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巧若拙馬英九 (江素惠)

  「馬英九不懂得打選戰!」  「馬英九沒有很好的領導才能!」  從台北到北京,兩岸華人或多或少都對這次台灣大選中的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抱持上述的懷疑態度。但事實是馬英九從沒在選舉中落敗過。一九九八年他第一次參選台北市長,就以八萬票贏了當令得時的選戰老手陳水扁;二〇〇二年再次參選台北市長,也大勝民進黨的選舉新丁李應元。政績佳、領導強  說到政績,謝長廷是前高雄市長,馬英九的這位競選對手最常掛在嘴邊的是整治了約五公里長的愛河下游;相比之下,台北市的淡水河系綿延數十公里,馬英九在市長任內進行了大規模的整治工程,成功開創了淡水河口兩岸的漁人碼頭,改善了包括新店溪、基隆河的沿岸景觀。台北市的捷運系統更是四通八達,把台北市原來集中在東區的商圈,成功地拓展至市政府一帶,令整個商圈面積擴展一倍。以集體運輸系統帶動本土經濟的發展,使台北市民的民生素質得以維持,正是台北市對近年持續不振的台灣對外經濟的最強支持點。高雄的捷運除了弊案連連,到現在仍通車無期。相反,馬英九任內的台北市府局處長、政務官迄今無一人因牽涉弊案而被拘押;而謝長廷高雄市長任內所任用的官員卻有不少被起訴、羈押。不用說誰的政績較好,誰能馭下不就是領導才能最基本的要求嗎?不為異端棄規矩   馬英九不但從未敗選,且有漂亮的政績。他的政經能力本不應受到質疑。《老子》說:「大直若屈,大巧若拙。」意思是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莊子》也說:「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故曰大巧若拙。」  台灣雖然是第一個擁有民主選舉的華人社會,但二十年積累的選舉文化,使不少政治人物把權謀伎倆當做政治才能,視攻訐抹黑為勝選的操行;這些本來屬於民主選舉中的異端,這些年來竟成了台灣選戰中的「規矩」。台式民主,能不悲哀?  所幸台灣還有馬英九這樣的政治人物,始終不肯「毁絕鈎繩,而棄規矩」,雖然與這樣的政治環境格格不入,但八年來卻戰無不勝,民望高企。這是運數使然,還是台灣選民對政治人物乃至政治環境渴求的轉變?若還說馬英九領導才能不足,不精於選戰,不過是惑於帝王權術吧!「微笑老蕭」高格調   多個民調結果都顯示,馬英九的支持率約領先謝長廷二十個百分點,平均約為百分之四十五對百分之二十五。然而從最近兩次大選來看,這些民調不見得可靠,原因可能是一般泛綠選民都有隱藏投票意向的慣性。反之,普遍認為台灣其實已有定性的選民意向分布,一般說泛藍支持者約佔四成,泛綠約佔三成,餘下的三成屬中間選民;也就是說,在正常情勢下,泛藍實際領先泛綠約十個百分點。  但在泛藍和泛綠之中,又有深、淺之別,所謂深色部分,表示他們無論在投票的意向或意欲上根本不大可能改變,即無論如何他們都會投所信仰的政黨一票;而所謂淺色,表示要改變他們的投票意向並不容易,但要改變他們的投票意欲卻不是沒有可能,即若選戰出現某些特殊情況,是可以使他們不投票的;而那三成中間選民,是投票意欲最低的部分,也沒有既定的投票意向。  因此,真正直接影響選舉結果的,往往不是深色選民,反而是淺色或中間部分的。因此,政黨的選舉策略的擬定,最重要的正是影響這一階層選民的抉擇。在剛過去的立委選舉中,泛藍得票逾五百一十萬,泛綠得票逾三百七十萬,而投票率不過六成,這顯示出除了中間選民較多支持泛藍之外,不少淺綠選民並沒有把票投給綠營,由此表達他們對民進黨多年執政的不滿。  馬英九的不敗紀錄,反映他從政以來所建立起的溫、良、恭、儉、讓的形象,早已深入民心,深得民心,無需作任何改變。可以相信,馬英九在這次大選中給自己制訂的競選策略,仍必是以打一場高格調的選戰為大原則。這可從他選擇競選搭檔中看出端倪。