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血緣」「族群結構」與中美關係 (陳 勇)

  現在是二十世紀中以來中美關係發展史上最為風平浪靜的時期,給未來兩國間的良性互動提供契機。但是,兩國之間缺乏強韌的紐帶,雙邊關係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突現於常為人忽視的文化因素在美國外交策略形成過程中的至關重要性。本文借助「文化血緣」和「族群結構」這兩個概念,從文化了解和社會結構的角度來探討中美關係的現狀和未來。利益非美外交唯一考量   毋庸置疑,中美關係的走向,與日益國際化的中國經濟息息相關。但是,要了解美國未來對華政策,我們不能將注意力僅僅局限在政治方面。政府決策只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個環節,正如一位學者出身的外交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曾經提到,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這一過程體現美國在歷史、文化乃至於社會結構等諸多方面的特徵。傳統對美國外交的研究是將着眼點放在「利益」二字上面。在分析外交政策時,人們常常引用一句話:「沒有永恆的友誼,只有永恆的利益。」但是,過於強調利益的重要,也有很大的局限。我們會發現,美國的對外政策常常有悖於其政治、經濟、軍事利益。   美國外交的方向形成的過程還有兩個更為深遠的層面,其中一個是文化血緣。文化血緣是建基於美國在宗教、文化、歷史的背景之上。與美國文化血緣最濃厚的國家是英國,兩國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字,仍然在美國文化佔有統治地位的新教也是來自英國。親英乃成為過去一百多年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基石。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都毫不猶豫地站在英國一邊,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原因就是文化血緣。  另一個深遠的層面,是族群結構,二十世紀中期以來逐漸形成的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是美國外交的另一個基石。這一政策,則體現出族群結構在美國這樣一個文化多元國度的重要性。這不僅因為以色列的重要戰略地位,也不完全是因為它和信仰基督教的美國人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共同歷史淵源。(我們知道,西方社會源遠流長的反猶太人思潮不僅僅長期橫行歐洲,也曾流行於美國。猶太人大量移民美國是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他們多是東歐來的窮人,在美國備受歧視。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文化傳統深厚的猶太人第二代爭相進入大學,卻遭打壓,包括哈佛在內的大學紛紛用設錄取名額等種種方法限制猶太人入學。)影響美國對以色列政策形成最為關鍵的,乃是二戰後猶太人在美國勢力的迅速壯大。從人數而言,猶太人在美國並不算很大的族群。一九九〇年時,美國有五百五十萬猶太人,只佔人口的百分之二點二(近十年來,其人口比例還有所下降),但他們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遠遠超出其人口的比重。美國政治生活中,他們表現出極大的參政熱誠。不僅投票的人數多,而且表現團結。每逢重要的選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猶太選票都會投向同一個候選人。更為重要的是,在美國受了良好教育的猶太人,大批進入金融界、媒體和法律界,令他們得以通過各種途徑來影響美國的民意和政策。美國對以色列不遺餘力的支持,更多是反映了猶太族群的利益,而不盡然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中國威脅論的消亡   中國經濟的崛起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在美國媒體上得到大幅的報道。一時間,「中國的崛起」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成為從《紐約時報》等主要報刊和各大電視台的熱門話題。它們一方面肯定了中國經濟奇迹般的成就及其歷史意義,另一方面也道出擔憂。二〇〇五年五月九日的《新聞周刊》(Newsweek),以「中國的世紀」(China’s Century)作為封面故事。文章說,中國的崛起,加上印度的興起和日本的力量,是世界格局的第三次大變動。之後,作者筆鋒一轉,說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形成對美國的威脅。」中國威脅論,在九十年代曾到達一個高峰,當時人們談論的主要是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柏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孟羅(Ross H. Munro)的《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書,紅極一時,和者勝眾,形成一股反華思潮。  