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理念昇華的契機  訪《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談四川抗震 (歐 海)

  記者(下稱記):您是什麼時候知道地震的?您的反應是什麼?  杜導正(下稱杜):五月十二號下午四時,我從鳳凰衛視知道四川大地震。事情發生後,鳳凰、中央一、二台滾動轉播,直到今天的五月二十四號仍未終止,這是空前的。電視的畫面太感動人了,我老伴一輩子就只痛哭過兩次,一是周恩來去世,二就是這次大地震。我半輩子打仗,感情尚可勉強控制一下,但也是整日整夜淚流滿面。主僕關係正常化   記:這次地震讓您感到最震撼的是什麼?  杜:這次抗災,給我內心最震撼、最震動的就是我們黨我們的政府真正做到了以老百姓為主,以人民的利益為主。有一句口號是「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要什麼給什麼」;溫家寶的口號就是「不怕犧牲,不怕疲勞,要什麼給什麼」,非常的動人。這是個深層次的東西,我認為應該大做文章,然後把它概念化規範化。如果我們共產黨以後都這樣做事,那就是希望的所在。  現在中國的學者、幹部已經漸漸從悲痛中解放出來,要向理智的方向探討。我們應該總結——總結這半個月來的經驗,我們為什麼這樣成功?成功在哪裏?成功之內最根本的規律性的東西是什麼?這給我們下一步的抗震救災、治理國家作了什麼啟示?給了我們什麼經驗教訓,什麼大的理念上的啓示?怎樣的變化可以使我們的國家治理得更好?昨天溫家寶在災區發表了一段講話,他對幹部說,「經歷這場災難,我們都經受了一次鍛煉,得到了一次心靈的洗禮,思想也得到了昇華,更懂得如何為人民工作。」溫家寶的看法,和大家想的不謀而合。  這次地震讓中共得到了一次鍛鍊,一次洗禮,更可能是一次執政理念上的昇華,懂得怎樣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最近,我們反覆講民主政治、政治民主、公民社會、以民為本、主僕關係、誰是主人的概念。中國這麼多年最根本的經驗教訓就是這一條。誰為本?誰是主人?誰服從誰?誰統治誰?是老百姓統治你這個政府和軍隊,不是你統治老百姓!你是為大家服務,你是僕人;我們這幾十年的毛病是恰好常常把這個概念顛倒了。這實際上是以民為本、民主社會的問題,主僕關係的問題,公民社會的問題,這就是問題的根本。把好的東西調動起來   記:這次救災,全國人民都參與了。  杜:回想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根本錯誤,是把中國人最惡劣、最消極、最卑鄙、最殘忍、最壞的一面,統統調動起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本挺好的人都變得那麼壞,那麼慘忍,那麼搞陰謀詭計!父親告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很大,給中華民族造成了文化上、道德上的大傷害。中華民族很多好的東西破壞了,比如孝敬父母、友愛、仁慈、義氣、和平等。  這次抗震就把中華民族、把世界人民在心理上和道德上最善良、最友愛、最仁慈、最追求真理、最和平、最好的東西調動起來。特別是我們這批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老人,實在感動極了。粉碎四人幫後,中國三十年來也一直在調動這方面,但沒有這一次好。把人們內心最善良的一面統統給調動出來,才出現國人捐款數字十幾天便到達二百四十億之鉅。二百四十億是什麼概念?就是中國每個人拿出二十塊錢的概念。不僅是那些大資本家捐款,上海南京路上就有一個不留名字的乞丐往返兩次共捐贈了兩百多元,廣州的乞丐也捐贈了不少。就連陳水扁也於十四日捐了二十萬新台幣。  我女兒杜明明對我說,「爸爸,我看這次事件很像抗日戰爭,空前團結,不管國民黨、共產黨、老人、小孩團結一致,要什麼給什麼,要錢給錢,要命給命。」我認為她這個譬喻很好。這次抗災,中國人表現出空前的大團結,萬眾一心的往前衝,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就是這樣的。下一步任重道遠  記: 您認為下一步的困難還大嗎,應當怎麼辦呢?  杜:四川抗震這步棋剛剛開始走,下一步任重道遠,且艱難得很。