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盛世 (本刊顧問、詩人 瘂弦)

  一九五○年代在台灣曾出現「留學熱」,當時去美國的人最多,學生們一踏進美國校園,必定會做三件事:第一,到圖書館找大陸三十年代的作品,特別是左翼作家的書,拿來狂讀一番;第二,也是到圖書館,或華人書店,找金庸的小說來過癮;第三,就是讀《明報月刊》。因為這三種書刊,都是台灣的禁書,官方不准閱讀的。學生們卻可以從中得到大量新的資訊,個個有大開眼界的感覺。特別是《明報月刊》,對於中國前景的展望、中國文化現代化的詮釋、兩岸政治現狀的討論,對留學生的影響很大。後來留美華人學生掀起的波瀾壯闊的保護釣魚台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明報月刊》的影響。在中國愛國運動的歷史上,《明報月刊》和台灣《文星雜誌》、《大學雜誌》是行列中的領頭雁。這些歷史的場景,都在被稱為留學生文學中的許多小說作品中呈現出來。  當時《明月》的主編是胡菊人先生,他把一生最好的時間都給了《明月》,功不可沒。多少年來,《明月》雖然歷任多位主編,但始終不減它的銳氣,在思想領域上一直站在浪峰潮尖之上。綜觀今天的華人世界,仍存在着很多問題等待解決。大量的知識分子都把《明月》當做光譜和熱源,大家對它的期望比過去更殷切。華人已經變成世界上最大的族群,在兩岸三地、兩岸多地、多岸多地全世界華人一盤棋的框架上,我們應該展開更大的作為。  今年春天,我曾有三個月的時間在香港浸會大學駐校,有機會見到現任《明月》總編輯兼總經理潘耀明先生,蒙他看得起,邀我到《明月》的辦公室,跟全體工作朋友見面,談談我自己長達三十多年編輯生活的甘苦。在交談中,我強烈地感覺到《明月》仝人高度的工作紀律、對編輯事業的熱誠和對超越極限的嚮往,異常深刻。從他們的談話中,我似乎看到一幅幅遼闊的編輯藍圖。  欣逢《明月》五百期,作為一個老讀者,我感覺信心滿滿。在這個電子網絡出現,削弱了文字媒體重要性的今天,我們更需要像《明月》這樣能代表中國知識分子和知識大眾的刊物,來集納百川,融合萬匯,奔赴更大的格局和表現更宏偉的氣魄。  近年常聽到「盛世」的說法。我覺得《明月》正以它的如椽之筆,書寫自己的盛世。

更多

期以千期 (香港大學副校長 李焯芬教授)

  年輕時愛讀的一眾刊物當中,至今猶屹立於文化界,並深受海內外知識分子推崇的,就只有《明月》了。  《明月》刊行至今已整整五百期了。這在香港出版界是極為了不起的事,充分說明了《明月》的水平、可讀性和可持續性。  這「五百」可不是個小數目。流行中外的民謠「五百里」,以悠揚動人的旋律,唱出了人生路上的起與伏。席慕容的詩《一棵開花的樹》,幽幽地訴說她在佛前求了五百年,好讓自己與夢中情人結段塵緣。佛於是把她化作一棵樹。情人匆匆地在樹旁走過,端的是五百年才一遇;頻率也正好與國際慣用的建築抗震設計標準看齊呢。  佛經裏還有個有關蜘蛛與佛祖的故事,說蜘蛛潛心修持了兩個五百年,才悟出了「活在當下,珍惜眼前」這個道理。  料想《明月》的第二個五百期面世時,香港已跨越二○四七年了。期待屆時《明月》會和港人一道,再回顧一起走過的日子,反正《明月》早已是香港文化風景線上視野最廣濶、最深遠的地標了。

更多

難能可貴 (香港讀者 謝時亭)

