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要做「鄧小平」 (丁 果)

  二○○八年裏,在台灣和美國大選之前,俄羅斯總統普京先要離開他的總統寶座。但是,普京不像他的前任葉利欽或者戈巴卓夫,人走茶便涼,他將會繼續用特殊的方式領導和掌控俄羅斯的發展,並可能在某一天再度登上總統寶座,再度續寫俄羅斯的中興,追尋俄羅斯久違的帝國輝煌。因此,普京的功過,當然隨時可以評說,但要「蓋棺論定」,則為時尚早。普京無可替代?   去年底,在俄羅斯國會選舉結束,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贏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數席位之後,全球媒體都紛紛預測普京是否會在強大民意的支持下,設法擺脫憲法的制約,出馬競選第三任總統,以維護現有的國家發展路向和政策得以延續,讓俄國持續崛起。誰知,一向給世界製造驚喜的普京,沒有絲毫的停頓,在十二月十日公開表態,支持統一俄羅斯黨和其他三個小黨共同推薦的總統候選人,即俄羅斯政府第一副總理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為擾攘良久的所謂接班人猜謎遊戲劃上了句號。  其實,早在在二○○七年十月金秋的第一天,普京已經發表談話,暗示如果國會選舉勝選,並不排除屆時擔任總理。與普京的談話相呼應,統一俄羅斯黨在第二天一致通過了該黨的競選綱領,確認了繼承普京的治國方針是俄羅斯繼續發展的基礎。作為俄羅斯杜馬的第一大黨,該黨將普京推到選舉的第一線,表明執政黨不願意讓普京在明年總統大選後離開權力的中樞,防止權力真空可能出現的變數,而是要讓普京在沒有繼續選舉總統可能的期間,繼續掌握實權,帶領俄羅斯朝著既定的方向走。  顯而易見的是,普京不是葉利欽,他的治國方針在俄羅斯受到了廣泛的擁護,而他的強勢領袖特質也被認為是無人可以替代的,俄羅斯的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繼續提升,仍然需要他的強勢領導。  所以,全球媒體對梅德韋傑夫出線沒有太大熱情。因為他們認為,與普京相識十七年的梅德韋傑夫就是普京的傀儡。他一直擔任普京的顧問和幕僚長,為鞏固「普京帝國」立下了汗馬功勞,他也忠心耿耿尊普京為恩師,因此,沒有人懷疑他會改變普京的發展路線,甚至在普京想要拿回權力的時候,梅德韋傑夫也會立刻拱手相讓,不會成為攔路的障礙。  但是,對普京而言,這麼迅速就決定了總統接班人,顯然他還是遵守了自己的諾言:俄羅斯不會自創一套民主體制,一切將會依循憲法原則進行。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國家和輿論界將普京視為獨裁者,或者以「普京大帝」來形容他,還是有所偏頗的。普京強調主權民主論,或者民族主義,都是俄羅斯人民在蘇聯瓦解之後西方尤其是美國蓄意圍堵俄羅斯的大環境下,提振國民信心的必要手段,無可厚非。但是,西方媒體沒有注意到的是,普京一旦卸下總統職務,而梅德韋傑夫進入克里姆林宮,俄羅斯的權力架構還是有發生變化的可能,不是一句「國王的人馬」就可以涵蓋的。  梅德韋傑夫雖然是普京欽點的接班人,但是,他需要通過總統大選,也就是人民給予授權,這樣的權力基礎,顯然與鄧小平欽點胡耀邦、趙紫陽甚至胡錦濤全然不同,鄧小平可以依據個人的好惡,在違背黨章的前提條件下,隨意罷免「左右手」,但是,一旦「接班人」的上台有著選民的投票支持,普京就不可能像鄧小平那樣,通過黑箱作業來解除梅德韋傑夫的總統職位,他必須要通過國會的罷免程序才能達成目的。因此,在未來的日子裏,除非普京的意見梅德韋傑夫完全同意,不然,梅德韋傑夫也可以充分利用他的總統職位,與普京一爭短長。  我們必須看到,雖然梅德韋傑夫忠於普京,也認同普京的強國路線,但梅德韋傑夫畢竟是高級知識分子出身,跟普京一樣是聖彼得堡大學法學院的高材生,具有很強的自主性,同時也相當熟悉國政的處理,因此未來政局的發展不一定只有充當傀儡一種可能,也有另外一種可能:梅德韋傑夫成為普京第二,執政有力,也獲得民意支持,那普京有意或者被迫退休養老的情況也會出現。因此,對普京而言,他必須在未來幾年,在暗中全面掌握人事權和決策權,成為「鄧小平」,才能穩住大局,不然,政治的變數,也還是難以捉摸的。與西方的「民主」瓜葛   俄羅斯人民喜歡普京,因為普京的強硬統治把俄羅斯從混亂無序以及貪污腐敗的泥沼裏帶了出來。有人表態說:「當代的俄羅斯就是普京,沒有普京的俄羅斯,就是沒有意志的俄羅斯。」在經濟復甦的同時,普京在軍事發展上也再度用力,對美國的霸權進行公開的抨擊,在外太空武器競爭上再次入局,並用能源壓制鄰國的顏色革命,硬是從美國和西歐的包圍圈中殺出重圍,從而讓悲觀失望的俄羅斯人開始重溫昔日超級大國的自信輝煌。  