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辛作品的多種風采  從共產主義女權主義到神秘科幻 (董鼎山)

  多麗絲.萊辛獲得二○○七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出乎我們的意料。最失望的恐怕是七十四歲的菲立普.羅斯(Philip Roth),他的新作Exit Ghost剛出版,評論甚佳,美國傳媒大加張揚,好像等了多年的羅斯終將遂其所願。至於八十四歲的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則已不抱如此遐想。年齡可能是一個障礙,難怪萊辛即將過八十八歲生日知悉獲獎(是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中最年老的)時也表示驚訝,對記者道,等了這麼多年,她已不再去想它了。「政治正確」獎?  品特剛於二○○五年獲諾獎,不到兩年,又輪到一位英國作家。由於品特與萊辛都是思想左傾者(品特在數年前到過美國,回去後聲言此後絕不再入美境,因他對小布殊政策極其反感),不免令人質疑瑞典學院文學獎評審團是否優先考慮政治正確,而不重視文學本質。何況去年諾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帕穆克的作品也涉及政治。著名文學家、耶魯大學教授哈羅.布魯姆(Harold Bloom)在聽到萊辛獲獎後發言,對瑞典學院的評斷表示不滿,說這回又是「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思想在作祟(按﹕「政治正確」名詞乃右派作家用來批評時尚的、抬舉少數民族與主張女權作家作品風氣的一種用語)。正統學院派評論家如布魯姆則一向對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學極度反感。  出生於波斯(現伊朗)、成長在英殖民地南羅得西亞(現津巴布韋)的萊辛,於成年後才回祖籍英國定居,她於中學時即退學,文學造詣完全來自自學自讀。她自幼即對社會黑白不平等現狀不滿,參加了一個左翼讀書會,後來加入了共產黨,但到倫敦居住後,她因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反蘇革命而棄絕馬克思主義。她的早期作品都有關社會問題,後來她對伊斯蘭教的蘇菲派(Sufi)神秘主義發生興趣,竟因此嘗試寫作科幻小說。婦女與文學的母親  萊辛最著名的小說是一九六二年的《金色筆記本》。這本半含自傳性崇揚女權的小說被人批評為「不夠女性化」,但卻被女權主義者捧為聖經。《金色筆記本》的出版首次為她打響了名堂,但是初版只賣出了六千本。這本書當時的編輯羅勃.戈特里布(Robert Gottlieb),美國書局名編輯,一度主編《紐約客》雜誌)聽到她獲諾獎時對記者說﹕「這六千個購書者都是恰當的讀者。這些讀者都被此書所激動,因而造成她在美國的名氣。」二十年來替她出書的哈柏—柯林斯書局的一位女老闆說﹕「對婦女與文學而言,多麗絲•萊辛乃是我們的母親。」  萊辛著作多種,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也有多部非虛構作品與兩部自傳。她的作風從自然主義,到心理現實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實驗主義,發展到後期的科幻小說、恐怖小說。有人批評她寫的科幻小說,她則回答說她的最好文筆還是在這些作品中。她的作品主題包羅萬象﹕人際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家務生活與自由之間的衝突,責任感與獨立自主的衝突,愛與背信,等等。萊辛專注於這些主題,是由於她幼小時期在非洲殖民地生活的影響。她的第一部小說《青草在高唱》就源自她在非洲生活時對白黑主僕關係的觀察。  她於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第一部自傳《在我的內心》(Under My Skin)寫她的幼年生活,她常常看到父母並肩坐在羅得西亞鄉下屋前,滿臉緊張焦慮。她寫道:  他們緊密地坐在一起,受了貧苦所束縛,而且又各有出乎兩個不同歷史的秘密難言苦衷。看來,他們似是再不能忍受了,又悲哀又可憐。他們的無能無助狀態,我再也看不下去。  萊辛決意不落入同樣的命運,遂於十五歲即離家。第一部自傳寫到一九四九年。《青草在高唱》出版於一九五○年,後來在一九五二至六九年出版的五集《暴力的兒童》與一九六二年的《金色筆記本》中她也寫了父母苦況所觸發的同樣決心,她的獨立婦女精神與大膽的性描寫令她成為女權主義者偶像。美國評論家瑪麗.麥格羅里(Mary McGrory)這樣寫道﹕     萊辛寫她自己的性,用了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毫不留情的緊張情緒,至於性描寫,她尤如約翰.