊拉克局勢的困難估計不足,拉姆斯菲爾德企圖在伊拉克檢驗其「輕型戰爭理論」,即憑藉以高科技武裝的少量軍隊實現政權更迭。美軍輕而易舉地實現了這一目標。然而,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目的不僅僅是政權更迭,還包括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區區十四萬軍隊顯然不能做到這一點。其實戰後發生的大規模搶掠活動,已經充分說明美軍無力控制局勢,但剛愎自用的拉姆斯菲爾德卻荒唐地認為那是伊拉克人在「擁抱自由」。接下來,美國接二連三地犯下一系列戰術錯誤,如﹕解散伊拉克軍隊,使幾十萬訓練有素並携帶武器的軍人加入失業大軍;對復興黨中下層官員打擊過重;聽任什葉派恣意壓制遜尼派;佔領之後沒有立即著手遏制反美武裝等。  三年多來,美國先是忙於清剿扎卡維等「外國聖戰者」和遜尼派反美武裝。針對反美武裝的襲擊,駐伊美軍採取了以「清剿、控制、重建」為核心的戰術,即清剿反美武裝,配合伊拉克武裝部隊控制局勢動盪地區,在條件成熟的地區開展重建,但這三個目標全部落空了。二○○六年二月,著名什葉派清真寺遭襲,教派衝突爆發。美軍將重點轉向制止教派衝突,但顯然未能奏效。三年多來,美軍始終被伊拉克內部的力量牽著鼻子走,而不是根據戰略部署,一步步地朝目標邁進。雖然小布殊不停地說美軍的目標是在伊拉克取得勝利,但駐伊美軍好像無頭蒼蠅般亂撞,既不知道勝利的標準是什麼,也不知道何時才能完成任務。  需要指出的是,戰術失誤不足以解釋美國目前在伊拉克遭遇的困境,深層原因是戰爭改變了伊拉克的政治生態。由於美國不了解伊拉克民族宗教問題的複雜性,對伊拉克戰後什葉派的崛起、遜尼派的失意和庫爾德人的獨立傾向沒有做出前瞻性的評估,對戰爭對伊拉克政治生態帶來的顛覆性破壞估計不足。如果小布殊能够在戰前認識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恐怕他不會草率地發動戰爭。美國著名中東問題專家阿賈米(Fouad Ajami)曾經是侵入伊拉克的堅定支持者。戰爭結束三年多後,阿賈米開始懷疑自己當初的立場,他說,「這是一場強迫婚姻。對於這場戰爭,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是:如果當時知道現在的情況,知道要流多少血,花多少錢,他們還會扣動扳機嗎?」撤軍無異於投降 總統執著於勝利  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獲勝,並非因為它在伊拉克問題上有什麼錦囊妙計,而是共和黨的伊拉克政策實在不得人心。選民希望民主黨控制國會後,能對共和黨形成制衡,迫使其修正失敗的伊拉克政策。中期選舉塵埃落定後,伊拉克不再是選舉工具,民主、共和兩黨圍繞伊拉克政策的辯論隨之趨於理性——兩黨合作,盡快使美國擺脫伊拉克困局已經成為共識。  十二月六日,美國朝野翹首以待的《伊拉克政策研究報告》客觀地評估了當前的局勢和美國的伊拉克政策,承認當前美國的伊拉克政策不奏效,並為調整伊拉克政策提出多達七十九條建議。在外交方面,該報告建議美國尋求敍利亞和伊朗的幫助,召開伊拉克問題地區會議等。在軍事方面,建議削减駐伊美軍作戰部隊人數,將重點轉移到培訓伊拉克武裝部隊,分階段從伊拉克撤軍,到二○○八年三月美軍作戰部隊撤出伊拉克等。這個被寄予厚望的報告其實並無新意,其中的多項政策建議與此前一些議員和學者的觀點相似。儘管蓋落普和《今日美國》的民調結果顯示,百分之七十五的被訪者支持伊拉克研究小組提出的建議,但就可行性而言,該報告提出的核心建議不可能被小布殊政府採納,如尋求敍利亞和伊朗合作,與小布殊政府遏制敍利亞和伊朗的戰略完全相左。該報告建議的撤軍時間表也難以得到小布殊的認同,這個時間表更多地考慮確保美國的國家利益不受損害,而不是小布殊所追求的在伊拉克取勝。  經過選舉的洗禮和圍繞伊拉克政策的大辯論後,小布殊政府調整伊拉克政策的過程將具有靈活性和開放性,用小布殊自己的話說就是「所有選項都在桌面上」。然而,這一政策調整來得太遲了。目前伊拉克局勢雖然沒有達到萬劫不復的程度,但留給小布殊的政策調整空間十分有限。  當前的伊拉克局勢雖然十分嚴峻,但小布殊仍認為對現行政策進行微調後,美國仍然能夠取勝。在伊拉克局勢未改觀時撤軍,在小布殊看來無異於投降,還意味著承認九一一事件以來,美國從發動反恐戰爭到推出大中東倡議等一系列外交政策滿盤皆輸。