由於馬英九不善「口水戰」,相信馬的競選團隊,最初必然考量過好些能言善辯、精於謀略的人作搭檔,以期競選組合能達致互補互動的效果。但最終選擇蕭萬長,很可能是馬英九本人的堅持。除了因為蕭是經濟專家,最能切合他政策中振興經濟以改善民生的主軸之外,更重要的是「微笑老蕭」與馬英九有着相類的人格特質,二人同樣是苦幹實幹、從不口出惡言的謙謙君子。謝的「爛蘋果」策略   對手謝長廷的考量則是:以九八年陳水扁台北市長任內不俗的政績,陳、馬兩人曾經合演了台灣選舉史上一場以比政策為主的最優雅選戰,但陳仍是敗陣的一方。因此,謝長廷不會以其高雄市長任內那張毫不起眼,甚至紕漏連連的成績單作武器,他所選擇的,仍然是最便宜的「爛蘋果」策略。謝深信只有比爛,才能動搖淺藍選民的投票意欲,才能令中間選民轉向,他才有勝算。綠卡風波、政治獻金,從馬英九本人,到夫人周美青服務的銀行配贈的少量股票交易,到四十年前大姐馬以南作槍手的代考案,瘋狂打馬已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讓人驚奇的是,連番粗暴打馬,幾乎都是謝長廷親自赤膊上陣,他的競選搭檔蘇貞昌卻一味冷眼旁觀;是蘇的分量不足以打馬嗎?還是更突顯兩人間的貌合神離?  相反,馬陣營維持既定策略,馬英九從不着力批謝,像春節時聖嚴法師語意明顯地調侃謝長廷「誠信」要由自身做起之時,馬在媒體前竟輕輕帶過,為謝解窘。當然,謝長廷最終沒有逃得過揭秘式的批評,像謝曾當調查局線民出賣黨友等也被舊事重提;但這些決不是馬英九親自操控,而只是黨友對謝的以牙還牙。  而面對謝陣營挑釁式的攻訐時,馬英九竟又能屹然地保持着政治家的風度,從不迴避詰問。縱然有些回答顯得笨拙,卻又每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比如謝要抹黑馬的忠誠,一再逼問馬在出任蔣經國總統秘書時,蔣是否知道馬曾持有綠卡?本來,往者已矣,再無對證,換上台灣別的政客,隨便說句「早已告知」,便把事情了結了。可馬英九的回答卻是,「經國先生沒有問,我便沒有告知。」在政客角度來看,這回答笨拙非常;但出來的效果卻讓選民覺得馬英九真的是稟性敦厚老實。須知道所謂忠誠,不是要求上班族都得對老闆坦蕩蕩;而是一個要競逐大位的政治人物,必須要誠實地面對選民,忠於人民。  謝長廷企圖動搖淺藍選民,拉攏中間選民的策略,似乎未經思考地用上了台灣政客最慣常的伎倆﹕攻訐和抹黑對手。固然馬英九也明了選戰的關鍵所在,亦嘗試打動淺綠階層,爭取游離票,卻使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藉着請辭黨主席之便,馬花長時間走遍南台灣,走入泛綠人群,坦然面對噓聲與奚落;在政治術語裏,這或許叫做「拔樁」;但在馬英九的策略中,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這恐怕成了最貼心的感召。正道還是歪道?   如果台灣人還停留在帝王權術時代的意識中來評價政治人物的才能,馬英九的表現或許是過於樸拙了。但台灣畢竟是個有二十年民主選舉經驗的社會,經歷多年政治空轉,社會價值沉淪,經濟不景,民生素質每況愈下,國際關係日漸邊緣,國家形象日益凋零,相信以權術計謀作才能,巧言令色為口德的時代早該過去了。於今看謝長廷在選戰中的咄咄逼人,愈炫耀他的小聰明,反而愈顯其人之險詐;再回看馬英九之不善於「口水戰」,在左支右絀中倒露出了大智慧。不少選民正期望一個能改善經濟,重塑社會價值觀,能帶領台灣步向國際,足以維護台灣人民尊嚴的新領導人。  馬英九幼時受父親傳統士大夫式的嚴格教育,年輕時卻是留美的哈佛法學博士;從蔣經國的總統府秘書出身,竟沒牽連上黨內夾纏不清的派系權力鬥爭和大企業財團的利益關係;從法務部長晉身參政,卻又避開了台灣議會選舉政治中的蕪雜紛擾、抹黑污衊的氛圍。兩次以清廉健康的形象和剛正有守的策略贏得選舉,使他堅信只有循正道競選,才是選舉的上上之策,才能持久地得到選民的信賴。  可以預見,三月廿二日的台灣大選,不僅僅是一場藍綠領袖的對決,政治立場的取捨,政策制訂的比拼;而是關乎台灣人民選擇循正道,抑或走歪道的選舉文化,一場關乎台灣民主選舉能否走向健康,重拾民主價值的選舉。(作者是香江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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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品味時局說起 (卷首語-潘耀明)