  時間過得真快,一眨眼《明報月刊》出版了五百期了,真不容易!謹此祝賀!  我是一九六三年來港的,當時國內的經濟情況並不太好,票券滿天飛。那時我已高中畢業,對國內的政治經濟很關心,所以來港後,通過《文滙》、《大公》來了解國內的情況,同時,也閱讀《明報》來知悉國內人民的困苦情況(這在《文》、《大》是不會刊登的)!所以《明報》是我閱讀的第一份非左派報紙。  到了一九六五年,國內烏雲蓋天,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出籠,政治形勢一下子又嚴峻起來了,就在此時《明報月刊》創刊,它是一本集政治、經濟、文化一身的綜合性刊物,內容豐富,文章翔實,並以一定的篇幅來報道文革中知識分子遭受迫害的內幕。我一眼就喜愛它了!我差不多每期都閱讀,有錢時買來看,經濟差的時候就去圖書館閱讀,有時甚至佇立在報攤檔前翻閱(當然,只能看看目錄而已)!現在我託女兒的福(她是學生,訂閱便宜了許多,千萬別說我貪心,一笑!)訂閱了《明報月刊》可以安心在家中閱讀!  在閱讀《明報月刊》創刊號後,我曾寫了一封祝賀該刊出版的賀信,蒙刊登於第三期的「讀者來書」頁上,我記得我曾寫上﹕「在此時此地,能出版一本嚴正的大型綜合性雜誌——《明報月刊》,真屬難能可貴了。」現在我要說:「在此時此地,能堅持出版五百期的《明報月刊》更屬難能可貴!」祝它永葆青春,能永遠的出版下去!

更多

去除智盲 (多倫多讀者 陳慶雲)

  謹於《明報月刊》第五百期這一里程上,表達一個個人的感念,唯望志同之士,報以行動的回應。  《明月》耕耘至今,已為全球使用華語的人士,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文化平台,開展一項去除智盲(有別於文盲)的工作。客觀、包容、求知和正義,乃是改進社會民主民生的不二法門,在這並無東西方的分別。唯獨在中文報刊裏,實在是缺少了一份長期擁有上述質素和普及的讀物,充作渡航的明燈。  廣泛去除智盲在華語社會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海內外華人社會都正在意識到和爭取着公平民主的生活方式和保證。智盲正是這一個正常、健康的演進過程中的頭號敵人,所謂天下之事,匹夫有責。本人認為透過個人的閱讀、訂購、推介、回應和投稿《明報月刊》,我們都可以(亦應該)參與這一個去智盲的大行動,在能力範圍內盡力做事。此心願的動機和對錯,留待春秋史筆鑑證,在此,唯盼明月寄心聲。

更多

虛懷若谷 勇於承擔 (香港讀者 鄭小衍)

  歲月如梭,光陰荏苒。不覺間已做了十幾年《明報月刊》的忠實讀者,也迎來了貴刊發行滿五百期的大日子。雖然我不曾擁有全部的五百期,但回眸書架上排列整齊的、自始訂起無一缺漏的百多本雜誌,仍感到由衷的喜愛和欣慰。  最初吸引我的是貴刊的文學性和廣泛性。在香港這個出版自由的彈丸之地有着無數的雜誌,但具有高文學品位和廣泛代表性的中文雜誌卻不多見。隨後我發現除了這兩個特點之外,貴刊對時事的敏感及把握更是吸引我的特點之一。尤其讓我驚歎和欽佩的是貴刊總能捕捉時事亮點,邀請到不少名人智者吐露心聲,卻又能夠在同一個專題下同時刊出立場觀點不同甚至全然相悖的文章,使讀者能夠及時了解事物的不同觀點和立場並做出自己的是非、對錯判斷。我想,沒有敢於承擔的勇氣和駕馭方寸的能力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此外,我對貴刊能虛心接受批評,如實刊登來函的坦誠也印象頗深。記得那還是在我移居香港的初期,有一期中的一篇文章同一個字錯了好幾次,我抑制不住心裏對貴刊的關愛之情,提筆草就了一函。沒想到下期就看見如實刊出。也許正是這種虛懷若谷和勇於承擔,使貴刊在風風雨雨的四十多年中受到如此眾多的讀者和作者的長期關愛和追隨吧。

更多

與《明月》的「小瓜葛」 (香港讀者 馬人)