「九一一」事件後曾失去勢頭的中國威脅論,在對中國崛起的討論中又重現,只是將注意力轉移到來自中國的經濟威脅。爾灣加州大學商學院教授納法羅(Peter Navarro)在其《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The Coming China Wars)一書中,認為中國正在「尋求全球經濟霸權」。我們不能將上述言論簡單地歸結為少數人在譁眾取寵,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公眾對來自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的競爭的感受。根據一項二〇〇三年的民意調查,超過一半(百分之五十五點五四)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美國公司在美國的不公平競爭對手」。同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中國會成為美國公司的一個大市場。  以往每到選舉,政客們就會把中國拿出來修理一番。所以關心中國問題的人們曾預料,在二〇〇八大選中,對崛起中的中國的攻擊會達到一個新高潮,但實際結果卻完全相反。在初選階段,還有人會談到中國問題,但到了正式大選時就幾乎全無蹤影。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六日,在喬治亞洲的喬治.梅森大學舉辦的有關中國問題的辯論會,兩黨的候選人都只派了低層次的代表出席。  中國威脅論幾乎完全消聲匿迹這出人意料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北京奧運的成功。更重要的是,這也是基於實際利益的考量。大選前的一兩年,美國公眾和決策者,都更清楚地認識到日益增長的中美經濟的互相依賴,以及因小布殊推行的充滿冷戰色彩的霸權政策所帶來的代價。這很有可能預示着中美關係正在進入一個務實、脫離了意識形態的新時期。中美文化的差異   但是,中美間的良性互動從來都是基於利益考量,缺乏如文化血緣和族群結構的堅固根基。所以,隨時都有往相反的方向發展的可能。首先,兩國間長久的矛盾點依然存在,比如政治上的西藏問題和經濟上的貿易糾紛。當美國人發現刺激內需市場不能振興經濟時,就會大力尋求海外市場並縮減進口,從而引發與中國的貿易戰。從更深的層面來看,中國和美國沒有深厚的共同文化淵源。借用亨廷頓教授的話來說,它們屬於不同的文明體系。來自中國的商品雖然已經深入到了美國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但中國和中華文化對很多美國人來說還十分陌生。同樣,美國社會中的華裔的影響力,尤其在外交政策上的影響,也是有限的。  很難用量化的方法來衡量美國人對中國文化的熟悉程度。過去的中國餐廳和現在的中國產品在美國比比皆是,但都停留在服務業的層面,對於加強中美間的文化紐帶上的作用有限。我們不妨看看在美國大學裏教授中國文化的情況﹕據隸屬美國聯邦政府的國家教育數據中心二〇〇四年的統計,美國共有四千二百三十六所各類大學。但是,其中只有區區十五座大學設有專門的中國研究中心。美國的中國研究,在很多大學被放在東亞研究裏面。但是,能夠數得出來的東亞研究機構,也只有八十五個,其中有的還在同一所大學。也就是說,能在美國大學學到有關中國的美國人並不太多。  另外,語言是文化的基礎,讓我們再來看看美國大學中文教育的情況﹕據美國現代語言學會於二〇〇七年公布的數據,美國大學的中文教育從二〇〇二到二〇〇六年有了很大發展,學生增長率達到百分之五十一。但與此同時,選修中文的學生總數還不到五萬二千人,其中大部分是華裔子弟。在各類外國語中排名第七,比排名第六的日語還少了一萬多人。排列第一的西班牙語則有八十二萬多學生。美國大學素來偏好的法語,排名第二,擁有二十多萬名學生。所以,要等到大多美國人熟悉中國文化,不再將中國視為異類,還需要很長的時間。美國華人的政治影響低   同時,華人距離影響美國外交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華人的力量雖然在二戰後得到巨大發展,如在就業方面,早年只有單一的餐飲業和洗衣業,現在已成為高科技和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而人口從不到八萬增到今天的三百萬左右,超過猶太人的一半。但是在政治生活的影響,遠遠不及猶太人的一半,甚至十分之一。華人大多數(百分之六十)是第一代的新移民;在有公民身份的華人中,投票率也非常低。即使華人投票了,也常常缺乏猶太人的團結性。以加州蒙特利公園市一九九七年選舉調查為例,百分之三十四的華人註冊為民主黨,另外百分之三十三點四為共和黨人,正好將華人的選票抵銷。還有包括台海兩岸政治等其他的因素也進一步削弱了華人的團結。此外,白領華人的就業也多限於科技方面。本人二〇〇八年對美國大學的華人教授作過一個詳盡的研究,發現雖然華人教授按人口比例所佔的份額,在所有族群中名列前茅,但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在工程、科學和數學等技術性的領域。這無論對提升中國文化的了解或擴大華人在美國的影響,所起的作用都有限。  所以,要使美國對華友好態度成為美國穩固的策略,還有待美國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進一步加強,以及華人的凝聚力和在美國社會力量的壯大。  (作者是美國加州爾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更多