  中華民族現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嶇險阻的道路。在這一段道路上,實在亦有一種奇絕壯絕的景致,使我們經過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種壯美的趣味。但這種壯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的,不能夠感覺到的。(1)  這是在一本《品味人生》的合集讀到的一段話,題目是《在艱難的國運中建造國家,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題目頗長,也耐人尋味。在艱難的國運中,體味到奇絕壯絕的景致,而且品出壯美的趣味來,這種舉重若輕的情懷,值得稱許。更難得的是,作者在國運艱難時期,沒有疾言厲色的吶喊,更沒有革命口號,所抱持的正是謝靈運所說的「情用賞唯美」的情懷。  作者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卻沒有半點像繼任人滿口革命術語和暴力語言,不禁令人肅然起敬。李大釗在這篇文章寫道:「一條浩浩蕩蕩的長江大河,有時流到很寬闊的境界,平原無際,一瀉萬里。有時流到很迫狹的境界,兩岸叢山疊嶺,絕壁斷崖,江河流於其間,曲折迴環,極其險峻。民族生命的進展,其經歷亦復如是。」(2)  這是哲學的境界,也是山水的情懷。這一視角,也若合了中華民族的「天人相應、天人感應」的基本精神。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李大釗,仍能用「天人合一」的情懷去品味時局,並且品出哲理,可見其確具有雄健的精神和大智慧。  李大釗的文章發表於一九二三年,距今已有八十五年悠長歲月,從八十五年後的今天,反觀中國的歷史,中華民族的國運端的是曲折迂迴,時而巉岩斷壁夾岸,驚濤駭浪;時而豁然開朗,風平浪靜,湲湲潺潺。套李大釗的話,「走到崎嶇的境界,愈是奇趣橫生,愈能感到一種冒險的美趣。」(3)這一番豪言壯語,氣度非凡。繼李大釗之後,能進入「天人合一」的境界的中國政治領袖,已是鳳毛麟角了。******  去年是台灣解嚴二十周年,本刊發表了兩篇「十方小品」,雖是小品,卻讓人品出大道理。一篇是遠適紐約的王鼎鈞先生寫的,一篇是身在香港的顏純鈎先生寫的。王鼎鈞以「亂世夢多」,形容台灣國民黨政府株連廣泛的「檢肅匪諜案」的白色恐怖,無疑是亂世的噩夢,作者抒寫的是一種夢後餘悸猶存的感覺。後者以《時勢英雄》為題,作者認為一百年後再回頭看中國,二十世紀末真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大時代,「我們身處在這樣的時代,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無數同時代人的腳步,共同走出這一段歷史,我們被歷史裹挾着漂浮,歷史是我們生命的大背景。」(4)  從國共鬥爭逾大半世紀後的今天來看,也可以品出不少「人生有趣的事」來,就台灣而言,「國民黨敗走中國,偏安台灣,數十年窘迫的處境,造就了蔣經國。蔣經國苦心經營台灣,等到局面大定、經濟寬裕、民眾歸心時,在時代精神的召喚下,毅然操舵轉彎,把台灣這條船領到民主的海域上來。蔣經國造就了台灣今日民主政體的新時勢。」