  我這個人可謂「老懵懂」,連自己的年齡都可以忘記,但是對於《明月》的發刊日期卻記得很清楚。每當月初我就會很自然的徘徊於信箱兩側,看看郵差叔叔是否已將《明月》「塞」入信箱。   某月,不知何故,掛牆的日曆已指向七號,但信箱裏仍然不見《明月》的芳蹤……。那天,我再也忍不住了,靜悄悄地把食指伸進信箱裏撩撥,但又沒有把老花眼鏡掛上,「矇查查」的亂摸一通——竟然摸中附近的信箱。突然,一隻沉重有力的大手掌緊緊地拍在我肩膀上,只聽到有人狂吼一聲:「阿伯,今次還不給我逮個正着,瞧你幾十歲人,好眉好貌,竟然學人偷信!」他的呼嘯,令大堂聚集了十個八個喜歡湊熱鬧、愛管閒事的人群。小孩側着頭、扁着嘴在偷笑,婦女們亦在「嘴藐藐」的竊竊私語。有一位年輕人忽然大喊:「偷信,報警拉人!」話音剛落,我已被嚇得魂飛魄散……。  在警署擾攘了將近兩小時。我把視線投向窗外,心房又怦怦的加速亂跳。這時,門外突然湧進五六個人,其中有我的妻女。  「馬先生,這是一場誤會。你放心,你絕對不會有事。」其中一人用非常堅定的口吻向我說。  「沙展,我和張先生二人以XX大厦法團主席的名譽向你擔保……。」  擾擾攘攘的事情終於真相大白。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老婆大人卻還在嘮叨:「從X座搬到Y座才十天八天的短時間,誰會認識你?」次日我隨即致電《明報月刊》查詢,過兩天已把最新一期寄到新地址,我樂得忘情閱讀。但不知為什麼,兩天後又再收到同一期的另一本。到底是我一時糊塗沒有通知《明報月刊》更改地址,還是負責的小姐一時大意?不管怎麼說,這是我對《明月》多年來的情懷的一點惦記。如果往後還有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我冀盼——如果上帝不會責備我對延續生命的過份奢侈和冀望,《明報月刊》能陪我度過快樂的退休晚年。(編按﹕因篇幅所限,文章略有刪節)

更多

五百期偶感 (潘耀明)

