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藍天特別藍?  外地環保經驗的啟示 (盧思騁)

  十月的政治圈可謂非常熱鬧,當中的焦點肯定是中共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以及多項人事新布局。「和諧社會」、「環境友好型」與「節約型循環經濟」重複出現在不同的講話與文件中,「科學發展觀」更正式寫入黨章,成為指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針。  字眼與論述的背後,既反映出過往二十多年經濟強勁增長下,對環境與人們基本生活的破壞與危機已非常嚴峻,亦警告目前「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發展模式若持續下去,將會威脅社會的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中國的環境與生態危機是迫在眉睫與史無前例的。無論是出於對環境危機的關切,或是對社會發展提出更合時宜的新戰略,除了如十七大上顯示的政治決心外,自一九六○年代至今國外的民間環保運動的發展歷史,亦正好給予關心環境與長遠發展的人們一些啟示,為這片遼闊的天地重現生機提供更多的思考。啟示一﹕環保團體要自強  在二戰後歐美經濟蓬勃增長之際,伴隨而來的城市污染(如毒霧、廢氣)與生態危機卻未得到正視,人類「控制」或「征服」大自然是主流的意識。一九六二年在美國問世的《寂靜的春天》 (Silent Spring)扭轉這種愚昧的觀念,透過作者蕾切爾.卡遜教授(Rachel Carson)對農藥與殺蟲劑使用及其危害的研究,和對工業化摧毀大自然的深切感受,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方面啟蒙民眾與學界對人與自然關係的反思,另一方面招致了既得利益集團(如經濟部門、化工財團、農業生產單位)前所未有的反擊。  卡遜教授在書本出版後兩年不幸因乳癌逝世,但正由於書中所揭發的問題是關乎全社會,挑戰狹隘自私的金權關係,書本的巨大回響與民間的爭取,成功推動當時的國會成立了第一個農業環境組織。  從《寂靜的春天》開始,民眾的環保意識逐漸成長,亦巧合地與當時的反戰與和平運動連結,牽動民眾關懷個人利益以外的種種,特別是社區、環境與發展的議題,以爭取合理與公義的生活空間,以及有效制約金權交易的制度為目標。  這股學界與民間的力量,不僅衝擊主流「人類征服自然」的意識,為環保運動播下種子與論述土壤,更重要的是催生了環保部門的成立(一九七○年美國成立環保署),以及各項環保政策的制訂(如一九六三年Clean Air Act.,一九七二年Clean Water Act.)。隨着政策的執行,企業亦不能再「逍遙法外」。  環保團體或廣義的民間社會的獨立性之所以重要,正由於坐擁無上權力與資源的破壞者(如企業、財團、政府部門),與被蒙在鼓裏或有口難言的受害者(如村民、工人、農民,甚至是下一代與環境本身)強弱懸殊,具獨立性的環保團體或廣義的民間社會的存在尤其重要。沒有獨立於企業與政治勢力的民間力量,揭發污染源頭、組織受害或關心的群眾促使政策改變等,弱勢者與整體環境利益只會無聲無息地被犧牲。對中國的啟示:官、民、商的互信與互動  十七大對處理國內迫切的環境危機與改變「三高一低」的經濟增長方式的政治決心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無論政府有多大的決心或制訂多少環保政策,現實情況下往往卻是不得要領,因為目前太多的特殊利益團體無視制度與法律,以延續其短視的自私利益,並從中鞏固其利益輸送體系。  因此,綜觀歐美環保運動的經驗,強調政府決心與角色時,環保團體與民間社會亦要更加「自強」,以其獨立性去推動更問責的企業行為與政策的改善;同時,民間力量要自覺地站在獨立於政治與企業利益的位置,不斷尋根問柢,為民眾與弱勢者(包括環境和生態)找出問題的真相,逐步將環境公義放在政治議程上,成功地建立一股制衡政府與企業的力量。  現在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強調與鼓勵公眾參與在環保工作上,包括對重大建設項目的意見、對污染企業的監察,以及個人行為與社區層面上的改變等,都走對了方向。