尼克遜對中美關係緩和的風險應對  紀念中美建交三十周年 (王成至)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交,至今踏入三十年,隨著美國尼克遜政府的外交檔案陸續解密,我們可以知道當年美國政府對中美緩和政策的各方面考量。作者熟悉中美關係,透過剖析美國對中美緩和的風險認知和應對,說明中美建交前十年美國的戰略部署。——編者

更多

罷官讀書也是好事 (卷首語-潘耀明)

  近來有兩個人物都成了坊間的新聞焦點,一個是已逝的趙紫陽先生,另一個是仍健在的杜導正先生。前者因「六四」二十周年出版了他的錄音講稿《改革歷程》已成為街談巷議的人物;後者也是曾安排和促成趙紫陽錄音的主事者而備受注目。  據知,趙紫陽早年是實幹派,是少講話多幹實事的人,難得有餘裕時間讀書,後來當了中共黨書記兼國家主席,更是黨政兩忙,相信讀書的時間更少。他大量涉獵書籍是在他被罷黜的十五年。所以知情者有一個說法,假如趙紫陽不是晚年用功讀書,也許他很難打下扎實的理論基礎,難以有系統地做錄音和成書。換言之,趙紫陽晚年十五載才能丟開羈身的雜務,專心讀書做學問。  杜導正曾寫道:「趙紫陽在廣東工作近二十年,是有名的工作狂。他不吸煙,不跳舞。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有一半時間跑農村。」「進入中南海後,日理萬機,暇餘,學會了打高爾夫球,別的愛好他是沒有的。幾年前被撤職後,螫居在家……,他深感自己以往讀書少,欠了書債。現在是讀書的好機會。」(1)杜導正指出,趙紫陽讀的書除馬克思主義著作外,涉及的著作範圍甚廣,累了,他便撿起舊報紙,在上面練起毛筆字來。趙說自己字寫得不好,一生從不題字題詞。……過着一種「大隱隱於市」的閒逸生活。  相反地,杜導正也曾當過中共掌管新聞出版的官——中國新聞出版署署長,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喜歡讀書的人。據杜導正的女兒杜明明說,年屆八十五歲高齡的杜導正每天閱覽的報章比她多二十份左右,讀書三個小時以上(2),可見其讀書之勤奮。  當代中共領導人喜愛讀書的,我想到的是原上海市長汪道涵。汪道涵早年好讀書,當了上海市長後,官場活動、批閱文件佔去主要時間,讀書的時間相應大為減少。但在市長任上,汪道涵對工具書——《辭海》的修訂,曾表示殷切的期望。《辭海》是大型綜合性辭書,除了收單詞、語句,還有百科條目。社會和自然在不斷變化,如《辭海》不加修訂,便會過時。汪道涵對如何修訂《辭海》,用了「吃四方」和「草船借箭」的妙喻。他表示,所謂「吃四方」是把全國知識精英的成就集中起來;所謂「草船借箭」,就是把外國許多好的東西引進來。他說:「這樣我們便能集中世界人類精華,文化的精華。我們要通過《辭海》的編纂出版,來推動和影響文化的發展。」(3)除了《辭海》以外,在汪道涵的關心支持下,上海還成立了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由語言專家羅竹風當主編。汪道涵覺得日本老早有《大漢和辭典》、台灣有《中文大辭典》,中國內地連一套中文大詞典都沒有,是有點不像話,所以他力促其成。連《漢語大詞典》的辦公大樓也是由他幫助解決的。  汪道涵從市長卸任,當了海基會主席,還籌組了東方編譯所,翻譯出版不少國外的政經文化的書。據說後來他得罪了當時的某中央首長,一段時期被冷落,對愛讀書的他來說,不啻是好事,他更樂書不疲。上海辭書專家和出版家巢峰曾寫道:「讀書是汪道涵同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使到深夜,他也要從堆滿牀頭的書堆中抽出一本書閱讀。道涵知識淵博,所讀的書涉及政治、經濟、歷史、文學、藝術、科技等領域,古今中外,無所不包。在他去世前三個月,還幾次讓工作人員找高等數學方面的書。在他去世三天前,還親筆開了一張書單:《問學集》、《勃艮弟與文藝復興》、《全球銀行學》、《多元化金融集團與金融控股公司》。」(4)  中國古代朝廷文武官員,仕途不濟,被貶逐蠻荒之地或罷黜或解甲歸故里,大不乏人,閒來靜下心,讀書做學問,不乏創出一番文學事業,犖犖大者如李白、杜甫、蘇東坡、韓愈、柳宗元等等,不勝枚舉。只要心靜,讀書做學問原來也是好事。  茲值香港書展二十周年,想起上面的時人讀書逸事,一記。注:(1)杜導正﹕《一顆平常心》,炎黃文化產業公司,二○○八年十月(2)杜明明:《燦爛在晚年——記父親杜導正》,本刊二○○九年七月號(3)(4)《老先生》,香港世紀出版有限公司,二○○七年六月