  最近讀了海內外知名人士和文化人撰寫紀念汪道涵的書,書名叫《老先生》,其中有一篇題為《汪道涵反思電影文章》,談到電影導演謝晉說一段關於「反右」的故事,耐人尋味。故事發生於一九七八年開放之後,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剩餘的右派分子」帽子,當時任組織部長的胡耀邦親自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和錯劃右派案件。在平反工作進行到後期時,幾乎所有右派都獲得平反和糾正,文章記敍了胡耀邦摘掉葛佩琦大右派帽子的曲折經過──  平反工作快結束的時候,胡耀邦問:還有什麼人沒有平反?這裏有幾個人不能平反,包括著名大右派葛佩琦。為什麼?葛佩琦大罵共產黨。有一次開會,他在會上大罵。哦,開會大罵共產黨?關在房間裏幾個人偷偷地罵,這有可能;開會大罵,這大不可能,我不太相信。你把具體情況講一下。他就是在會上罵上的,具體時間地點是……這個人我倒要見見。葛佩琦見到胡耀邦時痛哭流涕。胡耀邦問:你不是大罵共產黨嗎?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葛佩琦將事情原原本本地向耀邦同志講:他原是中共地下黨員,黨派他打入國民黨內部,在國民黨待了很長一段時間。新中國成立後,他出來工作。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毛主席槍斃了幾個貪污分子。他看到黨內有腐敗分子,感到很痛心,很嚴肅地大聲疾呼:不得了啊,黨內發生貪污的事情,必須嚴懲,如若蔓延下去,真的有人會要罵共產黨了。原本他是好意講這番話的,卻變成他大罵共產黨了。因為這幾句話,他倒了幾十年的霉。後經胡耀邦批准,最終改正了葛佩琦錯劃一事,並為他恢復政治名譽。  從上述援引的文字可以看到,葛佩琦的「罵共產黨」,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從表層看,葛佩琦的講話中,出現過「罵共產黨」的字眼,按封建年代是屬於「謀逆」行為,在當年是一起非常嚴重的罪行,全家要被抄斬和誅九族的。同樣的,在當年以工農兵為主導的中國社會,在無產階級的樸素感情下,也是不被容許「罵共產黨」字眼出現的。所以葛佩琦因此而被定調為大右派和「不能平反的幾個人」之一,自古以來是有例可援的。從第二層的意義和從眼下公認的道德標準來看,葛佩琦也可以說是從愛護共產黨角度出發,害怕共產黨貪污腐化蔓延下去,照共產黨的話「這是關係到共產黨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才不得不出此「下言」,希望起警醒作用而已。  還幸,胡耀邦不是一個昏庸的領導人,他是中共少有的清醒者,他沒有被極左派滿天亂舞的帽子所弄糊塗,和指鹿為馬的鞭子所懼,品出葛佩琦「罵共產黨」的真正意義所在。一個現代文明的社會,是不會以言論入罪的,況且葛佩琦的言論,非但沒有犯上作亂之意,而且用心良苦,反而是徹頭徹尾的「愛國愛黨」之士。  語言與文字,原是人類表達思想感情和傳達信息的工具或手段,就像簇新的鈔票一樣,是在使用流通過程中破舊和染污的。它的弔詭處,是既可用作伸張正義、明辨是非的載體,也可被居心叵測的人利用它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情緒亢奮和謊話連篇的年代,文字和語言更被任意閹割、各取所需、各自表述。文字、語言甚至成為打壓異己和吹逢迎拍的手段,恍如巫師鼻下橫吐出的咒語,如果不是清醒者,很容易中蠱、受騙上當的。  走筆至此,想起香港回歸十年,各種言論見解紛呈,見諸平心靜氣的文字和語言的不多,暴力的語言隨處可見。香港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言論自由,對於個人的意見給予絕對尊重,不以言論入罪。但是在過去十年,極端語言——暴力的語言氾濫,人身攻擊有之、上綱上線有之、歪曲顛倒有之、譁眾取寵有之……。這些語言似曾相識。不管怎樣,葛佩琦的年代已遠去,時間漏斗篩下的是閃爍着真知的文明精華。  在《明月》四十周年時我曾寫道:「歌德說過:『在文化水準最低的地方,隨處可見強烈殘暴的仇恨行為。』香港屬於文化水準不太高、充瀰語言暴力的地方,《明月》在此環境中也屢遭中傷、攻訐,但《明月》卻不為外力所動,更不被骯髒語言所污染,仍堅持走高格調路線,執着自己的『傾闊洞明』(饒宗頤語)、不卑不亢的風格。」這也是《明月》五百期一個編者的心聲。《明月》是香港商業社會碩果僅存、歷史最長的泛文化性雜誌。她所堅持的非黨派、非集團刊物的中性價值和對不同意見的兼容,受到廣大讀者的認同,我們重申《發刊詞》所確定的一個原則:「只有獨立的意見,才有它的尊嚴和價值。」正是﹕  秋山入遠海(1)  明月出高岑(2)注﹕(1)李白﹕《登單父陶少府半月台》(2)崔宗之﹕《贈李十二白》

更多

演講辭中譯稿有違帕穆克原意 (萬 之)