小布殊的新保守主義外交理念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非黑即白的線性邏輯和理想主義色彩的「民主原教旨主義」,使小布殊難以在伊拉克問題上作出根本性的政策轉向。因此,正當輿論普遍認為小布殊被迫軟化對伊政策時,小布殊卻提出向伊拉克增兵兩萬人。  如果仔細考察伊拉克研究小組的報告和美國政界、學界給出的各種方案,會發現其中有一個共同的關鍵詞:撤軍。分歧只是何時撤、怎麼撤。這意味著除了小布殊還在固執地堅持取勝的目標外,各方對小布殊政府政策建議的基本目的已不再是取勝,而是自救,即盡快使美國從伊拉克泥潭中脫身。至於撤軍後伊拉克安全局勢若繼續惡化,則可將責任全盤推給伊拉克政府。甚至有學者認為,美國不應致力於解決伊拉克教派衝突,那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美國必須盡快撤軍,至於撤軍後伊拉克局勢如何發展,只要不過分損害美國的戰略利益,美國也管不了那麼多了。持這種「拋棄論」者並不少,如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 Institution)副會長裴寇爾(Carlos Pascual)認為,美國最終的選擇可能是被迫放棄伊拉克,全部撤軍或將軍隊撤至伊拉克鄰國,防止伊拉克內亂擴散到整個中東地區。三年多的實踐表明,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略目標被不斷調低,最初的政權更迭、建立民主制度,進而以伊拉克為起點和樣板,改造整個大中東地區的雄心壯志,最終將只剩下逃跑二字。作為伊拉克亂局的始作俑者,美國注定無法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布魯金斯學會中東問題專家拜曼(Daniel Byman)十二月三日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指出,如果美國真的想在伊拉克取得勝利,還需要再投入數千億美元和數十萬大軍。如果取勝對美國十分重要,而事實上又做不到,那麼美國就需要考慮撤軍,同時保持對伊拉克一定的影響力。他在文章末尾稱,「伊拉克研究小組頂多能刺激我們的領導層,幫助美國接受這個痛苦的現實。至於拯救,忘了它吧。」專制維繫和平 槍炮移殖民主  既然美國不能拯救伊拉克,那麼只能由伊拉克人民自己完成民族和解的使命。伊拉克亂局的癥結是戰爭破壞了在這個國家存續了一千三百年的政治生態,其破壞性的震盪效應還將持續發酵,民族和解難以在短期內實現。伊拉克未來政治和安全局勢的發展其實與美軍何時撤出關係不大,而是取決於伊拉克國家和民族構建進程的發展。福山鞭辟入裏地分析了美國在伊拉克遭遇困境的原因,他認為「經濟和社會現代化有一個普遍的進程,你只能在社會的邊緣引導和加速事物的發展」。推廣民主本身無可厚非,美國的錯誤在於用錯了方法﹕通過人為劃界製造的「人造國家」,國家構建進程起點低,水平不高,社會缺乏同質性。專制的薩達姆政權用暴力維繫了國家和社會的黏和,而美國在「民主原教旨主義」的驅使下,用槍炮把民主移植到伊拉克,卻阻斷了國家構建進程。國家構建和民主化本是同一進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在被族群和教派碎片化的伊拉克,卻悖論式地變成相互制約的關係。只有遜尼派穆斯林擺脫對部落長老等地方傳統權威的認同,什葉派穆斯林擺脫對宗教權威的認同,庫爾德人擺脫對分離主義的認同,在「伊拉克人」這樣一個最高共識基礎上開啓國家構建進程,才能實現民族和宗教和解,建立可存續的民主制度。這個擺在伊拉克人面前的艱巨任務,無疑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完成,豈是通過外力的民主移植所能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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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怕什麼 (毛 尖)