奧哈拉(John O’Hara)一樣的坦白詳細。科幻小說富哲理  萊辛的最新著作是今年出版的《裂縫》(The Cleft),保持她後期的科幻小說風格。故事講述一個神秘的社會,沒有性的妒忌,沒有小心眼的競爭,沒有男子的干涉。一個羅馬時代的歷史學家到了老年,想重造人類,他講了一個古代女性社會「裂縫族」的歷史。在那個社會中,婦女住在伊甸樂園式的環境中,她們沒有知道男人的必要,因為他們的受孕乃來自海濱浸足,她們也有月經,但是所生的只是女嬰。突然間,一個男嬰出生了,她們和諧的社會就突然起了變化。  這部具有哲理性的科幻小說(書名「裂縫」是暗示婦女陰道),主題正如她的初期女權小說所寫的﹕男女同是人類,但又明顯的相異,雖能在世界共存,但是男女異性造成世界的混亂。男嬰出世時的生殖器令「裂縫族」大為驚異,男孩成長後的首次性關係就被視作強姦。不久,受孕已不再是天賜,男嬰的繁殖將一個全女性社會造成男女共存的社會,嫉妒、吃醋、爭奪、謀殺種種惡事隨之而生。原來的「女人國」天堂樂園已不存在,而男女非互相共存不可。  我不能想像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作家竟有如此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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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辛文字傳達的「危險時刻」 (潘耀明--卷首語)

  時間過得真快,不斷地向前奔跑,就像在那些充滿危機的時期裏一樣;各種各樣的危機在生命的旅程中逐步發展成熟,到了旅程的終點,便像一座座小山似的顯露出來,樹立起一塊時代的界碑。(1)──萊辛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萊辛(Doris Lessing)是一個文壇長跑者。她從一九五○年出版《青草在高唱》(The Grass is Singing)迄今,共出版了五十多部著作,直到已屆耄耋之期的她,仍在埋頭寫作。可以說,寫作是她生命的泉源,汩汩湲湲,淌過心靈,化成文字,成就一代文學巨匠。  萊辛早年棄家拋子,獨闖英國文壇,其鍾情於文學的濃烈和決心,可以用獻身精神來形繪。她從青年開始,幾乎每一息都在與文字打交道,雖然傳媒對她的創作狀態少有聞問。我倒想起一九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柏斯(Octavio Paz)對刻苦的創作狀態的抒述:「我在黃昏的桌面寫作,我的筆沉重地趴着,它的胸口氣息猶在,因憶起了出生的森林而呻吟。」(2)  讀萊辛的作品,也讀到她發自肺腑的呻吟和掙扎,讀到她每敲出一個字的心靈的顫動。  萊辛是繼二○○五年品特(Harold Pinter)之後,第二位獲獎的英國作家。如品特的作品一樣,萊辛的文字結構是嚴謹的、精確的。她的作品充彌了文字的魅力。當然這與她喜歡十九世紀作家的作品也有密切的關係,她曾說過:「對我來說,文學藝術的最高標準是十九世紀的小說,是托爾斯泰、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屠格涅夫、契可夫等大師的傑作,是偉大的現實主義的傑作。」(3)朱光潛先生指出:「……文化可以說大半是語言文字的產品,有了語言文字,許多崇高的思想,許多微妙的情境,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才能流傳廣播,由一個心靈出發,去感動無數心靈,去啟發無數心靈的創造。這感動和啟發的力量大小與久暫,就看語言文字運用得好壞。在數千載之下,《左傳》、《史記》所寫的人物事迹活現在我們眼前,若沒有左丘明、司馬遷的那種文筆,這事如何能做到?在數千載之下,柏拉圖的《對話集》所表現的思想對於我們還是那麼親切有趣,若沒有柏拉圖的那種深入而淺出的文筆,這事又如何能做到?從前也許有許多值得流傳的思想與事迹,因為沒有遇到文人的點染,就湮沒無聞了。」(4)  文字是表達思想感情的手段,從文學的角度而言,應是第一個要素。當然,除了文字外,好的文學作品,對於人生世相還應給予深廣的觀照和徹悟。  瑞典學院認為萊辛作品如《金色筆記本》(The Golden Notebook)是「萌芽時期的女權主義者將此書視為先鋒之作,它也是少數幾本表現二十世紀兩性關係觀點的作品。」其實這是對萊辛的誤解,萊辛自己一直是頗討厭女權主義的稱謂。儘管她一直被西方讀者奉為「女性主義文學中最值得尊敬的老祖母」。但她更強調「這部小說並不是女權運動的鼓手」,她斷然拒絕論者對她所加的各種文學與政治的標籤。