但另一方面,從西方國家的標準衡量,俄羅斯的民主發展在普京任內是大幅度的倒退,俄羅斯的政治體制已經從民主回到強人政治的老路,對新聞媒體的壓制,對在野黨所持的強硬路線,對政治異議者的無情打擊,都是與民主的深化背道而馳的。所以,對於普京仍然繼續其影響力,西方似不以為然。但普京說不會自創一套俄國式民主的含義當然不是諷刺北京,但卻強烈質問西方:西方連北京自稱的民主模式都能容忍,並送進無數的熱錢成全中國的崛起,為何要全力打擊俄羅斯?  這就引申出了另一個問題:俄羅斯的發展是要讓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滿意,還是要讓俄羅斯人民滿意?衡量俄羅斯民主發展的標準又在哪裏?  普京自己十分清楚地表明,俄羅斯的民主震蕩型發展模式不如北京的先經濟改革、再體制改革的效果來得好,儘管他自己的上台端賴葉利欽的激進改革。普京在這幾年與西方的對峙,尤其在與美國的軟性較量中產生了某種懷疑,認為西方國家要求俄羅斯等原來獨裁或者威權主義的國家進行超越其歷史基礎的民主化,目的不僅僅是推動民主化,更重要的是暗中期待讓這些國家在一個較為動蕩的政治環境中不能有效地發展,無法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對西方國家形成像樣的挑戰。不管普京的懷疑是否有理,他模仿北京重新在俄羅斯建立強有力的威權統治,確實取得了其前任葉利欽沒有取得的成效,俄羅斯的國力出現了明顯上升的趨向。  普京在帶領統一俄羅斯黨贏得國家杜馬選舉勝利的時候,他已經為自己預留了極為廣闊的政治發揮空間﹕十二月十八日,他表態若梅德韋傑夫當選總統,他願意出任總理。顯然,他不會留下政治的真空,讓其他人來改變目前俄羅斯發展的方向。不過,他既然遵守憲法,暫時不再擔任總統,應該是一種進步。而他要用某種變通的方式留在權力的寶座上,則必須由俄羅斯人民的投票來決定。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必須要思考的是,為何北京的經濟自由化、體制威權化的模式能夠成功並輻射到其他國家?為何普京的強權統治能夠虜獲俄羅斯人民的心?這到底是因為那些國家的歷史傳統文化在起作用,還是西方國家在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犯下了很大的錯誤,讓普通民眾對西方式的民主灰了心?  不管怎樣,普京需要民主選舉的模式來達成他的權力延續,防止哪怕是短暫的權力真空導致治國方針的扭曲,顯示他仍然期待與西方國家和平相處,良性競爭,西方不應該輕易就將普京視為民主的敵人而重啓冷戰對峙的局面。普京還會繼續出奇招怪招,但俄羅斯人民不是傻瓜,世界在驚訝之餘,實在不必驚慌,更不用反應過度。俄、中、美關係迷離   外交問題上,被列為世界第二第三強國的俄羅斯和中國是比鄰的國家,兩國在歷史上有很大的恩怨情仇,即使近代遺留的領土糾紛已經在江澤民時代劃下明確疆界,但雙方內心深處的芥蒂很難根除,兩國關係很大程度上是因著與美國關係的消長而改變。  有趣的是,國際社會在紛紛猜測中、俄會否在「多極世界」的共同外交理念下結盟抗美,但實際上中、俄對美國也有另外的情意結,俄美、中美關係呈現出相反的發展趨勢。小布殊執政之初,普京、小布殊「哥倆好」,而中、美則因南海撞機事件差點兵戎相見,但是,隨著美國推動北約南進,俄羅斯周邊國家相繼變色,普京才赫然發現美國的「軟性圍堵」,於是鐵腕呈現,再度發展軍備,提升核力量,恢復俄羅斯艦隊在全球海洋的巡航能力,一步步與華盛頓漸行漸遠。相反,北京則對美國採取「韜光養晦」政策,避免正面衝突,明確宣示不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政經秩序,足證外交關係真的沒有永遠的敵人和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交換。  從兩國的制度來看,中、俄也呈現相反的走勢。中國是從強人政治向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過渡,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以至繼後的習近平、李克強,個人權力呈現的是弱化趨勢;但俄羅斯雖然政治改革先行,但從戈巴卓夫,到葉利欽、普京,個人的強勢越來越厲害,有人開玩笑說,在中國普遍民主化的時候,俄羅斯可能真的回到「彼得大帝」時代了。  從目前情勢來看,中國在經濟上佔上風,俄羅斯勉強維持著可以跟美國抗衡的核力量,但美國經濟軍事都比俄羅斯和中國強,美國雖然因為伊拉克戰爭而受挫,但其全球戰略還是處處圍堵中、俄,這就導致中國和俄羅斯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戰略合作,攜手多於紛爭,友好比對立重要。  