  二○○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穆克在瑞典學院的演說我曾有幸聆聽,確如編輯所言,「具體而微,真情流瀉,情文並茂」,當時就讓聽眾傾倒。帕穆克對作家應該蝸居斗室甘於寂寞審視內心的表述也正中筆者下懷。瑞典學院秘書長恩格道爾在帕穆克演講前的開場白中,引用二○○四年文學獎得主耶利內克最近的話說,總有人要求作家要說這些,說那些,而不知作家有自己的說話方式。對於那些總要求作家為民請命,做政治代言人的說法,帕穆克的演講確實是最好的回答。  傅正明的翻譯文筆相當流暢,多有優美用詞,可圈可點。但大概因為時間倉促出手太快未加斟酌,錯誤也自然難免。例如頁一一七第四欄,「他(父親)似乎並沒有嚴肅地處理文學題材」,本意是「他沒有把文學當回事情」,意思還是很不相同的。頁一一九第二欄,帕穆克的意思是說他感謝父親的圖書室提供他閱讀機會,他也應該讀讀父親的東西表示回報,而不要「在乎父親作品的文學質量」,結果此句翻譯成(父親)「沒有注重寫作的文學特性」。強調作家自我審視   一個最讓我吃驚而且不可思議的錯誤,是頁一一九第三欄,譯者完全違反帕穆克原意,甚至添加了原文沒有的內容,即「我懂得,他對現實是不滿的」,而編輯還把此句突出作為標題,給讀者的印象是「對現實的不滿」才造就了作家。我已經反覆核對英文和瑞典文,都沒有發現「對現實是不滿的」這句話。我太太安娜是瑞典的中文博士,也是現在瑞典翻譯中國文學的主力,我也請她幫助核對,確認原文沒有這個意思。後來我還找瑞典漢學家馬悅然院士和羅多弼教授核對。不論英文原文「dis-
content」還是瑞典文原文「oro」後面均沒有賓語,都沒有表述對「現實」不滿的意義。從原文上下文也可以看出,這裏是表示一種內心狀態,就是同段帕穆克說的「自我注視」,更是對自己的不滿,而不是對外在現實的不滿。帕穆克貫穿全文的意思是,作家恰恰要離開那個外部的現實的世界,轉入內心的文學的世界,蝸居斗室,關閉「心」於門內,所以我翻譯成生「悶氣」,但並不說明這種生氣對象是外部事物。人也可以對自己的狀態不滿,生自己的悶氣。在美學觀念上這種區別其實非常重要,因為傅譯自己添加「對現實的不滿」,其實更反映一種十九世紀以來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觀點,強調作家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態度。在政治上,這往往也是左派的觀點。據我判斷,傅正明本人偏向這類觀點,所以批評高行健這樣的作家不關注現實等等。有此觀點自也無妨,但將自己的意思,將原文沒有的句子強加於帕穆克卻不合適,不尊重原作者,也誤導讀者。讀者可能就不了解,為什麼同段後面,帕穆克不把自己歸於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傳統,而歸屬於要早得多的蒙田的傳統,稱其為現代文學的先驅。文學研究者當知道蒙田生活於什麼年代,那是笛卡兒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年代,是強調作家自我審視的時代,內心審視遠比關注現實重要,寫作與現實並無多大關聯。  也巧,我剛在本刊(《重建巴別塔?——談世界文學的翻譯》,二○○七年一月號)上談過翻譯問題,對中國現在翻譯外國文學作品質量有所批評,覺得中譯者現在越來越缺乏認真敬業的精神,不下功夫。而這種風氣甚至波及頗有影響的學者,讓人遺憾。其實,並非懂點外文就能翻譯文學,字面背後的文化底蘊也非常重要。例如,傅正明翻譯品特演講辭,有一句是品特引用自己的劇本台詞,其中兒子譏諷父親剛做的飯難吃如給狗做狗食,原文中有一句「You are a dog cook」,應該翻譯為「你是做狗食的廚師」,結果翻譯為「你是烹狗的廚師」,大概譯者根本沒有注意歐洲文化背景,歐洲人其實從來不食狗肉,沒有「烹狗」傳統。  我做翻譯,知道其中甘苦,自己也難免出錯。一般來說,我對翻譯同行也不願意評頭品足,不過這次帕穆克演講辭的錯誤確實有些離譜,容易誤導讀者,因此提出商榷,也是願《明報月刊》越辦越好,少有貽笑大方的錯誤。  注﹕帕穆克講辭原文刊於以下網址﹕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06/pamuk-lecture_en.html

更多

翻譯見木,更要見林 (傅正明)