更多

讀者看本刊六月號封面

《明報月刊》編輯部:貴刊是我喜愛的雜誌,她集政治、哲學、文學、藝術之大成,四十多年來對香港以及全球華人社會影響至深至大是毫無問題的。對第六期封面,本人有些看法,敘述如下:圖畫應代表「六」字,如果不放在雜誌封面,恐怕不會想到是「六」字,難道還有其他說法?再有,封面上的篇名和作者的排列不規範。如《馬英九的兩岸「路線圖」》作者曹景行、邱震海在篇名左邊;其餘《杜導正的聲明和序言終定版》「獨家刊載」在右邊;而《金融海嘯的根源》及《特輯:二十年後的反思》作者又在篇名的左邊;不統一。該期封面篇名及作者的排列,不及第五期封面,最好是第四期封面。不知編輯先生/小姐的意下如何?第六期初讀了一遍,發現一些問題:一、第二十一頁,趙紫陽段第四行,《歷史改革》是否是《改革歷程》之誤?二、第三十五頁,左欄上端有蔣品超主編《六四詩集》,右欄中下部也有同樣書名,顯然是重複了。三、第三十六頁,第二段十二、三行「我與海子曾匆匆相識在法大」,這「法」應是「北」。本人才疏識淺,抱着對貴刊的愛護,提出上述不成熟的意見,錯誤、不當之處請包涵、指正。即祝編安讀者朱辛德於二○○九年六月十二日《明報月刊》編輯部:我是朱辛德,今日上午有一傳真給貴刊,剛才對第六期封面又考慮了一番,原來紅色底的畫,寓意很深:紅色代表「六四」的血;中間一點一劃的白色圖案是衝鋒槍或坦克;上面橫着的尺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另外下面兩豎一橫殘缺的木尺當然是被殺的學生。希望我的理解不錯。即祝編安讀者朱辛德上六月十二日下午二時訂正與說明感謝朱先生用心閱讀本刊並加以指正。封面構圖在白色一點一劃下加一撇一捺,就是「六」字,四把尺子與一撇一捺組成「四」字。相信有一天,能在中國公開談「六四」。而封面標題豎排從右讀至左,我們以為是清晰的。本刊四月號頁十七 「One the plan」 應作 「On the plain」,頁十八「異工同工」應作「異曲同工」。六月號頁二十一,《歷史改革》應作《改革歷程》;頁二十三,「十六盤錄音帶」應作「三十盤錄音帶」;頁三十六,「我與海子曾匆匆相識在法大」,法大即政法大學;同頁老木原名應作「劉衛國」;頁六十九,《紅日風暴》導演「衛時煜」應作「魏時煜」。

更多

杜 威--人生小語

「曾三顏四﹔禹寸陶分」是楊善深大師生前所書送我的對聯,原聯由鄭板橋為蘇州網獅園濯纓水閣撰寫。八個字四個典故,言簡意賅,引出﹕曾參「吾日三省吾身」﹔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大禹「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陶侃「自強不息,珍惜分陰」。現今科技發達,電腦網絡無遠弗屆,人類更需要精神文明和品德修養,以作平衡。以上四前賢的典故,不正正是我們的精神食糧嗎?

更多

誰能改動《新聞聯播》? (曹景行)