當公眾參與的意識成為一種主流,甚至是公民的責任或義務,過程中得以培養更成熟的民間力量,官、民、商之間漸能找到互信與互動的基礎,令大眾利益能更有效與更大程度地得到體現。對香港的啟示:不能太「客氣」  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環保團體曾經是推動社會改變的先鋒。猶如一九七○年代的美國,一些今天看來很基本的環境保護政策,如噪音、空氣、水污染、動物保護等議題,香港的環保團體不時組織基礎民眾向政府施壓,因此曾被殖民地政府視為不受歡迎的組織,但本地的環保政策得以落地生根,市民的環保意識與參與感也隨之上升。  可惜,當政府與社會愈趨開放發展時,環保團體亦漸趨「客氣」,一方面傾向於支持政府的政策,或擔當了被政府各委員會諮詢的環境「管理」工作;另一方面,那些傾向於以教育為主的環保活動也只是依附在政府和商業機構的贊助或「公關基金」,先鋒角色大大減退。  能說得上獨立的環保團體,真是寥寥可數;而敢於觸動制度與權力資源分配不公平的政經結構因素的團體,只能說是聊勝於無,卻苦於孤掌難鳴。因此,曾有學者形容現在香港的環保「活動多、行動勁,但運動弱」。  可以說,在香港環保運動的「敵人」從沒有改變,而在引致種種環境破壞與不可持續的金權關係與政經結構牢牢地被穩固下(如依賴不斷消費消耗的經濟體系、沒有成熟的官、民、商「三腳凳」之互動,沒有民主與行政主導、仍未充分民主化的政治體制等),環境公義隨時被犧牲。最明顯的,要說是缺乏公民參與的土地與規劃政策,即使某些項目需要進行環保評估,但往往是地產財團說了算,城規會或相關諮詢會的成員亦因其與政府與財團的關係,起不了獨立的監察作用。  環保團體理應有充分的土壤繼續扮演其先鋒的角色,讓民間力量成熟起來;但諷刺的是,大部分團體流連於其自身的「安全區」,少有跳出「自家後園」的心態,令環保運動在回歸後愈趨倒退,不僅絕少介入香港以外(包括內地)的環境議題與運動發展,亦遙遙落後於國際與國內將環境公義放在發展核心的大形勢。啟示二﹕經濟增長不能犧牲生態公義  歐美以外,發展中國家的環境運動觀(Environmentalism from the South/Poor)直截了當地從批判不公平的全球資本與權力集中的制度出發,認為環保要同時兼顧「發展」與「貧窮」的向度。貧窮既是不公平制度下的產物,亦是被迫放棄長久以來與自然和諧相處之根本。  具體地說,當發達國家由於自身的資源無法維持其現有的經濟規模與生活水準,特別是天然資源的短缺,就會透過資本全球化進行不同的剝削,讓發展中國家為他們的資源與環境「埋單」。同時,當發達國家制訂更高的環保要求與標準時,促使高能耗與污染的工業轉移發展中國家,同時將廢物與有毒物質「出口」。愈趨肆虐的消費領域亦逐步「轉移」,以維持發達國家在經濟與技術上的優勢,以及從製造需求與消費帶來的循環不息的利潤。  過程的荒謬在於無止境的資源消耗,只會加速全球生態與環境的枯竭,除牢固了強國與弱國的勢力懸殊,還令弱國更難自主地尋找富強與發展之路徑。這與根植於發展中國家的環保運動與爭取社會公義和公平國際秩序遙相呼應:環境破壞不是因為人口太多,而是因為某些利益集團霸佔着太多的資源,製造大量的浪費與虛耗;窮人在不公平的制度下難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條件,不得已只能依賴大自然資源,或者在被迫的情況下(如農地、土地或魚塘被開發或佔用)放棄與大自然最和諧與協調的生活方式。農民最能貫徹可持續性  當「生態文明」的概念首次寫進十七大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與「科學發展觀」及「和諧發展」等一脈相承,着實看到領導核心對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之路作了修正。  這種取向與上面論及的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主義觀相類似,即從改變發展模式開始,經濟增長不能犧牲社會與生態公義,關注環境與資源的可持續性正是讓大部分人得以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基礎。同時,大部分的農民群眾的生活模式與意識,往往是最能貫徹可持續性與大自然融合的,發展過程中保障農民的自主性與利益不被少數人剝奪,同樣是兌現「生態文明」的必經之路。  