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沒有加上「引號」的右派說起 (章立凡)

  今年是「反右」五十周年,有媒體朋友希望我寫一點作為「右派」後人的感想。「反右」是共和國歷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我的父親章乃器只是當事人之一。如果僅為一人一家之事,就沒必要多費筆墨。  十八年來,我沒有參加過任何簽名活動,今年雖有禁口令,但我卻破例了。我願意和其他人一起,站出來為這段歷史討個公道,是因為理由正當。到目前為止簽名兩次,接受電視採訪一次,報刊採訪兩次。但簽名時略有一點遺憾,因為簽名的文件上,對「反右」和「右派」這兩個名詞,沒有打上引號。  按我的行文習慣,凡遇這兩個詞以及「文革」,必加引號。所謂「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大革文化命」,是反人類反文明的罪惡,從來就不是什麼革命。「反右」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同時也是共和國歷史上重大的違憲事件。這兩宗歷史罪案的主使人,至今沒有受到徹底的清算。默認了「右派」這個名詞   綜觀當時所謂「右派言論」,無非是依據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自由權利,對體制內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作風提出批評,提出了一些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並不比當前大陸媒體上的言論過激,這在任何一個開放的公民社會都無可厚非。按照國際通行的政治學概念考量,這些人其實是左派,只是由於毛澤東指鹿為馬的語言暴力,才被扣上「右派」帽子。鄧小平本人是「反右」的主要執行者,其後來所謂當時有些人「殺氣騰騰」的說法,實來自官方媒體關於葛佩琦要「殺共產黨」的歪曲報道(經覆查業已否定);關於鄧提出的「反右」正確、錯在「擴大化」一說,也歷來有文過飾非之譏。  這些語言暴力的後遺症沿襲至今,以致當年的受害者及其後人,也默認了「右派」這個名詞。而在某些官僚心目中:「右派」摘了帽子是「摘帽右派」,「右派」被「改正」了是「改正右派」,甚至「右派」的後代也是「右派」——「文革」中的「血統論」陰魂不散。  給公民扣政治「帽子」作為身份標誌,本身就是違憲的。對「右派」這頂「帽子」,父親的態度是從來不認。記得當年他曾指著自己的腦袋問我:「什麼『帽子』!你看我頭上有『帽子』嗎?」據張勁夫回憶, 一九七五年陳雲代表中共中央向父親宣布「摘帽」決定,「章先生聽了之後沒有講感謝的話,只講我過去講的意見沒有錯。」父親事後曾對我母親說:「『戴帽子』是錯誤的,『摘帽』也是錯誤的。我是個頂天立地的人,從來就不承認那頂『帽子』。」「改正」還要留「尾巴」?   「文革」結束後,隨著對「右派」的「改正」工作提上日程,我曾寫信給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對父親的「右派」冤案提出申訴。當時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工商聯)的主要領導人胡厥文、胡子昂都主張給父親改正,但也出現了反對的聲音——來自當年的某些整人者。一九八○年,經胡耀邦、鄧小平、陳雲等執政黨領導人決定,將他從原定「不予改正」的名單中挪出,放到「改正」名單中的第一名。  據說民主黨派中的某些「左」派人物,對父親的「改正」表示不滿:連章乃器都改正了,我們這麽多年不是白幹了嗎?後來也一直隱隱約約存在某種說法:章乃器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改正帶有照顧性質,主要是考慮到他歷史上對革命有貢獻云云。一九九五年出版《中國民主建國會五十年》一書時,當時民建的一位主要領導人,曾特別指示將一九五六年民建一屆二中全會對父親「兩面性」觀點的批判寫入此書,並引用毛澤東對這次會議的肯定評價,以證明批判的正確性。而對「反右」中的錯誤批判,則隻字未提。在敍述民主建國會的歷史時,也有意無意地淡化章乃器的歷史地位。  一九九七年籌備「紀念章乃器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述說法重新浮上水面。