但是,因著地域政治的關係,中、俄不可能形成一體,中、俄之間是高層交往「熱」,民間交往「溫」,圍繞著西伯利亞的領土資源人口消長,甚至很冷。中、俄民間交往困難重重,理由很簡單,中、俄之間有歷史舊賬,無論當年帝國主義的侵略還是目前已經定案的中、俄邊界條約,俄羅斯是佔領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民間對此怨恨滿腹。從民意調查來看,愛美國的中國人達八成,但愛俄羅斯的中國人,恐怕不會超過五成。同樣,俄羅斯對中國的崛起也憂慮重重,所以也大打日本牌、印度牌來加以制衡,莫斯科對中國合法或者非法移民滲透西伯利亞更是十分警惕。  由此可見,在普京和沒有普京的普京時代,中、俄不可能達至中蘇結盟時期的那種盟約關係,而是在謀取雙邊利益的同時,各自把對方作為與美國打交道時的籌碼,或者作為在國際事務上抗衡美國單邊主義的助力,對此作任何過度的解讀,都是沒有意義的。  (作者是加拿大資深媒體工作者、本刊駐加拿大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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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再戰!  香港政局與立法會選舉前瞻 (張楚勇)

  在討論二○○八年香港政局的可能發展前,我們有必要重溫二○○七年在香港舉行的三場重要的選舉結果:  第一場是二○○七年三月舉行的第三屆特首選舉。儘管代表泛民主派的梁家傑最後以一百二十三票對六百四十一票敗給競選連任的曾蔭權,但這是一次首次有民主派人士獲得足夠的提名票,正式成為特首候選人的選舉。  第二場是十一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區選中,建制派的民建聯是最大贏家,派出一百七十七名候選人參選,一百一十五人勝出;反觀民主派的主力民主黨的一百零八名參選者之中,只有五十九人當選,大幅低於二○○三年時的九十五個議席。  第三場是十二月初舉行的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獲泛民支持的陳方安生在選舉前數星期一度選情告急,不過最終還是以百分之五十四對百分之四十二擊敗獲建制派支持的葉劉淑儀。支持民主不同支持泛民   三場選舉的結果說明兩點:第一,大多數香港市民是支持民主的。泛民主派能夠在選舉委員會選舉中大獲全勝,令梁家傑取得一百三十二位選委的提名,清楚表明香港市民(至少是中產專業人士)支持有競爭的民主選舉制度。  第二,市民認識到,支持民主不等於支持泛民,尤其是後者在政治表現上欠佳、如有非民主派而具有領導能力的人可供選擇時,選民是懂得選擇的。像特首選舉期間的民調顯示,有六成市民支持曾蔭權連任,因為他們較信任曾蔭權的執政能力。而在區選中民主派慘敗,也正好證明支持民主的香港人在民主派表現不濟時,也會把他們拉下台。至於陳方安生選情告急時,也有不少中產人士認為,民主派在補選中落敗,才可以迫使民主派痛定思痛改革。  以上一切,對二○○八年九月香港立法會選舉有甚麼啟示呢?好好利用陳太  立法會補選令立法會多了一位「舊面孔」。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在泛民的全力支持下,在立法會補選中獲勝。未來半年,陳太可以憑藉他豐富的管治經驗,強化泛民在論政和制訂另類政策的能力,更好地監督特區政府的施政。  另一方面,陳太不論在社會上以及國際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她能夠或有可能接觸到的人事脈絡關係,如果運用得好的話,應該是有助泛民擴展其與社會上層(例如部分商界)對話的機會。我當然明白中央和本地左派對陳太還是有很多顧慮,但我覺得北京不妨對陳太聽其言,觀其行,看看她如何扮演他們宣稱的建設性的角色。說到底,陳太和泛民至今還是兩碼子事,要管治好香港,我們也不可能對泛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視若無睹。正確的做法,是應該看著陳太能否發揮橋樑的作用,把泛民、特區政府、甚至是中央的距離拉近,這樣才是香港之福。  當然,陳太並非泛民的共主。她目前也不會有能力成為泛民的領袖。主、公民暫難合併   對泛民而言,區選慘敗後,頗有些意見認為,民主黨和公民黨應該合併,以鞏固泛民的主力。不過,我相信這種想法比較一廂情願,在可見的將來大概不會出現。我估計,兩個政黨的第二梯隊人物會反對合併,因為一旦合併,將會嚴重影響他們二○○八年出選立法會的機會。  其次,如果公民黨人願意和民主黨合併的話,他們大概也不會在二○○六年選擇另起爐灶,成立新的政黨。不過,我估計如果二○○八年在立法會選舉再遭嚴重挫敗,兩黨合併的議題才會被各方嚴肅對待。