環保不是少數人的專利,正如經濟繁榮的好處不能只肥了少數既得利益者。當社會物質條件有所改善,卻以環境與生態資源作代價,只會得不償失,最終危及整體的社會發展空間。因此,「生態文明」必須比「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更被社會重視,成為發展的核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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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要姚文元讀《李襲吉傳》 (徐景賢)

「文章中還將有兩處改動。因此四月號的刊物來不及了,請您緩發。複校文章改好後,我會再發給您的。」這是徐景賢先生今年三月十五日在電郵中談及這篇文章的話。轉眼間半年已過,複校文章仍未傳來,卻聽到他病逝的消息。徐先生雖未對文章作最後改動,惟此稿已經他過目。他通過毛澤東要姚文元讀《李襲吉傳》一事寫成本文,回顧毛與姚的關係,試圖描述真實的姚文元,並揭示產生這個人物的時代背景。——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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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要姚文元讀《李襲吉傳》 (徐景賢)

「文章中還將有兩處改動。因此四月號的刊物來不及了,請您緩發。複校文章改好後,我會再發給您的。」這是徐景賢先生今年三月十五日在電郵中談及這篇文章的話。轉眼間半年已過,複校文章仍未傳來,卻聽到他病逝的消息。徐先生雖未對文章作最後改動,惟此稿已經他過目。他通過毛澤東要姚文元讀《李襲吉傳》一事寫成本文,回顧毛與姚的關係,試圖描述真實的姚文元,並揭示產生這個人物的時代背景。——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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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喚生態文明 (潘耀明--卷首語)

中國席捲而至的經濟大潮,使自然環境一如城市人的財富一樣,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華西地區急速沙漠化、高寒山區濕地和湖泊面積大幅縮小、江河水質日下、空氣的沉滯使人窒息,這些變化中國人看見了,卻為五光十色的文明生活視而不見。(1)以上一段話是援引自一本新出版的書《國難——大壩上的中國》。中國環境問題,已越來越嚴重,並且對民生構成巨大的影響。在中國的許多大城市經常籠罩着厚重的煙霧,天空灰溜溜的,看不到蔚藍的蒼穹,呼吸不到新鮮的空氣,飲不到清甜的食水。香港也不例外。香港特首曾蔭權上任後,提出「藍天行動」,要讓港人看到一片藍天。言猶在耳,我們除了每天在新聞報道裏知道香港空氣質素在不斷下降,香港的藍天彷彿離港人越來越渺邈。曾蔭權在題為《香港新方向》的二○○七至二○○八施政報告中,提出了三項「新的目標」:首要目標是經濟發展;其二發展必須協調環境保護和文化保育;其三發展要能達至社會和諧。而要實現這些目標,他認為必須採用「進步發展觀」,具體體現為依賴基建帶動經濟增長,以活化歷史建築為社區帶來社會及經濟效益,以助人自助理念(社會關懷文化)而非高稅收高福利方式處理貧富懸殊問題。在曾蔭權以上的施政新猷中,發展經濟為首要,在發展經濟基礎上協調環境保護和文化保育,有點倒因為果。人類發展經濟是為了達到安定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曾指出,「發展就是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他認為,「我們不應局限於僅僅以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來界定發展的狹隘視野,因為經濟增長自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終極的目標。」