黨現在領導得不錯,首戰告捷,但接下來有五百萬人無家可歸,他們的生產、生活、住房、心靈上的創傷等都要重新安排。由於中國有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就,經濟比較富裕,短期的應急做得不錯,如要趕製幾十萬頂帳篷,工人們每天工作十五個小時,加上原材料供應源源不斷,堆積如山的帳篷很快就送往了災區。但是,長期老百姓的生產、生活、心靈等的恢復還需要很長時間的。戰勝雖然不成問題,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對這次地震的深層次考慮就是,黨一定要以人為本,民為主體,公民是主人,黨和政府是僕人。這種觀念在這次救災中體現的很好,有兩個方面:  一、全國哀悼三天。這是破天荒的,中國歷史上是沒有過的;建國以來只有毛澤東去世哀悼了幾天,周恩來去世都沒有。全國哀悼是把老百姓放在了第一位,而且三天這麼隆重,上至黨中央領導人,下至黎民百姓,都在默哀,這是空前的,非常有政治意義。胡錦濤、溫家寶很好,特別是溫,六十六歲了,身體又不太好,病了回京,看完病就立刻飛往有餘震發生的重災區,慰問受傷的老百姓,激勵奮戰的軍隊、武警、公安等救援人員。  二、公開度、透明度。這次事件的報道是完全公開、開放的。中國內部的媒體、港澳的媒體、外國的媒體都允許進入災區,並提供了方便。他們的報道想怎樣發就怎樣發,我們沒有任何干涉、禁令。相信媒體、相信人民  記:據說,全國默哀三天,是胡、溫定的,傳聞中宣部有人又提出,這三天的哀悼日的報道,內容、標題、版面、以《人民日報》為準,全國一個模式了。後來中央沒有同意。中宣部挨了批評,一下子全國大開放了。  杜:我想,這次媒體這麼好,中宣部不會那麼保守,不會要輿論一律。這次報道都是百花齊放,一家報紙一個樣,有的是整個版面都是黑體字,只有幾個大字,有的是對列式的,漂亮極了。各種各樣的標題都很有創造性,很有才華。為什麼非要變成一個面孔呢?一個面孔一個版面,那我看一份報紙不就行了嗎?  我家裏沒有《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但有二十種全國的報紙,都做得很好。據說《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的版面也很好,這是一個大突破吧!而且,我還不見有什麼報紙偏離中央意圖,都在那裏哀悼,都在那裏哭,都在那裏表達一種正面的、善良的東西,沒有什麼負面的報道。包括美國的CNN這次的報道也很好。當然也有挑毛病的,但都給主流壓倒了。這次中央相信媒體,相信記者,相信中國人民。現在全世界歌頌我們的政府,我們的軍隊,我們的老百姓,我們的中國人。最典型的是美中一個友好協會的領導人,早在幾天前就說過,中國政府和人民在美國人民心目中得到了空前的同情和支持。北京奧運會也得到支持了,法國總統薩爾科齊也說要來了!  記:海外盛傳中宣部下了十多次禁令,每次十多條,包括:第一,只允許《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廣播電台三家媒體派記者到災區,別家的都不允許派;第二,由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統一發新聞;第三,不能追究地震預測準確與否;第四,不准發表救災中有關黨政的貪污報道;第五,絕對正面報道,不能搞負面報道,所有新聞以中共黨報為準。  杜:我以為這些都是傳聞,如果這些傳聞是真的,那他們就實在是給中央幫倒忙了。我們要明白,如果我們光明正大,沒有私心,一切都可以公開,是透明的;這裏的核心就是相信人民,相信人民是好的、善良的、公道的、團結的。核心就是人民是主體、人民是主人、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這一次我們成功了。成功的東西千萬不要變成臨時的、曇花一現的東西,讓他固定化、規範化、法規化,對黨和國家都好。媒體在這半個月裏很成功,媒體成功在透明、公開、可信,表現形式多樣化、多元化,很漂亮。過份強調主旋律荒謬  記:您是怎麼看正面報道、主旋律的問題的?  杜:這些年這麼過份強調正面報道很荒謬。什麼叫正面,什麼叫負面?這次這麼大的災情,這麼多的困難,這麼多問題,統統如實報道,這是正面報道嗎?要相信人民,人民會判斷。  重慶一份旅遊雜誌,這時候在封面刊登一個很性感的女模特蹬在廢墟上,在舉國上下都在抗災的情況下,國家把雜誌封了。我認為國家不用這樣做。讓老百姓批評他,抗議他,不要買他就可以了。