(5)  反觀中國內地,文革後,造就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後來的新局面。「兩位被舊的時勢推到歷史舞台上的英雄,各自開創了兩岸的新時勢,而當下的新時勢,也有機會再造就新一代的英雄出來,時勢——英雄——時勢——英雄,歷史便是如此循環。」(6)  這就是我們今天看過去的歷史和今天的時局的一些感受。鄧小平之後和蔣經國之後,兩岸局勢的發展也不很平衡,最近台灣的大選更令人關注,但正如鄭振鐸說的,「繼於陰雨之後的,一定是陽光之天」(7),以這種心態看海峽兩岸的時勢,心情會輕鬆得多,王鼎鈞所慨歎的「亂世夢多」,已成過去,因為「英雄與時勢都是人民造就的」(8)。  寫於台灣大選前夕注﹕(1)(2)(3)李大釗﹕《在艱難的國運中建造國家,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收於《品味人生》,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二月出版,頁十五(4)(5)(6)(8)顏純鈎:《時勢英雄》,見《明報月刊》,二〇〇七年十一月號(7)鄭振鐸﹕《向光明走去》。收於《品味人生》,頁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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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到底是科學還是玄學? (尹章義)

  正在撰寫中醫和西醫的第三場戰爭,拜讀了《明報月刊》八月號李致重先生的大文《中西醫學之間的公理性原則》(以下簡稱李文),頗為訝異。  十九世紀末年,西醫挾着現代化的優勢進入中國之後,搶救中醫的哀鳴就不絕於耳。李文逆勢出擊,左手揮舞着中國《憲法》;右手揮舞着公理性原則,要求「西醫應當在反思中改造」,實現「中西醫並重、優勢互補為核心的人類醫學的真正革命」的宏規,不可說不遠大。但是,筆者也想針對李文提出一個小小的問題﹕「經過西醫衝激一個多世紀之後,中醫到底是科學還是玄學? 」  李文以「中醫和西醫是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兩種主流醫學」肇始;文末又提出「以中國《憲法》『發展現代醫藥和中國傳統醫藥』的規定」為準繩;筆者的理解,似乎《憲法》並不以中西醫為「兩種主流醫學」,而是一主一從的醫學。  筆者拙著和李文幾乎同時刊布,拙文卻以大陸和台灣兩地的西醫醫院、醫生和中醫醫院、醫生的比例約略都是十比一的現實起始。中國《憲法》過去無法抑制西醫醫院、醫生的增長;未來豈能阻止中醫醫院、醫生的人數持續下降?  李文認為中醫是「在哲學觀念的直接指導下」的「形而上」的科學;西醫則是「在『形下』的觀念指導下」的科學。  其實,西醫學者絕不諱言希波克拉底、亞里士多德、蓋倫等西醫的先聖先賢也都是尋求正常的或病理現象的哲學解釋,勉力把醫學與哲學聯繫起來,甚至使醫學俯順於哲學的主觀解釋。十九世紀之前的西醫更受到聖哲的規範,沉溺於經典詮釋學和玄學的泥淖中;四元素論和體液論支配西醫學直到十九世紀中期才退潮,只有以人的形下實體為對象的解剖學,能夠維持最低限度的實證精神蝸步寸進。十九世紀後半細胞病理學和病原微生物學相繼出現,為西醫的病因學奠定基礎,西醫的科學化才出現契機。  倫琴發現X射線之後,許許多多新型科技器械陸續投入診斷和治療的行列。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學說和第二信號系統論的提出,使得心因性疾病的研究——心身醫學受到重視;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也使得醫學心理學成為顯學;生物化學的出現,使得醫學家認知體內環境的重要;基因的研究方興未艾,使得醫學的領域更擴及未來。