第二梯隊何去何從?  去年的區選和立法會選舉,已經反映出中產者對泛民表現不滿的情緒。市民對泛民的政治表現並不滿意,空喊「民主」比不上實事實幹的民建聯,導致有區選的慘敗。因此,在未來九個月,如果泛民依然故我的話,我擔心他們要保住現有的議席,也會有一定的難度。因此,我忠告泛民的朋友,要馬上開始爭取市民的支持,在政治上不能只有民主告急這張牌,否則在公平公開的選舉制度之下,支持民主的香港人,也會選擇放棄民主派轉而支持其他賢能之士。  泛民之中,民協已身先士卒改革,馮檢基在區選後請辭主席,這令人關注另一個問題,就是民主黨一班在立法會打滾十多年的議員何時退下的問題。自去年立法會補選一役,市民開始意識到,如李柱銘、楊森等人不退下,第二梯隊如甘乃威、范國威、張賢登如何接班?公民黨的崛起,在市民心中漸漸取代民主黨地位,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市民渴求新面孔。現在連公民黨也出現了如陳淑莊這樣的接班人,據說她還能在今年立法會選舉公民黨名單中排在余若薇之後,民主黨不是更應該認真處理接班問題嗎?葉劉將會捲土重來  區選之後,泛民在地方上的力量被削弱,加上建制派財雄勢大,地方工作又很戮力去做。我估計,九月立法會選舉前,民建聯和工聯會的地方動員機器,將有可能進一步侵蝕民主派的支持。  民建聯方面,也存在著接班人的問題,但因為該黨地方工作做得好,動員力強,接班的難度相對較低。去年傳出曾鈺成、譚耀宗等人將會全數退下來,該黨似乎也有準備接班的趨勢,但馬力離世也許打亂了部署,暫時作不得準。  此外,預期葉劉淑儀明年會捲土重來,加上在區選中一些中產背景、高學歷,傾向建制派的當選者(如梁美芬、龐愛蘭等)如果也有意問津立法會選舉的話,相信也會對民主派的候選人構成威脅。二○一二年應邁一大步   特區政府去年年底忽然向中央政府提交政改諮詢的總結報告。報告中,政府一方面指民調反映有過半數市民期望在二○一二年落實普選特首,因而應受到重視和予以考慮,但同時直言二○一七年普選特首有較大機會獲大多數人接納,而社會卻未能就立法會普選時間表和取消功能界別等問題達成主流意見。  我覺得這次政府的做法是避重就輕,把重點放在民意上大致達至共識的二○一二年和二○一七年普選特首,而普選立法會上則強調仍有爭議。不過,報告雖然說二○一二普選「應受重視」,但相信較容易為中央把普選鎖在二○一七年鋪路。除非中央對香港政策「忽然寬鬆」,否則我認為二○一二普選之門應已關上。  如果二○一二年無普選,我認為該次選舉邁向普選的一步,應該至少要較二○○五年被否決的方案大。一方面,香港市民已多次通過公平選舉的方式表達了對民主的訴求,另一方面,建制派與泛民在選舉中已出現互有勝負的局面,顯示市民並非逢中必反,所以,如果在二○一二年時,我們不能在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中,起碼向雙普選邁出一大步的話,那將把香港的民心置於何地?  北京和特區政府要取信於香港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香港落實公平公開的民主制度,香港人不認為預知結果的選舉(不管是民主派必贏或建制派必贏)是真民主,只有公平公開競爭的制度,才是令人心服口服、反映民眾意願的選舉。  只要香港人看到我們的政制是真正朝向全面民主的方向邁進,我估計務實的市民並不會斤斤計較究竟是二○一二還是二○一七年實行雙普選。但假若我們的政制還是不民主,不能如實反映市民大眾的意志,特區政府要強政勵治,我想也是困難重重的。問責官不應只用公務員   二○○八年初,特區政府還會進一步推行政治官員任命的制度,在各問責司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除外)之下,增設副局長和局長助理。這是特區政府發展政治問責制和吸納政治人才的重要一步, 做得對頭的話,可以更好地確保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強化行政機關的管治能力,以及讓政府以外的政治人才發揮領導才能。  我是支持發展香港的政治問責制的。但曾蔭權特首和特區政府在作出政治任命時,不能只看親疏有別,必須廣納社會不同界別(甚至在政見上有一定距離,但可以和特區領導班子合作)的人才出任局長助理和副局長的職位,加強和擴大特區政府的社會基礎,這樣才可以讓特區政府的政治工作做得更好。  曾蔭權二○○七年在組織新一屆特區領導班子時,起用了很多現職或前公務員當局長。我明白富有政府管治經驗的公務員是香港政治人才的一個重要來源。但太多現職或剛離職的公務員當政治問責官員,不利於公務員政治中立這一原則的。政府在任命副局長和局長助理時,應盡量吸納公務員以外的人才,否則公務員政治中立這一價值很容易變得名存實亡。(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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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東方文化世紀 (卷首語-潘耀明)