  六月上旬幾乎同時發生的兩件事情,與北京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都直接相關。一是這個節目的首席男主播羅京因癌症病逝,萬人送殯,各地媒體、互聯網一片哀傷、讚美之聲。筆者六月十日參加上海電視節一項華人主持人頒獎活動,也因此變得氣氛低沉。相信這些沉痛哀傷都出自真誠,源於觀眾和同行對羅京的喜愛和尊敬。三十年來一成不變   但與此同時,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俞國明一句「《新聞聯播》要做出很大的調整」,立即在網上和媒體上引發如潮議論,意見之多似反映出中國觀眾早就希望看到不一樣的《新聞聯播》。這兩件事,恰好代表《新聞聯播》節目兩個不同的側面:觀眾再怎麼對它不滿,它仍然是當今中國最重要的電視新聞節目,甚至被視為中國的代表,正如羅京有「國臉」之稱。  尤其在內地省份的農村鄉鎮,《新聞聯播》仍然代表了北京的聲音;據說不少農民或中小企業家每晚七點必看,用它來檢驗當地「土政策」是否符合中央精神。但在比較開放的城市和沿海地區,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年輕民眾,已越來越不看重《新聞聯播》,甚至到了不屑一顧的地步,反以「只看鳳凰衛視新聞節目」為時尚。  首先因為,三十年來《新聞聯播》主要提供的是官方新聞,領導人活動、會議、政策宣講佔了半小時節目內容的一大半,有些固然重要,也有些連新聞都談不上,總體的信息量既小又偏。央視也不是沒嘗試過改變,一九八六年美國太空梭「挑戰者號」爆炸,新聞主管壯着膽子把這則新聞放到《新聞聯播》頭條,打破了國際新聞從來只能放在最後五分鐘的戒條。但到了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央視卻受到約束不能做直播,把機會白白送給了鳳凰衛視,吃了違背新聞規律的苦頭。為當政者而設計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各方面都發生巨變,但《新聞聯播》就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樣,成為變動最小、最穩定的東西。說到底,《新聞聯播》和中國各地電視台黃金時段新聞節目,都是為當政者的需要而設計的,處處都需與官場結構精密對應,不能有一點兒偏差。時間長了,外界也把它當作分析中國政局內情的線索,有時難免鬧出笑話。就如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下台時,播這條新聞的男主播臨時上陣,因西裝衣領髒了隨手抓來一件中山裝穿上,外界就解讀為中國政局將趨於保守。  在《新聞聯播》和央視及各地電視台的其他新聞報道中,不同級別官員出鏡秒數各有規定,編輯剪片時須掐着時碼來計數,時間長短與相關新聞是否重要不一定相關,一切以官大官小為唯一標準,稍有差錯,也會引發各種猜想。筆者在清華大學課堂上曾向新聞專業的學生提出一個「腦筋急轉彎」的題目:中共九位政治局常委植樹節到北京某個公園種樹,央視需派出多少組攝影記者?結果沒有人猜得出。準確答案是十組。因為九個政治局常委同時鏟土落坑,新聞鏡頭一個也不能漏掉,再有一組記者負責拍大全景。至於如此勞師動眾拍攝的片子有沒有新聞價值,觀眾感不感興趣,都不必考慮。  俞國明教授還談到,《新聞聯播》將會改變過去的嚴肅拘謹,「變得更為親民」。但嚴肅拘謹恰恰是《新聞聯播》的特色,從主持人的形象、語調到播報風格,從一開始就融為一體,絕非說改就改得了的。九十年代出任央視台長的楊偉光,曾對央視的節目作了許多改革和突破,但就是改不了《新聞聯播》。  當時,楊偉光不滿意《新聞聯播》的播報員不夠親切,要求他們「不要居高臨下,不要感覺在教育別人,要對觀眾有一種尊重感,有為觀眾服務的心態。」結果卻被頂了回去:「那不行,《新聞聯播》就是要字正腔圓。」後來出了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當時的《新聞聯播》播報員杜憲、薛飛雙雙下崗,接替他們的邢質斌等更是不苟言笑,時刻保持莊重。  最離奇的是,《新聞聯播》開播至今,每晚出鏡的男女播報員不僅神情嚴肅,而且彼此之間從來不打招呼,甚至從來不對看一眼,有點像仇人而不是同事。中國觀眾過去敬畏中央,又沒多少東西看的時候,這種風格還能讓觀眾把《新聞聯播》當回事;但到了今天,只會把越來越多的觀眾趕跑。要問今天還有多少人每晚非看《新聞聯播》不可,大概不多了。這就是它和央視新聞當前的危機所在,也是非改不可的主要原因。來自互聯網的挑戰   最大的挑戰來自互聯網。今天中國民眾早已不是資訊不足,而是資訊過剩,《新聞聯播》提供的那一點點新聞實在算不了什麼,何況又製作得不太好看。可以預料,《新聞聯播》及央視的其他新聞節目如果再不改變,必定會同它的忠實觀眾一起老化。如何重新把觀眾吸引住,至少不再加快流失,應是改革的首要目標。  但北京的主管者還有更多的考慮,那就是要讓中國的電視和其他媒體走出國界,讓世界接受中國。問題是,一個新聞節目如果連自己國家的觀眾都不愛看,有可能吸引其他國家的觀眾嗎?北京當局已經打算砸下幾百億資金,打造中國自己的國際化媒體,因此,改革《新聞聯播》和央視其他新聞節目也就有了相當的緊迫感。據說央視還打算加強新聞評論內容,像鳳凰衛視那樣組建自己的新聞評論員隊伍。  只是,《新聞聯播》與中國政治的關係實在太緊密了,如何改、能不能改,不是央視自己做的了主的,也不是錢砸下去就可以見效。只要稍有差錯,上面怪罪下來,難免退回原樣。較為樂觀的預期是《新聞聯播》能夠在播報風格上、在新聞的編排上有所變化,變得親切一點,活潑一點,已經算是走出很不錯的一步。至於能不能對內容作大刀闊斧的改革,以當前北京決策者的心態,誰也難作定論。但《新聞聯播》的未來命運,或許就繫於這次改革的成敗了。(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