(2)換言之,發展經濟是為了改善人類社會的生活質素。如果發展經濟破壞了人類的生態環境,影響人們的生活水平甚至生存狀態,那不是人類社會福祉,而是災難。據梁思成回憶﹕「建國之初,北京市一位領導曾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我說﹕『毛主席說,將來從這裏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這使我大吃一驚。」(3)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政治領袖以為發展工業才是國家的根本,至於環保及古迹保護意識並未提到議事日程,造成日後文革的「破四舊」運動、大量破壞文物古迹的後遺症。由此,我不禁想起德國著名哲學家約納思(Haus Jonas),一再敦促政治領袖和科學家及所有參與消費科技產品的人,正視豐盛的物質生活下的潛在危機。我想,政治領袖對於人類社會的生態破壞應負起不可推卸的責任。由於他們的短視和功利,乃至決策失當,使人類社會在發展中付出慘重的代價。特別是今天,施政者對利益集團貪婪無度的發展的縱容和包庇,漠視和犧牲了廣大民眾的利益。眾所周知,「環境破壞不是因為人口太多,而是因為某些利益集團佔着太多的資源,製造大量的浪費與虛耗;窮人在不公平的制度下難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條件,不得已只能依賴大自然資源,或者在被迫的情況下(如農地、土地或魚塘被開發或佔用)放棄與大自然最和諧與協調的生活方式。」(4)中共「十七大」,把環境問題也列入重點議題,這是好事。但是,如果不把片面強調經濟發展糾正過來,不把民生和人民福祉放在第一位,提倡生態文明——即意識到經濟增長不能犧牲社會與生態公義,施政者對環境與資源相互關係作出長期而合理的協調,讓大部分人得以分享經濟增長成果,才不致流於紙上談兵。當大部分人為五光十色的物質生活所迷惑而忽視了社會公益和生態破壞,我們特組織「尋找香港的藍天」專題,希望提供給當政者和讀者有益的參考。注:(1)徐剛:《國難——大壩上的中國》,明報出版社,二○○七年十一月(2)許寶強:《保育是發展,文化是經濟》,《明報月刊》,二○○七年十二月號(3)中華網論壇:《保護日本古建築的梁思成》,二○○六年十二月一日(4)盧思騁:《外國藍天特別藍?——外地環保經驗的啟示》,《明報月刊》,二○○七年十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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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媚--人生小語

人生原是色彩繽紛的,光與暗是靠自己雙手調校的。我喜歡淡淡的紫色,因為它是湛藍與絳紅混合而成的;藍色代表憂鬱,紅色代表希望。這是晨光熹微的顏色,也是夜幕低垂的顏色。人生長路漫漫,荊棘滿途,跌倒了爬起來,爬起來又跌倒。這淡淡紫色照着我信步前行,沿途目睹多少人跌倒在耀眼的顏色裏爛醉如泥地終此一生,只有這不刺眼的淡紫色,伴着我進入恬靜的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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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直通車」事件的啟示 (曹景行--國事縱橫)

  十一月初中國總理溫家寶出訪烏茲別克時對香港記者表示,「港股直通車」要待相關政策完善後方能啟動,等於正式宣布「直通車」緩行。兩天之後,香港股市的股價暴跌逾百分之五,媒體上有人以「股民們金星直冒,哀鴻遍野」來形容。實際上,真正受到衝擊的應是那些外資「狙擊手」。  自八月二十日北京宣布要開放大陸居民買賣香港股票,兩個月來香港股價就暴升五六成之巨。背後興風作浪的,不乏一些本來有意撤出香港的外來遊資,就等着大陸投資者「傻傻地」帶着數百億美元鉅資一頭栽進香港,他們就可拋貨離場,狠狠地捲走一大筆錢財。而溫總的急剎車,等於救了一大批內地投資者,勝造七級浮屠。不應讓溫家寶背黑鍋  問題是,為什麼要溫家寶以中國總理之尊出面宣布這樣的消息?