  梁文道到上海來接見我們,酒過三巡,寶爺還不露面,大家就擔心是不是他的寶馬遇到悍馬了,但沈爺咪咪一笑,說,不會,寶爺的寶駒晾一邊了,這一段,寶爺只搭地鐵。沈爺嚥下一塊紅燒肉,不疾不徐:豬狗交班,上海地鐵,現在和東京地鐵一樣擠。  床前明月光,我叫郭德綱。郭德綱說了,東京地鐵擠,當了媽都不知道。世道這麼亂,胡搞惡搞的人,今年交了狗屎運,超男超女二奶二爺,只要你說得出口,娛樂圈就認你是同志。對此,郭德綱又有總結,「你要捨得死,我就捨得埋。」亂,怕什麼,亂了敵人。你看,趙忠祥老師屹立在醜聞的唾口沫尖,悠悠然修書習畫,年底自費出個掛曆,掛曆上寫:「有一批好朋友,有幾位好老師,有一個好家庭,有一份我滿意的工作,人生如此幸何如之,願人人都能快樂。」  趙老師是言而由衷了,有一個好家庭,有一份好工作,但央視的同事黃健翔年紀輕點閱歷淺點火氣也大點,把婚離了把工辭了,摔了央視金飯碗出來跑江湖,搞得全中國的小年輕都恨不得靈魂附體,聲嘶力竭地叫出「黃健翔萬歲」後,名揚四海。但是,就算是一醜成名,也需要想像力。電視台的朋友告訴我,自從張鈺硬拉着黃建中捆綁銷售之後,拉名人同歸於盡就不再具有創意。創意,知道嗎?那就是新的公共常識制低點,換句話說,要亂,要更亂。  《上海一周》最近有一個調查,抓住路人問:新年新願?最令人難忘的願望是什麼呢?我的學生會一起朗誦給你聽:「復旦校長是我爸,北大校長是我媽。」嘿,你們不要笑,這個十八歲女孩的願望,用句趙忠祥的煽情台詞:讓人想哭!照這個思路,我們以後爹娘都當不成了。一九一九年,魯迅討論《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先生不知道,經過我們幾代人的努力,這個問題現在已經不成問題,因為輪不到我們當父親了。所以,「我」這個字,最近出現在熟食店的招牌上,我們也不用驚奇。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家熟食店,赫然掛着如下招牌:我肝,我心,我頭,我肉——這絕對不是周星馳的電影場景,也不是大電影的惡搞片段——那麼,你就上去請教一下熟食店老闆吧,到底是啥玩意?胖胖的老闆溜你一眼,沒見過世面還是沒文化,「我肝」就是「鵝肝」,「我」是「鵝」的簡寫,常識都沒有。啊呀,這個時候,「商女不知亡國恨」這樣的詩句就哽在你喉嚨了,不過,下回和你朋友一起掃街,如果她居然對「我心」莫名驚詫,你就可以見多識廣地告訴她:已經沒有「我」了,那是「鵝」。  所以你說,我們還怕亂嗎?就在上個星期,我去徐家匯赴飯局,後面的一個路人走上來,指指我的包,我一看,兩邊的帶子都給割了,還好皮厚,弔千鈞於一髮。人來人往,誰動了我的奶酪?走到飯店,向朋友傾訴,沒人聽我的,這年頭,沒割到肉身就該燒香拜佛。上回寶爺在南方,給一幫賊人弄錯人頭在機場劫走,寶爺後來還樂呵呵的,權當玩一次綁架遊戲。如今在上海,活得發膩的多,玩一次綁架遊戲花好幾萬還嫌不刺激,就有「陪你玩」公司開出新花樣,讓你和牛一起高空生存,讓你過上豬狗不如的生活,滿足你的犯賤欲,免得你到「我型我Show」的現場去丟人現眼。  亂世裏的張愛玲說,現代的東西縱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們的,於我們親。而現在,連那個亂世也讓人懷念了,因為我們這個年代實在有亂到賤世的地步,《滿城盡帶黃金甲》夠賤吧,但票房第一名,所以,賈樟柯拿《三峽好人》去和《滿城盡帶黃金甲》拼,那是亂世劍法,二○○六,頭文字賤,人賤人愛。至於沒賤才的,上街走走看看廣告,連床墊都會說「你願意和我睡嗎」?  你願意和我睡嗎?嘿嘿,讓我們學學加菲貓吧,貓要有貓的尊嚴,一個人睡也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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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福豬 (吳羊璧)