  年終,讀季羨林先生的《閱世心語》,頗受啟發。一位走了快一個世紀人生歷程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師級人物,他的閱世體驗之透徹,大有睥睨俗世之概!  季羨林對世局自有他一番睿智的看法,他對東西方的文化和體制也有深刻的見解。他談到西化的利弊時指出:「眼前哪一樣東西不是西方文化?電燈電話、樓上樓下,就說我們這穿的,從頭頂到鞋,全是西方化了。這個西化不是壞事情。『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創新、引進就是『化』。但『全盤西化』不行,不能只有經線,沒有緯線。『全盤西化』在理論上講不通,在事實上辦不到。」(1)換言之,「西化」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不可逆轉,「西化」不一定照搬硬套,要講求化而用之,學習西方的東西,可以擇優而用,加上自己的創新才是上策。  季羨林還因時制宜地提出「東化」的新詞彙。他認為,中國漢唐盛世之時,世界的經濟文化中心在中原,舉世矚目,在明末清初以前的世界態勢,是「東化西漸」。那個年代,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吸引了西方傳教士、外籍華人、商人、留學生來中國,並由他們把中華文化傳播到國外。季羨林在考察了當前的東西方形勢後,鄭重地宣布,二十一世紀應該是東方文化世紀。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東方文化將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佔統治地位」(2)。  季羨林上述的推斷是有據而言的。西方文化打從文藝復興開始,繁衍了數百年,「但它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樣,也是決不能永世長存的,遲早也會消逝的。」(3)溯自一九二○年代,德國的學者史賓格勒(Spengler) 在《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書中,已預言當時仍處於顛峰期的西方文化,將走向沒落。  事實是,世界各地正在掀起漢學熱,單是韓國就有五十萬人學習漢語,韓國目下有一百八十多家大學有中文系(漢語系);美國不少企業家都讓子女學習漢語;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在二○○六年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在人文學科領域有傑出成就的克魯奇獎(John W. Kluge Prize),是首位華人獲得這個殊榮。除了余英時教授在學術研究領域中有卓越成就外,我們相信,這與余英時教授對漢學的貢獻不無關係。  未來的東方文化時代,首先要糾正過去這種的偏差,即過去全盤西化為中國帶來的不良後果。季羨林先生下了這樣的結論:「二十一世紀是東方文化的時代,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用東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動,濟西方『征服自然』之窮,就可以稱之為『東西文化互補論』。」(4)這與李澤厚提出的「中用西體」的論點,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李澤厚認為,以家庭血緣情感紐帶為核心的儒家教義和由此而「充之四海」的仁愛情懷,「如果去掉千年蒙上的塵垢污染和加以改造,未必不可以具有世界普遍性,未必不可以不亞於基督教而具有廣泛的倫理和美學的價值。」(5)我們贊成「東西文化互補論」和「中用西體」的提法。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經過自我改造,從而適合「中用」,並由此創造出符合國際現代化的準則或原理,和適合世界潮流的「西體」,則中華文化的振興指日可待。在新的一年,讓我們迎接氣勢磅礡的東方文化世紀的到來!  饒公宗頤教授每年皆為本刊題寫周年賀聯,本刊同仁深感鼓舞。今年的對聯是:「循年代日月以求是 會中外今古而出新。」寄望《明月》要與時俱進,吸收中外古今文化養份而推陳出新,寓意深遠,本刊同仁將努力以赴,以孚厚望。