  翻譯是一種冒險。轉譯是雙重的冒險。如此冒險的事,誰都難免出錯。大翻譯家傅雷當年翻譯《高龍巴》,其譯文中錯譯、漏譯、筆誤之處多達五十餘處。  萬之先生指責拙譯有三處在他看來屬於錯誤的翻譯。為此,我反覆核對英文和瑞典文,發現由土耳其原文譯出的兩種譯文有出入,因此,萬之的解讀和我的翻譯很難說有什麼對錯之分。  此外,萬之還提到我前年翻譯的品特演講辭,指出我把「You are a dog cook」這句話誤譯為「你是烹狗的廚師」。核對拙譯,發現原來銜接的兩句譯文為:「你是烹狗的廚師。你是誠懇的。你覺得,你是在為幾條狗烹飪吧。」這表明我的本意是「你是烹狗食的廚師」,但丟了一個「食」字,屬於筆誤。此處應當感謝萬之指謬。  在拙譯帕穆克演說辭中,萬之挑出來的一個最讓他「吃驚而且不可思議的錯誤」,是我把帕穆克談到他父親的情緒時說的「he was discontent」這句話譯為「他對現實是不滿的」。萬之本人在原文中找不到「現實」一詞,還發動了好幾位博士教授去尋找,都找不到,於是指責我添加,「有違講者原意」,「誤導讀者」。  這樣的指責,未免言過其實。我在這個句子裏只添加了一個詞,絕沒有「將原文沒有的句子強加於帕穆克」,更不能說有違講者原意。要討論這個問題,既涉及翻譯學的基本常識,也涉及對帕穆克精神的總體把握。翻譯,不能見木不見林。客觀現實外,還有心理現實  在翻譯理論和實踐中,有常見的相對的省略法(ellipsis)和增詞法(addition)。「增詞法就是在翻譯時按意義上(或修辭上)和句法上的需要增加一些詞來更忠實更通順地表達原文的思想內容。」(張培基等著《英漢翻譯教程》)可見添加有時是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帕穆克演講辭的英文詞「discontent」(不滿)和瑞典文詞「oro」(不安)後面沒有接什麼詞,即沒有明顯指出他對什麼不滿。同時我們也難以判斷哪個詞更貼近土耳其原文。但一個認真的翻譯可以根據上下文,適當添加詞語,以便於讀者理解。  帕穆克有沒有表述對「現實」不滿的意思呢?這就必須綜觀全文了。首先,必須弄清我添加的「現實」一詞的詞義。有人錯誤地認為,只有客觀的東西才是現實,一說現實,似乎僅指外在世界或社會生活。而實際上,還有人的內在現實,即「心理現實」。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華詞典》對「現實」有兩個釋義,一是指「客觀實際」,二是作為哲學範疇,「指相互聯繫、運動變化發展着的各種客觀事物和現象的總和」。這個界定,已經把精神「現象」或「心理現實」納入「現實」一詞的詞義中。  萬之把我添加的「現實」一詞片面地解讀為社會現實,以為這樣就確有把握來指摘譯者了。殊不知,即使是對於社會現實,帕穆克和他的父親也有強烈的不滿情緒,其不同的表述形式在演講辭中俯拾皆是。例如,帕穆克提到他父親「厭倦了家庭生活的單調」和「伊斯坦布爾的生活的蒼白色彩」,提到許多人和他自己遭受的「匱乏感的折磨,……面對人性的最大困境,仍然是無立足之地,無家可歸和飢餓……」(這裏已有萬之所譏屑的「為民請命」的嫌疑),提到他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共有的「在西方世界感到的愛和恨」。在談及他為什麼寫作時,帕穆克明確表示:「我寫作,因為我對你們每一個人都感到生氣;……我寫作,因為我希望他人,所有的人,整個世界都知道我們過的是一種怎樣的生活,並且要在伊斯坦布爾,在土耳其繼續這樣活着。」  筆者一句忠實的直譯:「不滿的情緒是造就一個作家的基本要素」(this discontent is the basic trait that turns a person into a writer),由本刊編輯縮短,做了個恰到好處的小標題,竟然也被萬之指責一番。作為帕穆克文學觀的概括,這句話其實只是文學ABC,即一個滿足於現實的人絕不可能成為優秀作家。  萬之以好為人師的口吻說:「文學研究者當知道蒙田生活於什麼年代,那是笛卡兒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年代……」。這就有點像張飛殺岳飛了,因為蒙田死了好些年,笛卡兒才出世。有西方文化底蘊的人,不應當犯這樣簡單的錯誤。實際上,讚賞蒙田的帕穆克,既崇尚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理現實主義」,又吸取了斯湯達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例如在小說《雪》的開篇就引用斯湯達的話作為全書「文眼」),介入社會現實寫作政治小說。  由此可見,在翻譯「he was discontent」這句話時,添加「現實」一詞,不但不「離譜」,而且完全符合帕穆父子的心態和文學觀。我的翻譯水平當然還需要提高,也歡迎批評指正。  當今中國大陸流行小題大做的酷評。萬之的這種評論,是不是一種酷評,讀者明鑑。

更多

講話定調,爭議繼續 (曹景行)