現在政府撤了他的社長,這樣不好。老百姓自己就會罵他,封他。  回頭看,「六四」後很多有關規定都是不恰當的,也許當時還有點道理,因為當時黨和國家處境非常困難。現在都過了快二十年,形勢大不一樣,還要禁止這個,禁止那個的,動不動就是違章違法,就要整你。老是揮舞著反西化反自由化的大帽子。這次抗震報道是不是西化自由化?透明、公開、允許外國媒體報道、允許大家自由報道,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核心就是要相信人民、相信媒體、相信記者、相信大家的良心。真正忠於人民就應該像胡錦濤、溫家寶那樣。不應走回頭路  記:今年中國好像發生了很多事。  杜:不錯!昨天同事們還在議論。記得一九七六年也是有點不正常﹕一月份周恩來去世;三月份吉林的大隕石,比房子還大的石頭;四月份的天安門事件;六月朱德逝世;七月份唐山大地震;九月份毛澤東去世;然後粉碎了四人幫,天災人禍,一個接著一個,很奇怪。今年又發生了很多大事﹕冬天的大雪災;藏獨事件;三月份兩列火車相撞;這次的地震;馬上就到奧運會了,還會不會再發生什麼大事呢?看來今年是個坎。  地震可說是為黨又補了一道救命的藥,黨必須按照這個步子走下去,千萬不可以為人民現在這麼擁護我,我又得勢了就走回頭路,禁止這個,禁止那個的,這可就危險了。一定要按照目前以民為本的路子,穩步的推下去。如果把它更加理論化、制度化,共產黨就可以說是浴火重生。  這個坎我們過去了,黨就會更繁榮、更民主;這個坎如果過不去,各種矛盾就可能爆發,黨的執政地位也會很危險。我曾經反覆舉印尼總統蘇哈托的例子,他在位二三十年間,經濟搞得不錯。人均收入由原來一二百美元,提升至一千三百美元。可是政府太腐敗,稀哩嘩啦的就垮台了。經濟好不等於沒有危險。現在,中共也面臨這麼個坎。  黨經歷三十年改革開放已經有了一個很不錯的經濟基礎,若在政治民主上大膽的往前推進一步,就成為一個更好的黨,執政地位不僅鞏固,而且可以長期執政。一個大翻身的機會   這次救災處理得好並不是偶然的。十六大以來胡錦濤、溫家寶一直相信大家,不斷搞點民主,比較求實。這個趨勢非常好,萬萬不可收兵,這一收就壞了。這個趨勢下,中共一定要繼續穩步發展,這就是昇華,昇華成理念,再經規範化成為理論進而成為制度。下一步在各方面推進。中共就更有希望了!因此,我總結一下:這次抗震給了中共一個翻身的機會。切切不可往回收。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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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只是個噩夢而已……」 (撰:邁克.戴維斯、譯:謝 豹)

  初讀這篇譯文,深深賞愛。其後作者慨允授權刊出譯文,與眾分享,成全了美事,謹此申謝。本文寫一八九〇年代,印第安人的救世主沃沃卡相信自己得到了天啟。上帝教沃沃卡一種神聖的「鬼舞」,以復興舊世界,加速新時代的來臨。雖然沃沃卡的預言落空了,可是沃沃卡以美國西部啟示錄式的史觀支持子子孫孫。——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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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二十世紀  高行健劉再復對談 (孫 梅、林曉倫)

  《明報月刊》主辦的「高行健劉再復對談:走出二十世紀」於五月二十五日假沙田大會堂舉行。在二十世紀中國現代作家中,從魯迅到高行健樹立了「熱」與「冷」兩種不同的文學典型。一個是「我以我血薦軒轅」,「俯首甘為孺子牛」;一個是從人道主義回到個人,抒寫「一個人的聖經」,充分正視個人在社會中的真實處境,尤其是內心的困境。為何從魯迅到高行健,出現了這種轉變?且從對談中找出答案。——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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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廢墟上建立文明的契機 (卷首語-潘耀明)