在起草中共中央統戰部王兆國部長的講話時,原稿在對父親當時言論的基本出發點予以肯定的前提下,有兩處談到「有些觀點雖有錯誤」、「或有某些錯誤」。所謂「錯誤觀點」,我推想是指「反右」中遭到批判的「紅色資產階級政黨」、「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等言論。  根據王部長指示,將發言草稿徵求兩會(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及家屬意見。我隨即致函王部長:講話稿未指出父親具體的錯誤所在,這就有可能會產生各種不同的猜想和解釋。「為避免引起誤解和疑慮,對歷史上一些涉及民族資產階級、難於表述清楚的爭議點,可在將來某個學術會議上由歷史學家們去從容探討。在紀念座談會這樣的政治活動場合,如果不能具體說明並評價這些爭議點,不如簡要概述父親曾被錯劃為右派,已獲平反改正的事實。」並表示:當時引起爭議的主要觀點,「是在一定歷史背景下提出的,家屬持保留意見,並希望同研究這個問題的同志有所溝通。」  在附件中,我除簡述父親當時的觀點外,又加了一段按語:  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評價問題今天依然存在,但隨著新形勢的出現,其內容又有新的改變。例如:  一、國家領導人中一些原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如榮毅仁、王光英先生,他們熱愛黨,擁護社會主義,在國內外都被稱為「紅色資本家」,他們自己也不否認這些說法。  二、在鄧小平同志「一國兩制」構想下與我方合作的香港大資產階級,例如李嘉誠、霍英東、董建華等,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或團體,是中國共產黨團結的物件,不是白色資產階級。如何評價他們的政治色彩和兩面性,就是一個新的問題。  三、近十多年來國內出現的大量私營企業家,有不少人的企業規模已超過解放前的大資本家。且不論他們是否應劃為資產階級,這些人採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獲利,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他們擁護黨的領導和改革開放政策,政府也鼓勵他們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貢獻。他們的政治色彩如何標注,其兩面性如何估價,也是一個新的問題。  顯然,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會有不同內容、不同程度的兩面性,以及不同的政治評色標準。應該說任何事物都有積極面和消極面,而這種兩面性隨著時間和環境的轉換而消長變化,並不斷被賦予新的內容。這些問題可以用發展的眼光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繼續探討,簡單的肯定或否定都無法經受住歷史的檢驗。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民建、工商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章乃器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王兆國部長在發言中說:「章乃器先生是一位英勇的愛國民主戰士」,對他「一生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民主精神和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光榮歷史,對其為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中所做出的貢獻,表示深切的懷念和敬佩。」發言中對「反右」作了如下表述:  他曾就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關係等一些理論問題進行獨立的思考和探討。其中相當一些是正確或基本正確的。有些觀點雖然引發了爭議,但屬於人民內部的思想認識和是非問題。