看「家」字 下面一個「豕」  說「家有福豬」,倒不只是新春的祝福語,有個來由,因為「家」與「豬」很有關係。「家」字的構成,是一個「[家]  」的上蓋,下面一個「豕」。這上蓋,《說文》的解釋,就是指屋子,象形,看篆書,就是一個覆蓋着的屋子形狀。屋子裏面有「豕」,就是豬。古人造字的時候,認為屋子裏有豬,就是像樣的一個「家」了。  看甲骨文,尤其像。下面的「豕」,側看是很象形的。  我第一次注意到「家」字是這樣的構成時,有點奇怪。首先,用現代人的觀念想,家,通常想到有老有幼,一家大小。那麼,家字應該是屋裏面有大大小小很多人啊,但為什麼不是?再想想,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家字,是不是應該首先反映這方面的特點呢?  例如家裏有禾,有米。再不,應該是遊牧業,如羊,牧羊不是很重要的農活嗎?再有,就是牛,牛與耕種有更直接的關係。造成一個「家」字,應該優先考慮以這些來作象徵,然而幾千年的中文裏面,「家」字的構成偏偏不是這些,而是「豕」,就是家屋裏有一頭豬。有肥豬 才家肥屋潤  豬當然也很重要。但為什麼是最重要的,要以牠來象徵家?  慢慢地,想出點道理來了。  人類社會的發展,先是遊牧,後來才是耕種。遊牧是流動的,牧馬牧羊,不定居。耕種了,才定居,定居了才有「家」的觀念。  懂得耕種是定居重要的原因,但是耕種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範疇。人是到田裏去工作,田地不是放在家裏的。「田」字部的字有很多,把田分成一塊塊,叫做「畦」,有力氣的人在田裏工作,叫做「男」。這都說明耕種是一個大概念,要表現的很多,不能簡單歸在「家」裏面。  牛是耕種的重要助力,牛很強壯,有牠本身的特徵。養牛,首先想到的也是耕種,屬於那個大範疇的概念。  有了耕種技術,人可以定居下來了,於是形成一個個的家庭,這些家庭單位,要經營自己的居所,這才是「家」的觀念。  住下來了,在住處再養家禽、家畜,有雞鵝鴨,有狗豬貓,家禽家畜裏面,要找一個主要的象徵,選豬就很有理由了。你定居下來了,你養了豬沒有?養豬是重要得很的副業,有肥豬,才家肥屋潤。  說到這裏,我想起小時鄉居,那就是這樣的一幅圖畫,你不難見到家家有雞鴨,又都養了頭肥肥胖胖的豬,這真是福豬。說實在的,只是因為城市生活,才使人們腦裏消失了這幅圖畫。要理解「家」字的文字構成,為什麼是在屋裏有一頭肥豬,你回到古老的農村生活中去,理解起來,就直接得多了。能夠畜養了豬,是定居、家居的重大象徵。  《說文解字》中,探究「家」字音的來源,說是從「豭」字借音。豭就是豬。我們彷彿可以聽到先民在互問﹕你有豭沒有?有豭了,那就是有家了。(豭音家。)從文字 看豬的形象  豬和人們一直是親近的,親切的。  但是豬的形象,實在說,並不很美好。胖胖的身軀,長長的豬嘴,有點笨拙,有點貪饞相。  古人相信,人與許多生物,是可以互相幻化的。比方高貴的皇族,就是龍的幻化。豬是不是也可以幻化為人呢?有,傳說中也有。唐代有個造反的安祿山,他也想做皇帝的。傳說,有一天,他午睡時,就露了原形。皇帝睡着露原形,是龍,安祿山露的原形,是龍頭豬身。因此他的作為是有限的。這傳說見《楊太真外傳》。其實,安祿山個子大,又是個胖子。這傳說,是因他有這樣一個肥大的外形而生造出來的吧,說他像肥豬。  在中國文學史上,豬卻有一個非常親切,非常可愛的文學形象,那就是豬八戒。《西遊記》是吳承恩的傑作,寓言式小說,想像力豐富。他想像唐三藏去西方取經,要有個神通廣大的孫悟空扶助。但一個究竟不夠,再寫一個悟能。這個悟能(豬八戒)性格特點不應與孫悟空重複。孫悟空是猴子化身,精靈極了。那麼,豬悟能就有點笨拙,悟空叫他「這個獃子」,這個獃子也很有本領,悟空七十二變,他能三十六變。但他實在貪饞,怕死,以至好色。他做了高家的妖怪女婿,卻不害人,「喫了你家些茶飯,也與你幹了許多好事」,「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兒。」  豬八戒三十六變,最有趣的一變是在盤絲洞。那裏的蜘蛛精七個仙姑捉了唐僧,悟空悟能去救師父。豬八戒先趁仙姑在裸泳,變成一條鮎魚精,「只在那腿襠裏亂鑽」把她們戲弄了一回。這段故事在七十二回,有興趣可以翻開再讀讀。這豬八戒還有個特點,內心很想成家,就是個凡人,好人。看來,在吳承恩心中,豬就是這樣平凡而又不平凡。  到這裏,話再說回頭,再恭賀春禧,祝家家戶戶,家有福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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