  一場大地震過後,在蒼涼悽愴的廢墟瓦礫上,昭示給人們的是:中國真正的改革,確實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了!(1)  四川大地震後,在互聯網上有一篇文章,題目用上《國旗為蒼生而降》,海內外不少報刊也一再援用。中國國旗為四川地震死難者下半旗,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當國旗為罹難的平民老百姓徐徐降下,意味着老百姓的生命價值得到了應有的尊重。在一個開放社會,每一個體生命的價值,都是相等的,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  此外,俄羅斯新聞網有一篇短文,也廣為流傳。這篇文章題為《中國,挺住》,文章動情地寫道:「中國不需要同情,中國需要理解;中國不需要安慰,中國需要支持。我們願以杯水之力,盡寸尺之能,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我們知道,一個總理能在兩小時就飛赴災區的國家,一個能夠出動十萬救援人員的國家,一個企業和私人捐款達到數百億的國家,一個因爭相獻血、自願搶救傷員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國家,永遠不會被打垮。」(2)  可見,四川抗震工作真正彰顯了中國人民血肉相連的同胞情和煥發了患難與共的人性光輝。在這個生死交織、人神共泣的關鍵時刻,中國人民上下一體,不存軒輊,義無反顧地救死扶傷,讓曾為文化大革命扭曲和商品大潮所淹沒的人道主義旗幟,重新在神州大地獵獵地飄揚。  正如前中國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先生指出,中國人民經過一場文化大革命運動,「把中國人最惡劣、最消極、最野蠻、最殘忍、最壞的一面,統統調動起來」,「這次抗震就把中華民族、把世界人民在心理上和道德上最善良、最友愛、最仁慈、最追求真理、最和平、最好的東西調動起來。」(3)  中國內地經歷了一場四川大地震和其後的抗震工作,召回了為政治、商潮所蹂躪、所閹割而失去多時的社會道德觀。在以後的日子,應該何去何從,則是災後億萬人所關注的。照杜導正所說的,中共首要任務應理順黨、政府和人民的關係。過去中共體制,是黨凌駕於政府和人民之上,一黨獨大,遠離民眾,權力無限膨脹,伴隨黨風腐敗,不少黨政人員嚴重違反黨紀法紀。真正的黨民關係是什麼?照杜導正的理解,是「黨一定要以人為本,民為主體,公民是主人,黨和政府是僕人。」(4)杜導正認為,這次中共救災工作,受到海內外的肯定,其核心價值就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把人民當主人,所以他希望這次救災的成功經驗,應讓其「固定化、規範化、落實化、制度化、法規化」,要做到以上「五化」,中國共產黨亟應提高執政理念,要「在政治民主上大膽的往前推進一步」(5)。  這是作為一位忠誠的老共產黨人的一瓣苦心和誠摰的期望,也是中國廣大老百姓的心聲。換言之,「這次抗震給了中共一個翻身的機會」(6)。問題是:當政者是否把握這次契機,還是走回頭路,讓黨政機關在腐敗中逐漸消亡?  這次抗震,令人感到振奮的是開放了災區的新聞報道,內地傳媒基本上做到透明、公開、持平,普遍受到讀者的稱許。事實證明,內地的新聞工作者並不像官方所擔心的無的放矢,而是兼具了新聞報道水平和新聞道德水平。人們期盼之一,是中共能藉此開放新聞、報禁,使中國一洗頹勢,翩然地出現一個生動活潑的局面,但是事與願違,側聞中共中宣部近來已下了十多次禁令,使「新聞的希望曇花一現,宣傳的聲浪重歸故道。」(7)當政者這一措施,無疑將錯失一次改革的契機,令人惋惜!注:(1)斯蕘﹕《廢墟上的薔薇——然而是無花的》,本刊二○○八年七月號(2)《讀者》,二○○八年十二期(3)(4)(5)(6)歐海:《執政理念昇華的契機——訪〈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談四川抗震》,本刊二○○八年七月號(7)胡化:《新聞開放為何曇花一現》,本刊二○○八年七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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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共同開發」的迷思 (國際瞭望台-邱震海)