她指出:「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女權運動,光在討論和把她們自己結成團體上,就消耗去太多精力。」(5)她認為女權運動太過意識形態化,而且也看不慣女權分子在電視中對男性的粗魯行為,說自己「反對所有打擊男人的行為」。  倒是瑞典學院在頌辭提到的「全球大災難迫使人類回到較原始生活的前景,特別吸引萊辛,該主題近年來不斷出現在她的書中」,「從崩壞與混亂中浮現出的基本價值,讓萊辛得以保留人類的希望」與萊辛的作品庶幾近矣!  當我讀到萊辛的處女作《青草在高唱》對現代社會與時間關係的體悟文字(編按:開首援引的一段文字),我感到十分震撼。眼下人類社會危機一天比一天嚴峻,隨着時間的流逝,重重危機越益顯現,已瀕於臨界碑,可說是險象環生。  我同意「萊辛把她的小說人物置之死地,然後讓他們思考存在的本質和意義,提出『我是誰』的問題」(6)的說法。我想說的是,萊辛的作品也傳達了「人類的危險時刻」的信息。萊辛的作品具有強烈的社會憂患意識和對世道變幻時刻的反省,正如古希臘人所指出的「濯足清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注:(1)萊辛﹕《青草在高唱》(2)柏斯:《詩人的作品》(3)(5)《重新認識女性主義》,《國際在線》,二○○七年十月十二日(4)朱光潛:《文學與人生》(6)傅正明:《萊辛「太空小說」的意蘊》,《明報月刊》,二○○七年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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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辛文字傳達的「危險時刻」 (潘耀明--卷首語)

  時間過得真快,不斷地向前奔跑,就像在那些充滿危機的時期裏一樣;各種各樣的危機在生命的旅程中逐步發展成熟,到了旅程的終點,便像一座座小山似的顯露出來,樹立起一塊時代的界碑。(1)──萊辛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萊辛(Doris Lessing)是一個文壇長跑者。她從一九五○年出版《青草在高唱》(The Grass is Singing)迄今,共出版了五十多部著作,直到已屆耄耋之期的她,仍在埋頭寫作。可以說,寫作是她生命的泉源,汩汩湲湲,淌過心靈,化成文字,成就一代文學巨匠。  萊辛早年棄家拋子,獨闖英國文壇,其鍾情於文學的濃烈和決心,可以用獻身精神來形繪。她從青年開始,幾乎每一息都在與文字打交道,雖然傳媒對她的創作狀態少有聞問。我倒想起一九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柏斯(Octavio Paz)對刻苦的創作狀態的抒述:「我在黃昏的桌面寫作,我的筆沉重地趴着,它的胸口氣息猶在,因憶起了出生的森林而呻吟。」(2)  讀萊辛的作品,也讀到她發自肺腑的呻吟和掙扎,讀到她每敲出一個字的心靈的顫動。  萊辛是繼二○○五年品特(Harold Pinter)之後,第二位獲獎的英國作家。如品特的作品一樣,萊辛的文字結構是嚴謹的、精確的。她的作品充彌了文字的魅力。當然這與她喜歡十九世紀作家的作品也有密切的關係,她曾說過:「對我來說,文學藝術的最高標準是十九世紀的小說,是托爾斯泰、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屠格涅夫、契可夫等大師的傑作,是偉大的現實主義的傑作。」(3)朱光潛先生指出:「……文化可以說大半是語言文字的產品,有了語言文字,許多崇高的思想,許多微妙的情境,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才能流傳廣播,由一個心靈出發,去感動無數心靈,去啟發無數心靈的創造。這感動和啟發的力量大小與久暫,就看語言文字運用得好壞。在數千載之下,《左傳》、《史記》所寫的人物事迹活現在我們眼前,若沒有左丘明、司馬遷的那種文筆,這事如何能做到?在數千載之下,柏拉圖的《對話集》所表現的思想對於我們還是那麼親切有趣,若沒有柏拉圖的那種深入而淺出的文筆,這事又如何能做到?從前也許有許多值得流傳的思想與事迹,因為沒有遇到文人的點染,就湮沒無聞了。」(4)  文字是表達思想感情的手段,從文學的角度而言,應是第一個要素。當然,除了文字外,好的文學作品,對於人生世相還應給予深廣的觀照和徹悟。  瑞典學院認為萊辛作品如《金色筆記本》(The Golden Notebook)是「萌芽時期的女權主義者將此書視為先鋒之作,它也是少數幾本表現二十世紀兩性關係觀點的作品。」其實這是對萊辛的誤解,萊辛自己一直是頗討厭女權主義的稱謂。儘管她一直被西方讀者奉為「女性主義文學中最值得尊敬的老祖母」。但她更強調「這部小說並不是女權運動的鼓手」,她斷然拒絕論者對她所加的各種文學與政治的標籤。