一九五七年由於「反右」運動擴大化,章乃器先生被錯劃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顯然,這在當時是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表述。人民內部的思想認識和是非問題,是可以從歷史角度繼續探討的。父親誕辰一百周年前夕,我曾撰寫《風雨沉舟記——章乃器在一九五七》一文,在大陸和香港雜誌上發表;並編成《章乃器文集》兩卷,其中收入了他在一九五七年的言論,也獲准在大陸出版,並在紀念座談會上分發。「改正右派」被視為另類?   今年是父親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去年我將歷年所發表的有關文章,結集為《性格即命運》一書,擬在今年出版作為紀念,經出版總署送中央某部宣傳辦審讀,結論是:「書稿在政治把握、史料運用、觀點評價等多方面,都存在問題」,「特別是明年恰逢反右派鬥爭五十周年,該書不宜出版」。出版總署只是個執行機構,此書胎死腹中且投訴無門,命運比「禁書」還不如。  結集出書紀念先人,本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性格即命運》一書中收入的文章,也都是歷年公開發表過的內容,何以結集出版就「不宜」了呢?何以在一九九七年尚可發表、出版的歷史選題,到二○○七年就連「人民內部的思想認識和是非問題」都不容探討了呢?只能有一種解釋——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出版自由權利,在當前政治環境下發生了變化。  父親生於一八九七年,故於一九七七年,中國近現代史逢「七」多事,他在一九五七年誤中「陽謀」成了「右派」。生不逢時,死獲「改正」,差堪告慰,既然「改正」,說明當局承認有錯誤。錯而能改本是好事,可又不許說五十年前的錯事,這就有點奇怪了。對真實歷史的病態恐懼和護短心態,反映出現實中的極度不自信。  「特別是明年恰逢反右派鬥爭五十周年,該書不宜出版」?紀念一位二十七年前「改正」了的「右派」,與「恰逢反右派鬥爭五十周年」有何關係?「改正右派」是否仍被視為另類,我不得而知。從字面上看,這至少是一種「泛政治化」的奇怪邏輯,等於是說:「誰叫你父親生年帶『七』?」 與那句「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的名言如出一轍。補發工資只是最低要求   我過去沒有參加過去要求補發「右派」工資的簽名,但並非不支持——公民的合法權利不容剝奪。五十五萬五千多「右派」加上被劃「中右」者,以及被株連的家屬,據估計不下三百萬人,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數。自古「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人身上、精神上的侵害乃至生命的代價,遠不是金錢可以補償的,補發工資只是最低要求。  一個國家是否有資格當「大國」,也要看它能否善待自己的人民。既然「文革」結束後「走資派」的工資可以補發,「右派」要求平等的國民待遇是否過份?既然「農民工」的工資不許拖欠,「右派」的地位是否比「農民工」還弱勢?既然非洲國家百億的債務可以免除,拒絕補發「右派」工資是否意味著「寧贈友邦,不予家奴」?既然「公僕」每年可吃喝揮霍九千億的公款,難道付不出一點零頭換取社會穩定?  歷史真像個討債鬼,凡有欠債,必定記賬計息,一年一小討,五年一中討,十年一大討。如果欠債不止一筆,還清之前永無寧日,「和諧社會」徒託空言。如今每年自「兩會」前開始,三月至六月是討債的高峰期,屆時有關部門神經高度緊張,周而復始地應付「債主」。年年難過年年過,死要面子活受罪,歷史債務越背越重,這樣的日子好過嗎?  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當今的中國執政黨領導人,既然繼承了毛澤東、鄧小平的政治遺產,也須「父債子還」,承擔他們遺留的歷史債務。如今什麼都講究與「國際接軌」,唯獨一遇敏感問題就強調「中國特色」。按照國際公認的普世價值觀,清償歷史債務不僅是負責任的政府和政黨的本份,也是其合法性的標準之一。  我過去說過:歷史既然是科學,從來就不是「宜粗不宜細」的,對毛搞「凡是」行不通,對鄧搞「凡是」也同樣行不通。因循黨派史觀對待歷史,則難於接受歷史教訓。執政黨改革中面臨的意識形態僵化、腐敗低效和官官相護等現象,就與一九五七年群眾所批評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一脈相承。  在民主成為世界文明主流的今日,中國公民的權利意識已經覺醒。需要再度提示的是:歷史債務是合法「釘子戶」,暴力拆遷的時代該結束了。對受害者公開道歉並給予合理的賠償,才是徹底的解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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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納河畔隨想 (張信剛)