  中日東海共同開發方案在幾經周折之後,終於在六月十八日得以公布。之所以稱其幾經周折,其原因不但在於雙方為了達成共識而花費許多心血,而且為了在方案中獲得最大程度的利己局面而不惜工本,甚至在最後關頭人們還聽到兩個不同的版本:一說中方已同意讓春曉油氣田參加共同開發,二說中方已明確拒絕其參加。  最後實際公布的版本,一如所料,不同立場的人都可以找到有利於己方的解釋。在東海主權問題上,中日原先各自堅持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和「中間線」原則。按照中方的原則,中方的大陸架一直可以延伸到日本的沖繩海槽附近;而日方的原則實際上吃掉了許多原先屬於中方的領海。兩者的分歧中有一個實際交叉區域;到底是在這個交叉區域中進行共同開發,還是從領海的中部確定共同開發,成為談判初期的焦點之一。  現時的結果,中方作了一定讓步,不再堅持在雙方立場重疊的領域開發,而是同意就海洋表面面積取較為居中的部分。這一讓步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按照過去中方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中國的大陸架幾乎是延伸到了日本的家門口,情理上有點說不過去。因此,主權爭議暫時擱置,雙方都不再用大陸架自然延伸或中間線來劃分共同開發範圍。  這讓步,既有上述從情理出發的考量,也有國際油價持續高漲給中國帶來的能源壓力因素,當然更有從大局出發穩定中日關係的考慮。必須承認,讓步將面臨國內一定的民意反彈,因為這有可能為以後東海主權爭議的解決留下後遺症﹕共同開發一旦展開,就將成為既定事實,日後的主權解決必將顧及目前共同開發區域位置的情況。  問題是:主權解決非短期內能見曙光,很可能要持續幾代人的時間,而中日目前面臨的切實問題是雙方均迫切需要能源,因此不容雙方在這一起步階段有所蹉跎。對目前的共同開發區劃分,胸懷大度的人們可以說,這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方案;從微觀着眼的人們則可以說,中方跌入了日方的一個巨大陷阱,第一步就沒有走好。  日本媒體早在方案公布前就已透露某些細節並進行解讀。有日本評論認為,這個方案意味着中方已經接受日方的「中間線」立場。套用一句老話:日本媒體的解讀,如果不是無知,那就是別有用心。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所謂的中間線和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都是用來描繪、規範或解決東海主權爭議的工具;既然共同開發的前提是擱置主權爭議,那麼這些工具就都不再適用。即便目前的方案會讓人產生聯想,但也不能由此得出實際上確實不存在的中國已經接受「中間線」的立場。  至於中國國民關心的春曉油氣田的開發。中國外交部發布的稿件第三條注明「中國企業歡迎日本法人按照中國對外合作開採海洋石油資源的有關法律,參加對春曉現有油氣田的開發」。這個細節曾被一些日本媒體解讀為「中國同意日本參加春曉共同開發」。但是,即便按照日本的「中間線」原則,春曉油氣田也屬於無可爭議的中方主權範圍;只是數年前中國先期開發春曉,遭到日方反對,理由是海底世界相同,會產生「吸管效應」。因此,若日方注資春曉被解讀成「中方同意日方共同開發春曉」,那說不過去。  實際情況是,日方一定曾提出共同開發方案,但遭到中方拒絕;從現在公布的共同開發區位置來看,其與春曉也相差十萬八千里。但日方注資參與的願望,中方也無法拒絕,因為外國公司參與油氣田開發屬於國際慣例,春曉之前也曾吸納包括尤尼科和殼牌在內的西方企業注資參與開發,但這不是共同開發。最主要的是,文件寫明「中國企業歡迎日本法人按照中國對外合作開採海洋石油資源的有關法律,參加對春曉現有油氣田的開發」,其要點有兩個:一、主體是中國企業;二、注資日企必須按照中國法律。因此日企注資春曉的模式基本上類似於過去尤尼科和殼牌參與開發春曉,與中日共同開發有着本質不同;只不過日本注資容易讓國民產生共同開發的聯想,由此更遷怒於中國政府。對此媒體應該對國民有清楚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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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本土 促進和平 面向全球  馬英九的大陸、外交及國防政策 (國事縱橫-楊力宇)