現代醫學終於脫離玄學以療效證明醫學近乎科學。  可是,許多醫學家仍然認為﹕現代醫學以醫生有能力科學的診斷疾病卻無力治療為特徵。德國學者恩斯特、博伊姆勒估計,當今大約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疾病能治癒,其他的疾病除了依賴人類的自癒能力之外,也只能給幾粒安慰劑、止痛藥,嘗試緩和治療。  十六十七世紀,中醫仍優於西醫;十八世紀二者旗鼓相當;十九世紀後半,西醫終於擺脫了形而上的玄學,邁向形而下的綜合科學的現代醫學道路,現在則強調「整體病理學」,同時關心身、心、靈、社會,無論其實踐的實況為何,至少已經成為文明的象徵。  李文又為「中醫學」下定義,「中醫學則是以陰陽五行學說的理論、方法研究證候及其變化規律」的學問,我寧可相信這是李文的獨斷和偏見。因為筆者所知道的中醫學者,多半都努力揚棄陰陽五行的玄學。  二○○三年七月,筆者發表《神話與現實——SARS的大流行與傳染病心理學的建立》(《歷史月刊》一八六期),就是深感西醫面對新興傳染病時的左支右絀亦近黔驢技窮,故而回到歷史甚至神話的原型世界中去尋找靈感。在中國傳統醫學著作中,筆者注意到清代大盛的瘟疫學,細讀了吳有性的《瘟疫論》,吳有性揚棄《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的玄學牢籠,作科學的認知,對於致病因子的偏中性「牛病而羊不病;雞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究其所傷不同」等語,若譯為白話文,置於現代的《傳染病學》、《獸醫學》的醫書中,沒有人會認為那是三百多年前(一六四二年)刊行的醫學作品。筆者也參酌吳說,二○○六年五月在Nursing Ethics上(SCI;SSCI期刊)發表ls H5N1 like a ghost-flu that can cause a pandemic in humans ?(《如鬼魅般的禽流感H5N1病毒,可能引發人傳人的大流行嗎?》)一文,批判WHO和美國CDC過份渲染H5N1病毒變異的可怕,引發全球H5N1恐怖症的不當。  吳有性歸納出傳染病的流行規律,譬如區域性、季節性、周期性和流行病史的強度演變等,都是中、西醫學曠古未有的確論,直逼病因微生物學和細胞病理學興盛之後的現代流行病學。吳有性《瘟疫論》的天才和努力,造成清代瘟疫學派興起的氛圍,可惜那些腐醫又重行擁抱玄學理論甚至激起了同行們的守舊逆流。  再以清道光年間的王清任為例,他以勘察腐屍為基礎寫成的《臟腑圖記》和《醫林改錯》,梁啟超認為是「中國醫者極大膽之革命者」;但是,現代的中醫學者也只肯定他是「比較正確的描述內臟器官、血管等解剖位置」,他對於橫隔膜的敍述,仍然得之於傳聞。而在此之前,西方的解剖學家,解剖二三千例的大有人在,只是表演性質大於病理解剖,故而直到十九世紀中才出現細胞病理學。  筆者無意長西醫志氣,滅中醫威風,只是想嘗試說明實事求是的態度,才是中醫科學化的唯一選擇。醫學哲學固然可以指導醫學的發展方向,那也必須是植基於基礎醫學臨牀醫學和科學的藥理學的醫學哲學;而不是以陰陽五行的玄學為基礎的醫學哲學。  至於要求好不容易才擺脫亞里士多德魅影而科學化的西醫,重行回歸亞里士多德「公理性原則」的魔咒下「在反思中改造」;不如期待「中國傳統醫學」在中國《憲法》庇佑下,發展成現代醫學。不過,在筆者看來,五四時代科學與玄學的爭辯未息,中醫學必須選邊站,「兩種主流醫學」的情景,曾經出現在兩種醫學的玄學時代,而不是現代;至於中醫學能否躋身於兩種主流醫學之一,更非中國《憲法》所能規定。(作者是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因篇幅有限,本文經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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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揚生--人生小語