她指出:「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女權運動,光在討論和把她們自己結成團體上,就消耗去太多精力。」(5)她認為女權運動太過意識形態化,而且也看不慣女權分子在電視中對男性的粗魯行為,說自己「反對所有打擊男人的行為」。  倒是瑞典學院在頌辭提到的「全球大災難迫使人類回到較原始生活的前景,特別吸引萊辛,該主題近年來不斷出現在她的書中」,「從崩壞與混亂中浮現出的基本價值,讓萊辛得以保留人類的希望」與萊辛的作品庶幾近矣!  當我讀到萊辛的處女作《青草在高唱》對現代社會與時間關係的體悟文字(編按:開首援引的一段文字),我感到十分震撼。眼下人類社會危機一天比一天嚴峻,隨着時間的流逝,重重危機越益顯現,已瀕於臨界碑,可說是險象環生。  我同意「萊辛把她的小說人物置之死地,然後讓他們思考存在的本質和意義,提出『我是誰』的問題」(6)的說法。我想說的是,萊辛的作品也傳達了「人類的危險時刻」的信息。萊辛的作品具有強烈的社會憂患意識和對世道變幻時刻的反省,正如古希臘人所指出的「濯足清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注:(1)萊辛﹕《青草在高唱》(2)柏斯:《詩人的作品》(3)(5)《重新認識女性主義》,《國際在線》,二○○七年十月十二日(4)朱光潛:《文學與人生》(6)傅正明:《萊辛「太空小說」的意蘊》,《明報月刊》,二○○七年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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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定義須清晰化  析十七大政治報告的兩岸和平協議 (邱震海--國際瞭望台)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首度將「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寫進黨的文件。  胡錦濤強調,台灣任何政黨,只要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都願意交流對話、協商談判,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他並鄭重對台灣各個政黨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  輿論認為,這不僅是中共領導人首次,也是胡錦濤為未來兩岸關係定下的指導性框架,而它很可能影響未來兩岸的政治互動。須解決政治框架問題  兩岸關係今天之所以會日益複雜,其最終原因在於兩岸政治框架的不確定性,其中包括中華民國的定位、兩個政治實體之間的關係、兩大政治實體與「一中」原則之間的關係等。由於這些框架性問題未能確定,導致了台灣內部悲情的產生。  部分極端勢力利用台灣內部民主化和本土化發酵的土壤,以及北京缺乏理性,而試圖的對台政策推動「法理台獨」步伐。因此,兩岸關係走到今天,需要的已不再是一些諸如農產品輸入的小恩小惠或「三通」的小修小補,而必須在確定「一中」原則和兩岸政治框架方面,做出某些具有實質意義的舉動;具體說來就是兩岸需要有一套對雙邊關係具有約束力、帶有法理性質的框架。  基於這一思考,筆者去年曾提出未來兩岸關係的三個階段論:第一階段:從○六年到○八年,亦即在台灣領導人選舉前,大陸必須與台灣國民黨與民進黨候選人,就「一中」原則進行溝通與磨合(可幸的是,國民黨和民進黨目前的馬、謝兩位候選人,比之於陳水扁在兩岸關係上有較為理性的態度,這是兩岸未來取得良性溝通的一個基礎)。第二階段:從○八年台灣領導人選舉結束到二○一二年或二○一六年,兩岸必須就「一中」原則的確立和兩岸政治框架互相定位,尋求建設性的解決之道,其中包括中華民國定位問題、「一中」原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兩者之間的關係問題等。第三個階段:在二○一二年或二○一六年之後,若上述「一中」原則和兩岸政治框架定位獲得確認,兩岸方可有未來持續的和平、穩定和良性互動。  在第二階段,亦即「一中」原則和兩岸政治框架的確立和定位方面,筆者曾撰文提議以一九七二年的東西德《基礎條約》作為參考。當年東西德《基礎條約》的要義之一,就是堅持雙方均為政治實體,但雙方互不承認對方為外國,亦即在「一德」原則之下的兩大政治實體互相承認。當然,當年兩德和今天兩韓模式,無論在來源、國際法框架和雙方規模及實力的差距方面,均非兩岸可以比擬和仿照,但這種智慧,卻值得兩岸借鑑。恐民進黨有機可乘  過去若干年,北京在「一中」原則上無法克服自身的局限,過於僵硬。