新年伊始,恭賀讀者、作者、文友在新一年身健、筆健、康樂!注(1)(2)(3)(4)季羨林:《閱世心語〈東學西漸與「東化」〉》,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七年(5)李澤厚:《漫說康有為》,《明報月刊》,二○○六年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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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離奇的造假事件 (陳曉農)

  二○○六年九月十三日傍晚,收到朋友九月一日從香港寄來的一封信,內有一篇文章的複印件。朋友在信中說,這是香港《明報月刊》二著著六年九月號刊登的文章,估計我有興趣一讀。我打開文章一看,是戚本禹寫的《「毛澤東選集」編輯過程紀事》。約略讀來,該文是說《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主要由田家英、胡喬木負責,田的功勞最大,《陳伯達遺稿》中說具體編輯事務由陳負責是不對的。我當時並未把戚本禹這篇文章放在眼裏,因為在「捧一個人就集體地捧,攻一個人就集體地攻」的慣性做法下,抹殺、醜化我父親的文字已使我麻木、厭倦了。我心想,他們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吧,一九五著年《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開始時,田家英只是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即使從情理上講,除非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特別輕視這項工作,才會讓一個對政論和哲學文章還缺乏經驗的青年去負總責。  我的健康狀況和視力都很差,粗讀之後就把戚的文章放下了。第二天,我不經意地拿起放大鏡去看戚本禹文章中那個證明胡喬木、田家英做了主要編輯工作的圖片。這一看不要緊,卻使我驚呆了。圖片的內容是《毛澤東選集》的一篇注釋稿樣,圖片右下端的說明文字是:「這是《毛澤東選集》發排的稿樣,上有胡喬木、田家英的改動。(作者提供)」然而事實卻是這樣超乎想像地展現在面前:該稿樣上端的「並擊潰了」、「美」、「日波」、「國」、「裝」、「涉者」、「第三次」、「無產階級的」和中縫的「當時」,這二十一個字明明是我父親陳伯達的親筆手跡!約佔該稿樣改動字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我立即查對父親留存的手稿中相同的字,證實自己判斷無誤。這也就是說,這張圖片不僅不能證明戚文的觀點,相反,它所證明的恰恰是陳伯達做的工作。只有很粗心的人才可能把陳伯達的字跡混同於胡喬木的字跡。胡的字比較平直,而陳的字較有波磔,凡有辨認字跡經驗的人都不難分辨兩者的不同。現將陳伯達的手稿兩頁與胡喬木的手跡一頁(取自《胡喬木文集》第三卷中的照片)附上,請讀者加以比對。陳的手稿中「並」、「美」、「日」、「者」、「無產階級的」與戚本禹文章中圖片上端的字跡完全一致。而胡的手跡中最後一行第三字「美」,第四字「的」和文中多處「的」字卻與圖片上的這幾個對應的字明顯不同。即使從整體上看,也很容易看出陳、胡兩人字跡的差別。  戚文所用的稿樣是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部分注釋文字。陳伯達在該稿樣上主要對布列斯特條約的解釋做了改動,參考《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後的注釋,陳伯達在「並擊潰了」後面加寫的字應是「英美法日波各國武裝干涉者。」戚文的圖片漏印了「英」、「法」、「各」、「武」、「干」五個字。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的戚本禹不可能沒有分辨陳伯達和胡喬木字跡的能力。所以這次的稿樣事件絕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一次嚴重的篡改歷史、欺騙世人的造假事件,表明有些人為了消滅陳伯達為中共服務的痕跡,竟然想出了一個簡便易行、指鹿為馬的方法:將陳伯達寫的字一律認作胡喬木寫的字。反正一般人沒有機會去分辨這兩個人筆跡的差別。  戚本禹受審查以後,他原來接觸的所有文件檔案都被收回,所以他個人是不可能擁有這篇《毛澤東選集》的稿樣的。該稿樣應是現在的檔案部門的官員向他提供的。這也就是說,有關部門的某些人員可能參與了戚本禹文章的造假行為。