  上期談及中共十七大前的理論爭議,稿子刊出之時,胡錦濤剛剛到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上作了「六二五講話」。可以說,這個進修班也就是為胡發表上述演講而舉辦的,地方黨政大員悉數進京,可見其重要性。  那天晚上我在北京採訪山西省長于幼軍,他剛從會場出來,身上只穿一件短袖白恤衫。後來我從中央電視台的電視新聞中看見,那天所有與會者(包括胡錦濤本人)全都是如此簡裝穿着,沒有一人西裝領帶,表明會場中應該沒有開足冷氣。如此畫面極具象徵意義:中國最高層帶頭節約能源,以符合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理念。  內地官方媒體認為,胡的「六二五講話」確定了中共十七大的基調,《人民日報》就接連發表了九篇評論員文章,來闡明講話的要義,而第一篇的題目是《進一步統一全黨的思想認識》。要統一思想,當然是因為黨內思想不統一,有爭論。討論沒有「到此為止」  過去兩年關於中國改革何去何從的所謂「第三次大辯論」,今年轉向中國是不是要搞「民主社會主義」的激烈爭議。這次胡錦濤在講話中強調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外界普遍認為是對主張「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正面回絕。但有關爭論並沒有像某些分析人士預料的那樣「到此為止」,而正在北京七月的炎熱中延續下去。例如最新一期(第三三一期)的《中國新聞》周刊就以《二○○七﹕民主的新意》為封面故事,闢出十四頁繼續有關的討論。  最新一期的《炎黃春秋》出版後,香港媒體立即注意到它的首篇文章,作者是前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文中不僅用當年的「優良傳統」來對比今日中國官場之奢華浮誇,更極為罕見地讚揚了趙紫陽「一貫宣導節儉」,還刊出了這位「國務院領導」一九八五年的照片。  這篇文章的出現或許另有原因,但至少表明當今中國已不是(或者做不到)百分之百的輿論一律。只是,如果外界因為關注田紀雲的文章,而忽略了同期《炎黃春秋》中的一篇「對話」,那就太可惜了。對話者是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經濟學家劉國光和河南省經濟學會會長楊承訓,題為《堅持基本路線必須澄清錯誤思潮》,實際上是對今年二月號《炎黃春秋》中謝韜先生《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的全面回擊和批判。  雖說是「對話」,主角卻只有劉國光一人。兩年前他在一次談話中講到「在經濟學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地位被邊緣化」,結果把有關中國改革方向的「第三次大辯論」推向白熱化。而這次,他除了整理出「改革正確方向」的五點原則外,還對謝韜「之流」作了嚴厲的討伐。他說:「以我黨權威之尊嚴,犯不着理會(謝韜)這樣一個變更了信仰的共產黨員提出來的不像樣子的主張。但可以放手讓馬克思主義者在主流媒體上對這種企圖改變黨、國性質的錯誤思潮,進行徹底的批判」。  這裏就有點邏輯混亂了:中國的主流媒體不就是體現「我黨權威」的嗎?更加有趣的是,當今中國的主流媒體似乎對劉國光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另有看法,令他老大不滿意。所以,他就抱怨「許多很好的馬克思主義文章,批判反馬克思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文章,不能在主流媒體上發表。而新自由主義的東西,『民主社會主義』的東西,倒是暢通無阻——這個現象十分奇怪」。(難怪,這篇「對話」發表在另外一家媒體上,用的題目就是《誰在佔領中國的輿論陣地?》)特別強調要「解放思想」  劉老先生的怨言倒可以證明,胡錦濤即使不贊同、不接納「民主社會主義」,也不會改用劉國光這樣的思維模式來把握中國的現實與未來。在「六二五講話」中,胡錦濤反倒特別強調要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置於「四個堅定不移」之首位,而他和其他新一代領導人提出的「科學發展,社會和諧」則位於第三。  「四個堅定不移」是胡錦濤的最新用語,應該是三四個月後中共十七大的主軸。但究竟其中有何奧妙,不同媒體又各有自己的解讀,顯露出一種微妙的區分。大致上,官方色彩比較濃厚的媒體和學者,多強調胡對「科學發展觀」新的表述,即「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而一些較具民間色彩的媒體和分析人士,更感興趣的是胡為十七大提出「四個堅定不移」,特別是第一條「解放思想」。像中新社辦的《中國新聞》周刊就以《解放思想:積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為題發表評論;《財經》雙周刊老總胡舒立的專欄評論《理解「解放思想」》,更點明「解放思想」是要衝破「左」的思想禁錮。  這一現象,或許也表明胡的講話包容了中共內部的不同利益和主張,各方都可以找到自己發揮的空間,而不必彼此碰撞。至於「科學發展觀」會不會進入黨章和憲法,那只有到十七大開場後外界才會知道。但在我看來,胡錦濤不必趕這次的黨代會。因為當前的關鍵問題不是要不要確立胡的理論地位,而是從上到下沒有多少官員願意遵循「科學發展觀」而放棄既得利益。  如果未來幾年中,胡錦濤不能有效解決中國發展面對的最大難題,就算把「科學發展觀」寫進了黨章、憲法,反倒成了諷刺。而如果胡能夠通過十七大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推進一大步,用民主與法制來約束執政黨的權力,真正實現「科學發展」,歷史必然會給出定論。