  今年五月,法國將選出新任總統。作者指出總統競選者的宣傳號召以回復法國昔日的光輝,或注意全球化引申的問題都不帶勁,那麼,法國人民最關心什麼呢?原來是以歐裔人口為主的法國主流社會與境內穆斯林人口的矛盾。這個矛盾如何解決,作者從居里夫人、史懷哲、李維斯陀身上找到答案,並指出開放高等教育的機會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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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文化意義 (潘耀明)

  內地一家電視台來香港拍攝「文化人回家」系列的紀錄片。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十歲時以一個貧童之身與家母投奔香港親戚的情景,而不是出生地閩南山區,也許這便是劉再復所指的「生命的跨度意識」(1)。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香港,是一個頗落後的手工業社會。我們住在西營盤高街、八伙人合租的一幢舊樓。家母與我和另一家親戚——也是母子倆,四個人在一個由四塊木板搭成的床舖同被共枕。童年時的玩具,只有公仔紙和波子(2),課餘穿塑膠花及用鉗子夾拉鍊頭,賺點蠅頭小錢,幫補學費。此外,我在高街毗鄰的西邊街發現了一個文化寶藏——社會福利署屬下的圖書館,我在那裏發現了許多新文學作品,每逢周末,我都抽空去借書。這段期間,啃了許多新文學作品。長大後,一直聽到「香港是文化沙漠」這個字眼,感到很刺耳,不禁要為香港叫屈。我想說的是,我的少年文學啟蒙和薰染的中國現代文學,恰巧是在這一塊被譏為「文化沙漠」的地方。  月前,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二十一世紀》雜誌一百期和編輯劉青峰榮休活動,感觸良多。《二十一世紀》是海內外人文思想的一塊寶地,她在迅速反映內地的文化思潮上,一直起着先導的作用。是晚活動的主持談到該刊的創辦經過時,認為該刊創辦之前,「香港是文化沙漠」。相信他所指的是「狹義的文化」,即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文化。從這一意義來說,也許沒有錯。從廣義來說,文化泛指一般知識,也包括語文知識。在《二十一世紀》創辦之前,香港便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像哲學大師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國學大師饒宗頤和最近獲得學術大獎——克魯奇獎的余英時;還有小說家金庸、梁羽生、劉以鬯等等,都是影響遐邇的學人和作家。至於文化和文藝園地,較早的《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海洋文藝》、《素葉文學》、《大姆指》等等,和創辦於六十年代的《明報月刊》及其後的《盤古》都是影響頗大的文化、文藝刊物。哲理方面,遠的不說,近在咫尺的,我想到的是李天命先生,他的思想性著作,橫看比起許多流行小說更風行,豎看則長期廣受愛戴,是「曲高和眾」的典型。《李天命的思考藝術》迄今已印了五十七個版次(3),他的近著和新作亦全都雄踞暢銷書榜,好評、口碑不絕如縷,蔚為一朵破空而出的文化奇葩。  我曾說過,港英政府和現在的特區政府,長期以來對香港的文化缺乏有力的支持和扶掖。難得的是,香港文化並沒有泯滅,而是煥發出更頑強的生命力。也許這正是香港的文化意義所在。  我覺得香港的文化得益於它的「中性價值」,即超越政治、地域囿限的兼容態度,所以論者咸認為香港是中國文化的一扇窗口。