戚本禹在文章中口口聲聲說陳伯達搞小動作,說什麼《陳伯達遺稿》說得不對,說陳伯達只對毛澤東改過的稿子才肯仔細看。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為什麼戚本禹拿出來的這篇經過陳伯達修改的稿樣恰恰是毛澤東沒有修改過的注釋稿子?究竟是誰搞小動作?誰在說假話欺騙世人?人們不難從戚本禹這篇文章所採用的這種使人瞠目結舌的造假行徑中找到答案。  令人擔心的是,國家的檔案文件能不能得到完整的安全的保護?能不能得到正確的實事求是的使用?能不能不出現張冠李戴、指鹿為馬等問題?  (作者是內地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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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月刊》視覺形象的新點子 (靳埭強)

  二○○六年十一月,我受《明報月刊》的委託,做整體視覺形象設計改良工作。 這是一件有特殊意義的工作。我在香港做的設計,主要偏重在商業品牌形象的策劃創新設計方面,文化與社會推廣的平面設計項目只佔小比例。現在,一本原本只注重內容不重包裝的高文化質素刊物,能這樣認真重視整體形象,是令人感動的。在符合編輯規範與製作條件下,我得到自由創作的空間,設計效果頗為滿意,亦得到了肯定。 愉快的工作體驗很快就滿一年了。 我正在進一步為月刊再更新視覺形象。  回想這一年的工作,我的目的是為讀者創造更愉悅的閱讀感受。 在版面的規模方面,我保留了一些原有優點再作適當的調整,排版以易讀為本,層次清晰,善用適量餘白空間, 提議用增強對比的圖文編排關係,使整體在莊重的格調中不失時代感。在封面方面,我配合內文豎排的文字風格,封面題的字號適當縮小,節奏輕快易讀,封面的圖像設計是運用文字與圖像組合的方法,根據各期專題內容創作而成。我在一個類似的風格下作較多樣的變化,又自設了一個具挑戰性的目標,在每期封面圖像中都暗藏一個「明」字;結果我做到了,有些較明顯,有些很抽象,可能個別存在不是之處,但過程是一個快樂的經驗。真感謝潘先生給我的創作自由。  二○○八年的改版我嘗試在封面形象上作更大的突破,潘先生建議我不需要配合專題內容設計,可以從藝術創意方面發揮,只是要求將題目字號盡量放大,在報攤上要醒目易讀。因此,我嘗試挑戰知識分子刊物讀者可接受的極限。在設計過程中,我的新構思原稿真教人有點難以接受,略作調整後公諸於世的樣貌,希望能使《明報月刊》有耳目一新的視覺形象。我想表現《明報月刊》是思想開放,百家爭鳴,文釆多姿的文化刊物,因此運用了大小方格子構成靈活多變的網格,與彩點結合,設計成風格統一,每月不同而獨特的視覺形象,意圖在紛亂浮誇的報刊群中成為亮點。 封面頂部延伸了網格細線,劃分成寬度不等的條子空間,可排上頗大號彩字的要目,與刊名標準字相呼應,亦與視覺圖像互相配合,形成一個風格鮮明的整體。 一月號以「08」年數字設計視覺圖像,在大小繽紛的彩點襯托下,表現出都市元旦的節日氣氛。  設計師的快樂有多方面的,一個具突破性的創意被接受是其中很值得快樂的事,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設計得到用家的讚賞,能做到有口皆碑才算是最快樂的事。我希望新的《明報月刊》能給讀者賞心悅目的視覺經驗, 同時帶給我另一件人生快事。  (作者是本港及本刊著名設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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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沂--人生小語

既已為人己越有  一九九八年春天,我突發奇想,要成立一個沒有組織、沒有義務、不定期舉行的雅聚。  一瞬間十年過去了,雅聚成了城中的文化活動,每次都有二百人參加。我的工作越來越繁重,但我的朋友多了,生活充實了,心境開朗了,我也領悟到:如果你不斷挖掘潛能,抱持助人的精神,你的人生將充瀰豐盛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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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常新的話題 (環球掃描-著:史提芬斯(Philip Stephens)、譯:夏 瑞)