當初匆匆忙忙宣布要開放「港股直通車」的國家外匯管理局,現在只是跟在總理後面作幾點解釋,為什麼不敢挺身而出承認自己決策粗糙、舉措失當,反倒讓自己的「老闆」背黑鍋?中央銀行行長哪裏去了,外匯管理局局長哪裏去了,你們為什麼不出聲?  這次港股大跌,那些被套住的香港人難免要歸咎溫總,說許多難聽話。所以,今後再遇上股市一類的事情,中國最好還是像西方國家那樣,除非不得已,否則完全可以讓負責有關事務的官員出面澄清,以維護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尊嚴,也保留了日後作進一步政策改變的空間。  同樣令香港媒體關注的是,兩天後溫家寶到了俄羅斯的莫斯科,又一次接受了香港幾家電視台記者的採訪,特意回應「香港的一些報章」關於「宏觀調控不力」的議論。他認為,這五年中國經濟發展較好,因此,要說宏觀調控不力「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  這幾年中國經濟確實好得出乎世人意料,究竟是因為宏觀調控有效,還是別的什麼原因,也許要過些日子才弄得明白。但溫家寶在出訪莫斯科的緊密行程當中,專門抽時間來回應香港媒體上的一些議論,談的又不是與香港直接有關的事情,就有點不同尋常了。  那麼,溫家寶在莫斯科通過香港媒體究竟要回應哪些方面的議論呢?依筆者的淺見,有關的不同看法主要還是來自中國內地,甚至來自執政權力的內部。而總理出訪時有香港記者緊追,對他們說話也方便一些,所以才會有這樣不尋常的回應。不同部門利益衝突表面化  只是,中國經濟的上佳表現並不能遮蔽北京當局不斷弄出「港股直通車」一類的決策紕漏。甚至可以說,當前更令人擔心的並不是宏觀調控是否有效,而是宏觀調控過程中不同主管部門之間的利益衝突表面化,已經到了叫人看不下去的地步,更叫人擔心中國經濟一旦出現大的波動,這些部門是否有應對的能力、眼界、胸襟和氣度。  「港股直通車」的決策,背後絕不只是有違中國外匯管制體制的技術性疏忽,更涉及到不同金融監管部門之間、不同地方政府之間的意見分歧和利益分配,才會陷入遭受「圍攻」的困境。最近鬧出來的決策「笑話」還有:教育部長周濟剛剛為負債累累的大學想出個好主意,要它們用置換多餘土地的方式來償還巨額欠債,話音剛落,國土資源部就高調公開宣示「不可以」!同樣,涉及多個部門利益的醫療改革方案、手機電視標準、油價調整等一系列決策,也都一拖再拖,不知哪年哪月才會出爐。  至於這幾年的房地產調控,不同部門的政策打架,或者彼此推諉,亂成一團,可謂前所未見。一個「二套房」的認定標準,拖到今天仍是各說各的,按照北京一位銀行界人士的看法,「誰不想讓自己管理的『孩子』多吃多佔呢!」另一位財經評論人士更說:「目前的亂局,表明監管的蒼白乏力。一項政策出台,鬧到這個地步,簡直就是一個笑話。」  類似的事例還可舉出許多,都表明某些部門、某些地方的權力,正隨着相關利益集團實力的膨脹而膨脹,不僅彼此爭奪決策權、爭奪龐大的財富資源,更有把部門利益凌駕於整體利益、全民利益之上的趨勢,成為中國特色新財閥的利益代表。中南海決策者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也許就來自於他們;執政黨腐敗的最大可能,也許就在他們之中。而宏觀調控最終能否收效,中共十七大制訂的科學發展、和諧社會方針能否真正變為現實,也許就看最高當局能不能有效管制和遏制住部門和地方特殊利益集團的過份膨脹和抗拒。缺乏有效的監管手段  如何才能制約權力內部的特殊利益?當前中國的困境恰恰就在於,本來應該對權力實行監督和限制的主要力量——人大、法制和媒體,在體制設計上先天就不具備有效的監管手段和能力,在現實中更成為黨政權力面前的「弱勢群體」。例如,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人民代表大會,竟然連政府部門的預算都無法具體監管;而壟斷利益集團通過政府部門左右決策以至立法,也已成為普遍的現象。  從中共十七大上胡錦濤的報告來看,當局也正在思考和探索新的行政管理體制,實現決策、執行和監督的「權力三分」,包括「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認為,實行大部門體制改革可以避免「政出多門、相互推諉,因部門利益特點突出而導致的國家政策被『挾持』等問題」。