龍應台曾指出:「……一百年來香港都是中華文化的一扇窗,香港是一個舞台,你把燈打在舞台上,舞台亮了,可是她的觀眾席,其實不是只在香港,她的觀眾席在中國內地、在台灣、在馬來西亞,甚至整個華文世界。她的舞台非常小,在舞台邊的觀眾也很少;但她的光,她在舞台上的光影,照亮了整個華文世界。」(4)  龍應台認為,香港的文化人和作家是最寂寞的,讀者不多,掌聲很少,但卻是「一個文化跟思想的窗口,照亮了整個華文世界的一個小小的舞台」(5),這全因為香港是一個中立的、開放的、自由的空間,借用瘂弦的話,這正是「香港的意義」所在,更具體地說,是香港的文化意義。注:(1)劉再復:《遠遊歲月.生命的跨度》,天地圖書公司,一九九四年(2)五六十年代香港兒童的小玩意,「公仔紙」指印有圖畫的長約寸方的小紙片;「波子」指玻璃珠(3)戎子由、梁沛霖合編﹕《李天命的思考藝術》,明報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月(4)(5)龍應台:《華文世界的窗口》,《明報月刊》,二○○六年四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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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左派的「六四」情意結  從馬力的「六四不是屠城」談起 (劉銳紹--港事拆解)

  五月的香港政壇,本是無事之秋,但民建聯主席馬力談及「六四」的一番話,令平靜的湖面泛起了陣陣漣漪。民主派人士借勢追擊,希望把漣漪變成滔天巨浪,為未來的政治版圖爭取多一點本錢。  據了解,馬力本來沒打算談「六四」問題,只是與傳媒茶聚時忽然話題轉到「六四」,他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而已。外界有猜測指,不知是否北京有意扭轉港人對「六四」的看法,所以透過左派人士放風。這種說法未免有點「想當然」。其實,北京對「六四」的處理手法是「不談最好」,不談就不會刺激情結,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將於下半年舉行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切以「和諧」、「穩定」為主調,根本不想觸及舊事,令自己處於被動的地位。要做「良心左派」   所以,相信馬力之言並不反映北京背後有什麼要求,而反映傳統親北京人士的一種心態,或一個情意結。他們經常說,香港人尤其是民主派對「六四」有情意結,但其實一些傳統左派人士對「六四」的情意結也很重。記得「六四」之後,一批長期在左派陣營工作的人士也感到震驚,但他們沒有打算離開左派陣營,反而提出要做「良心左派」的說法。筆者當時也被接觸,看看是否願意成為「良心左派」的一員。不過,後來左派內部的形勢穩定(外界則說是「控制」)下來了,有心凝聚「良心左派」的人士沒有進一步行動。在這過程中,一些官方版本的平亂報告和紀錄片陸續以不同方式流傳,證明北京曾出現動亂,但沒有屠城。紀錄片還播出學生撤離廣場的一些片段,以證明天安門廣場無人死亡。筆者也看過這類紀錄片和資料。相信今天一些親北京人士也認同官方的版本,也許還聽過其他內部資料,因而質疑「屠城」的說法,認為外界的說法片面,並逐漸形成理直氣壯的心態;至於官方的資料是否全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左派憂鬱症   筆者尊重各人有自己的看法,也重視探索真相。但探求真相必須官民雙方都要冷靜思考,並盡量拿出真材實料;目前,民間的材料已經不少,而官方則不願意拿出更多的材料,因而出現了諱疾忌醫的情況。一些左派人士也感到,在現實政治中,「六四」這個結令他們增加不少負擔,甚至成為一個包袱、一個死穴。  其實,我所接觸的不少左派人士(包括體制內)並沒有利益沾邊,利害交纏的只是少數。前者一方面真心實意希望中國繁榮強大,拋開「六四」陰影,但另一方面現實卻不能如此,因而逐漸形成一種不明顯、不容易察覺,甚至不知道已經存在的「左派憂鬱症」。這未能算是一種病態,但至少是一種心態——為什麼我們對港事國是如珠如寶,但有些人卻把我們視為禾稈草?為什麼我們對港事國是癡心一片,但人家總感到我們神經病?對選舉的負面影響將會淡化   外界從這次馬力談「六四」事件,引申到民建聯日後的選情會否受到影響。