但十幾年來,隨着北京台灣政策的不斷調整,「一中」含義早已不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演變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換言之,所謂的「一中」已由政治實體概念演變為民族概念;今天北京的「只要承認一中,什麼都可以談」,也早已不是當年的中央與地方之間談判的模式,也不是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  從某種程度上說,今天北京的「一中」概念,較之國民黨堅持的「一中各表」更為開放:後者只是堅持「中華民國」的政治實體,而北京則已擴展為民族中國的概念。問題在於,北京迄今僅論述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而對於到底什麼是「一個中國」(包括其主權和領土不可分割),卻仍未作過清晰而具邏輯性的表述。  北京這一有意或無意的模糊,不但使得國民黨在回應時無所適從,甚至盡可能迴避,而且給民進黨的拒絕提供了天然的藉口。胡錦濤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一中」原則下的和平協議提議後,陳水扁和民進黨當局都先後以「如果接受「一中」原則,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省」為由來混淆視聽和加以拒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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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師亦友憶琦君 (陳清玉)

  三十多年前初識琦君,我還是報社副刊的小助編,因工作緣由,經常與作家餐敍,但面對一群景仰的名家,難免有些手足無措。幸虧琦君的妙語如珠,我才不致如坐針氈。我日後向她坦承,一到人多的場合就恨不能化作隱形人,她則調侃我說,我看你還是繼續當個飯桌上的觀察家比較合適。  我那時開始習作,琦君的風格恰為我所喜歡,因此常常向她討教。她傳授我「真善美」三字真言:即情感要真,立意要善,文字要美。看似平常,但若沒有深厚的文學底蘊和千錘百煉的功夫是很難做到的。  琦君為人親切幽默,純真又熱情,是我認識文如其人的少數作家之一,我們一見如故成了忘年交,幾乎一天一通電話,分享生活中芝麻綠豆的喜憂哀樂。我決定出國前,她陪我聽了幾年空中英語,每日通話又多了項背誦英文單字的競賽,她那時英文程度比我好,我跟她打賭考托福我一定輸她,她聽了害羞地說這輩子最遺憾就是沒個洋學位。後來她隨夫出國考察,我們遂由每日一電變成每月一信。  我出國時行囊裏裝着她的書和信,那曾是異域孤寂中的一壁爐火。幾年後我從西岸搬到紐約,她亦移居至新澤西,我們隔州而居,理應常相聚首,但兩人都不會開車,見面機會比出國前少。她不止一次歎着氣說:怎麼我們住得那麼近,見面卻如此難啊!可惜我那時畢竟年輕,聽不出她語中的無奈蒼涼。  我們雖不常見,書信電話卻沒斷過。她那時火力猶旺,筆不停歇,我亦偶爾塗鴉,兩人常在電話中相互打氣,忘形狂笑。她深信一笑解千愁,掛電話時從不言「再見」而說「報上見」。一笑其實未必能解千愁,但她那句「報上見」的招牌語的確點燃過不少瀕臨絕滅的希望之火。  她晚年為風濕所苦不大動筆,我則在生活摸爬滾打中放鬆了筆桿,兩人不知不覺話題漸少,最後一次通話她明顯地沉寂多了,談起一直想寫的自傳,她幽幽地說,老哪,寫不動了。我聽了隱隱覺得不安,寫自傳原是她最後的心願啊!掛電話前她答應寄給我一本剛出版的譯作,我半開玩笑地說:「你已經說了幾次了,這次別再忘了哦。」她大笑說:「一定不忘!」但她還是忘了。我等了又等,再去電時,電話已無人接了。  直到看見她住進淡水安養中心的消息,我才恍然大悟。她一定是病了才會忘記對老友的承諾。隔年返鄉特意帶着剪報準備去看她,終因行程緊湊未能如願,上機前讀到她的傳記,不禁想起她的好友海音,兩人同樣都在傳記問世之時年老失憶,書上描繪的種種,她們能一一解讀嗎?  就在我返美不及兩月,就在我信誓旦旦下回一定探望她的時候,她竟悄悄地走了。錯過最後一次見她的機會,我心裏的懊悔與感傷,一如她筆下的「烟愁」,至今仍無法散去。  據說她最終雖然糊塗,仍能辨識老友的面容,每日穿戴整齊等着朋友去看她。不知那時候她心中有沒有閃過我這個忘年交,我倒寧可她沒有,否則一定不解一個叫了她三十年琦君姐的知交竟在她生命中的最後缺席?不過她若知道多年來我每每祈求上蒼不要讓她太快地老,我們的友誼才能長長久久,她或許就會釋懷了。那天高興起來翩然入夢,拿起電話對我說:放心吧,咱們這輩子斷層的友誼下輩子還繼續,報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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