三十年前的一個寒冷的冬夜,我從城裏步行返回插隊下鄉的浙東農居,懷裏揣着剛收到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我是十年文革後第一次高考錄取的大學生。黑暗中,我打開家門,打亮電燈,不料大吃一驚。滿屋的地上都坐滿了村民,默默地看著我,手上都拿著一份東西:摘下來的毛豆、一袋紅棗、一雙布鞋……還有一個老農蹲在一個角落,手上拎著一根帶柄的竹竿,他說,你可當扁擔來挑,也可以當拐杖用。顯然,他們都知道我要走了。看著漆黑的窗外,我不禁想到:「人生,就像這寒冷的黑夜,但每當我想到今天晚上你們送我的東西,就像那根拐杖,靠著它,我會勇敢地在黑夜裏摸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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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災雪暴對中國新政府的警示 (國事縱橫-曹景行)

  對於突如其來的重大天災,任何國家都難預作充足準備;對政府和民眾的真正考驗,要看災難降臨後的反應能力和動員機制。總體來說,中國的這次抗災有中上水準的表現,特別到災情最嚴重的後半段,中央政府集中指揮大權並調動軍隊強力介入,以「全國一盤棋」來調動各方資源救災,很快就扭轉了亂局。  事實上,在這場災難中最值得稱道的是中國老百姓的承受力、忍耐力和互助精神。這麼龐大的人群,這樣的艱困而無望,卻沒有釀成社會動亂,或許只有中國才可能吧。正因如此,即將組成的中國新政府更應重視災難的警示,有效糾正災難揭示出的體制和政策弊病,才算對得起中國老百姓。利益集團優先考慮自身  初時誰也沒有意識到這場冰雪大災的嚴重性,因此可說是毫無準備。中國已經制訂應對緊急事故和災害的多種法律,各地也都有相應的法規和應急機構,但這次災難真的發生時卻沒有多大用處。不少地方等到大難臨頭才行動,不僅錯失了時機,而且手忙腳亂,被動低效。不同地區、行業又互不配合,甚至彼此牽制,難擋災情進一步加重。  問題的根子,應在中國行政權力的分割。地方政府往往首先考慮自身的政績和其他「更重要的工作」(如開兩會、換班子),災害發生之初有意無意低估災情、低調處理,甚至隱瞞不報。等到上級政府或中央政府警覺,往往已事態失控,錯過時機,損失慘重。而且,不少地方政府缺乏處理緊急災害的專業經驗、資訊和資源,而且多從自身利益出發,各自為政,難以協同抗災救災。  但更嚴重的問題,還是出在那幾個國家壟斷為主的行業:電業、煤業、鐵路、高速公路——這些年來,中國的國家壟斷行業已經變成一個個利益集團。當冰雪災害襲來時,它們首先考慮本身的特殊利益,國家和民眾的利益就受到嚴重的損害和侵犯。  以高速公路為例,為了減少本身的風險,一有冰雪馬上就封路停運,不但造成交通嚴重堵塞,實際上也加快、加厚冰雪的封凍,結果是進一步加重了災情。有的收費站不顧冰雪災害繼續收費,等候過關的車龍長達兩公里。特別是高速公路缺乏統一指揮,各路段各自為政,號令混亂,收費站又不能提供正確的路況資訊,致使大批車輛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再說斷電。冰雪會造成如此大面積的塔倒線斷、電網癱瘓,也許誰都沒有料到。現在流行的解釋是,江南電網設施在設計上不可能承受如此沉重的冰雪積壓。但真的是沒有先兆,真的是無法抵禦嗎?一位業內人士告訴我,二〇〇五年春節之前,華中電網就遭受過冰雪災害,只不過時間較短、範圍較小,趕在除夕夜到來前就搶修好了。後來呢?大概一切照舊吧。  至於高壓輸電線路的抗冰技術,中國三十多年前就已開發出來。