更多

父親的角色 (王鼎鈞)

  父親節前夕,四位名人座談做父親的甘苦,他們充滿自信和成就感,大家聽了非常羨慕。  我那天想到一點意思。咱們的新文學作品寫母親多、寫父親少,寫父親寫得好尤其少。就文學論文學,母親容易寫,寫她的愛,她的付出,「茹苦含辛」,恆久忍耐,就能感動天下讀者。母親的卑微和她的偉大成正比,但是你如果以同樣的素材、角度寫父親,效果就很難說了。朱自清的《背影》是經典名篇,七十年來浪淘盡多少教材,《背影》始終在國內海外的語文教科書裏佔一席位置,卻也引得多少個竊竊私議:「朱先生怎麼把他的父親寫成那個樣子!」  應該寫成什麼樣子?依照大多數人的理念,父親要為全家提供安全感,家庭尊嚴,社會空間,他不但可親,還要可敬。母親對子女只要張開雙臂提供一個胸膛,父親卻要在他們頭頂上張起傘蓋。傳統用詞:喪父曰「孤」,喪母曰「哀」,可見對父親的態度少了幾分感性,多了幾分理性。「看父敬子」,父親首先是成功的社會人物。這種無形的角色分配很難抗拒。  這樣,「及格」的父親就沒有母親那樣多,可寫的「素材」稀有,幸而得之,他的子女如果這樣寫父親,這位父親的形象浮誇,難以進入大眾讀者的內心深處長年同感共鳴。何以故?因為他自己的父親不是這個樣子。那麼何以又抗拒《背影》?因為他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父親也是這個樣子。成功的社會人物反而是失敗的文學人物,至於「成功的文學人物」像《背影》那樣,卻是失敗的社會人物。  到底應該怎樣做父親才值得寫?到底怎樣寫父親才可以成為典範?恐怕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可以說,作家們或是在規避,或是在摸索。父親難寫是因為父親難做,這年代做人難,做父親難,做總統也難,有時候我覺得做上帝也很難,尤其是做中國人的上帝。  五十年來,台灣的「外省人」之間流行兩句話。前二十多年,為人父者常說他「對得起國家,對不起子女」,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必須逃出大陸,妻子兒女離散不知下落,即使把子女帶到台灣,他也不能讓子女受良好的教育,甚至不能提供充分的營養。  後二十多年,另一批為人父者常說他「對得起子女,對不起祖先」。這些人砸鍋賣鐵也要子女升學,「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少數父母心急如焚,迫不及待,把未成年子女送出去做「小留學生」。一入異國,先改姓名,族譜上的方塊字變成蟹行拼音,而且遷就美國人的習慣,聲音往往拼走了樣。有一個孩子問他的父親:咱們不是姓崔嗎?怎麼老師說我姓「揣哀」(Trai)?父親無言可答。敝宅姓王,美國人叫我「Mr. 完!」我一聽,完了!這一下子真的完了!  台灣流行的這兩句話,顯示千千萬萬「中國父親」的窘境,為子女,他們「極無可如何之遇」。如果這是「母親」的腳印,那將是可泣可歌的母親;如果這是父親的「行誼」呢?恐怕子女另是一番感受、社會另是一番估量了吧!  父親難做,中國人難做,這個時代過去了沒有?父親、作家,都盼著呢。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