  今年的大事仍然是全球化,即世界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分配的大轉移。  當然,今年也會有其他重大新聞。從伊拉克和伊朗傳出來的不那麼吉利的消息,可能仍然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伊斯蘭宗教極端分子也會不甘寂寞,儘管各國政府會試圖挫敗這些「聖戰者」繼續製造新聞的努力。  今年的頭條消息肯定還會涉及大國領袖:年底,美國將選出新一任總統;俄羅斯可能也會有一位新總統,儘管現任總統普京不會那麼輕易退居幕後;法國總統薩爾科齊新的一年可能在政治上最終會束手無策,但他或許會找個新情婦;英國首相白高敦可能比薩爾科齊更為幸運,也可能更為不幸,我指的當然是政治上,而不是情場上。  中國八月舉辦奧運會。北京當局將會把窮人和抗議者趕到鄉下,當然,它也會試圖把污染北京天空的烟塵趕到鄉下,不過,對付「世界工廠」標誌之一的烟塵,似乎不如對付「盲流」那麼容易。  噢,不要忘了一些較小的國家:巴基斯坦今年有望朝民主方向邁出一小步,當然,我們不應在這件事上下太大的賭注。  不過,今年的真正大事仍如去年,還是全球化,還是世界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向東方轉移的大趨勢。中印崛起的啟示   在塑造全球繁榮和安全方面,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我們終於看到,迄今為止被排除在國際競技場之外的數億民眾,如今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已經開始覺醒。  根據統計,一八二○年,在當時的全球生產總值中,中國約佔三分之一,印度佔百分之十六,歐洲四強佔百分之十七,美國所佔比例則不到百分之二。到一九五○年,美國所佔份額已升至百分之二十七,中國降至百分之五,印度降至百分之四,歐洲四強則佔百分之十九。  現在我們根據購買力平價來預測二○一五年的情況。那時中國在全球總產值中所佔的比例將與美國旗鼓相當,均為百分之二十。這些資料可能不太精確,但中國逐漸與美國拉近距離的趨勢是明顯的。更有人計算出,中國經濟將在二○二五年前輕而易舉地超越美國。  簡而言之,全球經濟一體化正驅動着十九世紀以來全球均勢最為巨大的變遷,當然,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實力的變遷將會落後於經濟變遷。  中國在閉關自守近兩個世紀以後,如今已經重新發現了地緣政治的重要性。而在世界各地,人們都能感受到印度「軟」實力的影響。  對於這種全球化的進程,西方世界的抱怨聲似乎此起彼伏。當然,在具體的抱怨聲背後,還存在着更深層次的擔憂。美國政府的擔憂尤其強烈。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全球化曾經只是發達國家的事。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為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的開放提供了框架,美國矽谷則提供了技術。  突然之間,全球化似乎又變成了亞洲的事。全球化曾經是富國為世界其他地區做的事——當然,所有國家都會從中獲益。但如今全球化似乎變成了世界其他地區為富國做的事。而讓華盛頓感到特別不爽的是,如今全球化的主要「幹事兒者」竟然是中國。兩種悲觀的預測  然而,我們很難看到全球化的力量如何才能被逆轉。驅動全球一體化的經濟和技術動力日益強勁;已經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數億人不會重返田園;全球化擁有自我維繫的動力。  但是,如果世界經濟下滑衰退,世界貿易將會受到負面影響,並引發各國之間的貿易保護主義,而貿易保護主義轉而會使經濟衰退惡化成為經濟蕭條。這是全球化進程被迫中斷的一種可能性。另一種可能性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發生了重大的地緣政治衝突,也許是因為台灣問題而發生衝突,從而中斷了全球化進程。  從目前來看,你必須是一個相當悲觀的人,才會為二○○八年作出上述任何一個預測。但另一方面,你必須是一個相當樂觀的人,才會發現各國政府已經意識到採取有效措施應對經濟一體化的任何迹象。  最終結果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全球化將仍然是今年的頭號新聞。(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本文原為《金融時報》專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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