  馬英九的總統就職演說及就職前後的言行透露了他的植根本土、促進兩岸和平、面向全球的理念;他要求強化台灣的安全、尊嚴及國際參與,主張兩岸外交休兵、台海和平、共存共榮,提出一套全新的兩岸、外交及國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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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的演變 (韓少功)

  《唐書.地理志》稱:「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這當然是農業時代的地圖。你可以想像那時候的地圖編繪者,大多時候只能以舟船代步,因此凡河流總是記錄周詳;最關心水源與灌溉,因此渠堰塘壩決不遺漏,田地與山林的標記也力求準確。  同樣的道理,你可以想像工業時代的地圖編繪者,是一批西服革履的新派人物,出行有機器相助,於是行舟的河道讓位於火車和汽車的交通線;最關心礦藏與冶煉,於是礦區與廠區的位置在地圖上星羅棋佈地冒出,沿海的貿易港口也必然醒目。至於渠堰塘壩,如果不宜完全刪除,也只能在視野裏漸漸隱沒。  你還可以想像西方殖民地圖的編繪者,是一些挎着單發手槍和喝着葡萄酒的將軍,在轟隆隆的一陣炮擊後踏上了新的土地,既不懂當地的農業也不太在意當地的礦業,沒有什麼工夫去考察或者測量,更沒有必要去顧及河勢、山形以及族群分佈對於劃界管理的意義,於是新的地圖在慶典或談判中產生,在佔領者的鵝毛筆和三角板下產生,一頓飯的工夫就可以把世界重新安排——很簡單的事情。美洲與非洲的很多國界就是他們的傑作,一條條生硬的直線,沿緯線或經線劃定,透出下筆者當年的倉促和漫不經心,透出歐洲將軍們簡捷明快的風格。  文明還在演變。對於眼下的有些人來說,農業的、工業的以及軍事佔領者的地圖都不重要了。一個消費的時代正在到來,旅遊圖與購物圖成為了他們更常用的出行指南。這些地圖在車站、機場、賓館、大商場、旅遊點一類地方出售,附錄於圖的,多是高檔消費場所的廣告,多是出售珠寶、首飾、古董、自然風光、名牌時裝、別墅、美食甚至色情的地方。誰都看得出來,這些地圖是為什麼人準備的,是為這些人的什麼準備的。任何人都能夠在這些地圖面前意識到,世界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在好多國家或地區,農業和工業都不再是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獲利最豐的新興行業,恰恰以遠離自然物質為普遍特徵,所需原材料微乎其微,賺錢常常只靠一個人腦和一台電腦,寫字樓幾乎就是生財的最大印鈔廠。人們還需要那些過時的地圖嗎?  高速公路和噴射客機的出現,改變了時間與空間的原有關係。時間而不是空間成為距離更重要的內涵——這需要一種更新的地圖。老地圖以比例尺和實際長度實測為基準,作為馬車夫和帆航水手時代的產物,只能描述一個刻板和同質的三維世界,對於今天的很多旅行者來說,不再有什麼意義。長與短,讓位於慢與快。根據交通工具的不同,從上海到郊縣的漁村,可能比從上海到香港更慢。從北京到洛杉磯,可能比從北京到大興安嶺林區的某個鄉鎮更快。隨着時間因素的引入,隨着金錢兌換時間成為可能,隨着高速公路和噴射客機航線的延展,一種四維地理學幾乎呼之欲出:在這種新地理學裏,各大經濟核心地區之間實際上有了更緊密和更近切的聯繫,核心地區和附近邊緣地區之間的距離反而遙遠——我們不妨把這種距離稱為「時間性空間」。一個香港富商搭「波音的」,把波音飛機當做隨手招停的街頭的士,在紐約、倫敦、法蘭克福、上海、北京、台北、東京、新加坡之間來回如梭,感覺就是推開籬笆門在村子裏串一串門。他若想跳出這個現代化交通網絡,試着到本土的漁村或林區走上一遭,倒會有關山無限前路茫茫的為難——他可能會圓睜雙眼:哇,拜託啦,那麼遠的地方怎麼去?  一種隱形的四維地圖,正是當代強勢者們感覺中實際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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