但十七大代表、湖北隨州市委書記馬明清試行改革後的教訓卻是:「大部門體制要成功,必須自上而下改革。」(見《新京報》十月二十八日)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究竟如何深入下去,實際並不複雜,甚至已成為常識,那就是讓人大、法制和媒體真正能夠監督黨政權力的運行,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成為高於一切的憲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憲法。但一切可能同既得利益相衝撞的改革,又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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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松 (殘 雪)

  那坡上有三株高拔的古松,坡也很高,我將全身貼在樹幹的巨型鱗片上,仰起頭看上面。松枝間有月亮、亂雲和青天。我不能久看,因為感到了眩暈——實在是太高了。我的腳下是山泉在咆哮,那是雨後。啊,我沉浸在滅頂之災的恐懼之中。我下來了,我離開它們,一走一回頭,從另外的角度去感受它們的高度。我釋然,那並不是世界的末日,樹冠上面不是還有兩個鳥巢嗎?可是貼着樹幹往上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只有在那一點上,真相才會顯露。我的小夥伴們在遠處追跑,大人們在廚房裏燒柴草做飯——我們的晚飯吃得真晚。沒有人注意到我的困境。那一刻定格成了永恆,無論過去多少年也歷歷在目。  後來,我每天上學仍然要經過那三棵巨松,我將它們的形狀和風度記得清清楚楚,可是我不再站在樹幹那裏朝上看了。這些松樹有一百歲了嗎?那上面的情況究竟怎麼樣呢?有時候,我又覺得它們並不是生活在高空,而是地底。因為大雨使護坡塌方時,我見到過一部分樹根。就僅僅展露的這一個角落而言,情況也是嚇人的。儘管超出想像,同黑暗大地的糾纏仍然讓人心中踏實。只有高空的自由才是最可怕的啊。那上面是什麼樣的鳥兒?  有些事懵懵懂懂地經歷了,並沒有刻意去關注,可就再也忘不了。啟蒙的確是有些神秘,那麼,是誰在對我進行啟蒙?那時我覺得外婆應該是深通這類奧秘的,但她也並不曾刻意對我進行過啟蒙。她只是行動,在半明半暗中同大自然渾然一體。至於啟蒙,那是冥冥之中的另一股更強大的力量在做,一定有那樣一股力量存在。  有一晚,沒有月,也看不到天,我鼓起勇氣又去了那裏。陰慘的微光從樹枝間透下來,四周那麼黑。在我腳下,山泉沒有咆哮,而是潺潺地流着。我的弟弟們走到前面去了,我聽到他們的隻言片語,他們離得那麼遠,恍若隔世。我用手撫摸着那一個一個的巨型鱗片,我聞到了什麼?對了,陽光。真溫暖。它們在白天吸收了那麼多的陽光,它們在陽光下發出愜意的「喳喳」的聲音。我又用耳朵貼上去,我沒有聽到任何聲音,我只是相信那裏頭有聲音。起風了,黑風。我想,此刻,年輪是在生長還是靜止不動?忽然,樹身明顯地抖動了一下,是那隻鳥在巢裏跳動。一隻小鳥居然可以使得這龐然大物發抖!看來我是沒法理解那高處的生活了。  我行程萬里,走過蒼茫的歲月,古松仍在原地。我記得那個坡。坡邊壘起的大石塊,和坡下轟響着的山泉。熟人告訴我說,那三株大樹的格局仍然沒有改變。當然,當然。如果改變,那不就像是要改變一個夢一樣?你只能重做一個夢,在你的新夢裏,古松成了背景,那背景不斷變形,但格局始終不變。後來我學會了爬樹,但我一次也沒有妄想過我可以爬到那麼高的處所,那類似於想像末日是怎麼一回事。可是我也有了地下的根了,那並非由於蓄意。它們的生長是不受我控制的,既是對我的報復,也是給予我的饋贈。那些無形的盤根錯節的一大堆,多少年裏頭伴隨着我遠走他鄉。  因為對於松的念念不忘,後來我發明了一種「長壽鳥」。那種鳥是通體綠色的,有長長的尾翼,屬候鳥,來無影,去無蹤。通常,當某個人不知不覺地進入那種永恆境界時,它就悄悄地出現了。它落在亭子的欄杆上、草地上或矮樹上。我的「長壽鳥」,大約是松樹的變體吧。它在我的小說中盡顯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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