我想如果這次事件發生在選舉前夕,影響在所難免;但如今距離明年的立法會選舉還有一段時間,負面效果將會淡化;加上北京、港府及親官方陣營還有很多爭取選民的措施出台,而這些措施過去已發揮一些利民的效用,所以將抵銷這次事件的部分影響。至於今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由於這屬於地區性、民生性的事務,「六四」的言論較難成為一種攻擊手段。當然,關鍵還要看民建聯如何駕馭未來形勢了。  其實,筆者過去也提過,讓民建聯有較大的自主空間,將更有利於他們發揮作用,但可惜在這方面仍有不少局限。另一方面,民主派如果認為「六四」議題可以作為一種「必殺技」,也會判斷失準。香港在「六四」問題上是一種「保溫」作用,但不能取代或排除其他與內地結合的作用。雙方都要全面並仔細地考慮問題,才對中國和香港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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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三,在南洋 (黎紫書)

  這裏是怡保。我老家。以前產錫,留下許多廢礦湖。礦湖慢慢沒了,被填作發展地,蓋房子,變住宅區。  這裏是怡保。錫礦業和英殖民政府前後腳撤了,但走過必留下痕迹,遺下好些英式怡保的老習氣。喝下午茶是一樣,且喝的是咖啡;英軍官喝的,當年的錫礦業鉅子和走卒販夫也喝,終喝出些名堂來。這裏的白咖啡是一絕,極香極濃,幾乎妖嬈;裊裊的香氣裏彷彿有南洋娘冶艷、豐滿的曲線,有馬來舊曲中男歡女愛的靡靡風情。  舊街場是怡保咖啡店的老巢,一排兩排三排英殖民時代遺下的雙層樓房,以前樓上多是住人的,可如今看那些殘破的百葉窗,想來都空置了。樓下照舊開着老店,咖啡店也是老老的,我們叫「茶室」。幾十年了,至今仍擺着些老出一抹油光來的舊桌椅,雞絲河粉是賣了幾十年換了兩代人的雞絲河粉,薄餅也是,淋麵也是,沙爹也是,咖啡也是。  這些老店被歲月磨得蓬頭垢面,雲石桌面爆開了裂紋,木椅十之七八搖搖欲墜,瓷杯崩了口,咖啡漬蝕入杯子裏去。磨石地面油滋滋,磁磚牆壁烏漆漆。老吊扇有點上氣不接下氣,搧不涼,窮嚷嚷。上了年紀的人念着舊情緬懷舊時光,三點三的下午茶時段,還是很愛往這些茶室裏鑽。年紀輕的那些沒有回憶在支撐,便忍受不了老茶室的觀感觸感,哎呀髒兮兮的,人未坐下眉先皺了,食物再好咖啡再香,終不能萬古流芳。  老茶室的輝煌歲月終於是要像礦湖那樣,被歷史放進衣袋裏一起帶走的,倒是白咖啡的香濃會被那些下午茶愛好者挽留下來。還有那多年來與白咖啡相偎相依的烤麵包,都該留下來作一個時代的證物。有人便參考了香港茶餐廳和美國星巴克的經營方式,結合馬來西亞風采,弄了一個 kopitiam 模式來。kopitiam 是馬來語 「kopi」(指咖啡,其實是英語 coffee 的音譯)加華文「店」的馬來西亞式新全拼,也是各族人民對中式老茶室的慣稱。如今它變成了中產階級和白領們打發下午茶時光的好地方。室內裝潢要比老茶室高雅整潔,卻沒放棄雲石桌面、雞公碗和舊款新造的西式茶杯;收費要比星巴克低廉,服務要比自助式的快餐店周到。店內賣的咖啡依然香極濃極,烤麵包香噴噴。雞絲河粉和淋麵這些舊街場風情,一樣不少;再加上從港式茶餐廳搬過來的絲襪奶茶和波蘿包,也有很洋調的吐拿三明治、泰式冬炎酸辣湯。才不管什麼正宗不正宗的,就是個大熔爐,而這大熔爐本身便是我們獨有的 kopitiam 風格。  我回到老家,光顧kopitiam要比到星巴克多些,但kopitiam的氣氛終究不如星巴克悠閒,人們熙來攘往,誰都神色匆匆,都像有事要談,談完就走。雖然空調開着,服務員臉上印着專業的笑容,那檔次要比以前的老茶室高了,但裏面依然是一副胼手胝足的景象,沒有人會有閒情坐在那裏把一本小說看完。  不管怎樣,我還是喜歡看見 kopitiam 的;或者我應該說,自己喜歡一切有南洋風情的物事,喜歡南洋對自己那複雜身世的喜愛與包容,喜歡她對一切文化所展現的母性;即便是一杯咖啡,也能有南洋屬性,能嘗出來南國的艷麗和狂放。  真希望 kopitiam 可以形成南國獨有的下午茶文化,甚至也偷偷希望有一天 kopitiam 能做得像星巴克那樣,讓我無論去到哪兒,走到多遠,都嘗得到家鄉的味道。而我將永遠覺得,下午三點三坐在 kopitiam 裏啜一杯白咖啡,是一件很嫵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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