據二月二日的《西安晚報》,陝西寶雞供電局於一九七〇年代研發並實施了「帶負荷融化線路覆冰技術」,即利用線路本身的電流發熱融冰。近期寶雞重冰區的輸電線路安然無恙,就是因為採用了這種技術。可惜的是,整個中國只有寶雞如此,其他地方都沒有這麼做。  中國電煤供應體制中的薄弱環節,在這次災害中徹底曝光了。這麼多電廠的存煤量遠遠低於安全警戒線,而且還隱瞞不報,致使中央部門根本無法掌握實情。原因是近年煤炭供應減少,煤價大幅上漲,電價卻不能同步調漲,電廠就以減少煤的儲存為對策。不料冰雪阻斷交通,大批電廠「彈盡糧絕」,停產的總發電量超過四千萬千瓦。  再說鐵路交通的問題。廣州車站聚集八十萬返鄉過年的農民工,這件事本身就是重大失誤。首先是資訊的混亂,一會兒呼籲他們退掉車票留下過年,一會兒又保證春節前一定能讓他們回家;電視上面官員發表鼓舞人心的話語,卻讓許多本已離開的民眾重新回來,人數比早先更多。  真要退票留下過年也不容易,因為不少農民工買的是高價黃牛票,有的還是假票,損失難以承受。一位在天橋被擠下受重傷的女工,就是用四百二十元買了一張假票,因無法退票而重回車站廣場。今年的黃牛票、假票為什麼還是那麼猖獗?廣州年年春節都有大批返鄉農民工聚集在火車站廣場餐風露宿,為什麼至今仍然沒有合理而人性化的應對措施?資源不能有效投入抗災  災害襲來時,各地民眾顯示出的互助精神和自救能力令人感動。但許多地方民間力量不能有效投入抗災救災,又是一個帶有中國特色的體制弊病。廣州一位志願者投書報章說:「我看到,許多熱心人帶着食物和被子來到火車站,卻被一位火車站工作人員冷冷地拒絕:『我們不管這些事情,這些東西要送到救助站。由民政部門統一發放。』在他不遠處,就有年輕的媽媽正抱着小孩子在瑟瑟發抖;就有頭髮花白的老人正在舔着已經乾裂的嘴唇。」  再引用一段他的感慨:「我看到,前幾天還擠滿人的臨時安置點不到一天時間就空了,擺放在那裏的食物棉被也仿佛成為多餘。一位工作人員一臉不屑:『要不是有領導要來,才不會設置這些安置點呢!現在領導走了,人家肯定往火車站跑啦。』」受騙的領導是誰,蓄意欺騙領導的又是誰?  以上資料主要出自官辦媒體,網上言論更加生動精彩。這就是災難對未來新政府的警示。(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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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小店的懷念 (小 思)

  香港商場愈開愈大,個性愈來愈模糊,甚至變得沒有個性。  每逢大節日,商場要弄得熱鬧,廣場中央總有表演,層層樓邊欄杆,站滿了人,互擠得貼,節目一結束,各自散去,並不相干。我是其中一分子,也不是一分子。我與五光十色、科幻設計的商店,了無關係,記不住,不上心,了無情分。  日本京都老市民壽岳章子對京都說的一句話:「道路是相逢的場所。」真切可感,說盡往日街道的風儀。我喜歡逛舊時街道,正因那兒可以與人相逢。相逢的意思,是人情的交流,只有舊時街道的小店,才有這份閒情。  街道與廣場,完全不同。街道是聚,是人的日常必經,一張張臉,逐漸熟悉。廣場是散,一眾有目的而去,有些人可去可不去,去過便散。  舊時街道兩旁的店,特別是小店,店主夥計與小店形成一種獨有個性,你多逛幾回,就烙刻在心裏。這個店主好客愛聊天,生意成不成沒問題,多去了,就是朋友。那個夥計兇神惡煞,原來心地善良,罵幾句人只是個人風格。  兒時對街道小店記憶特深。菲林明道上,開在梅芳學校樓下側的「甜心」,賣些零食,專做小學生生意,老闆娘不理人,老闆卻笑嘻嘻,我去買崩沙,他往往多給我半塊。洛克道上開在康健書店右鄰的三元麵店,三角錢一碗雲吞麵(行話叫細蓉),我會喝五六湯匙浙醋,吃半玻璃瓶的酸青瓜粒,夥計一見我就大叫「呷醋女嚟啦」。軒尼詩道昌華雜貨店,買油買米,一叫即送上門,帶不夠錢買豉油豆粉,不叫做「賒住先」,叫「遲下俾」,街坊街里,人情無限。  時至今天,街道小店小攤,仍叫人著迷。灣仔太原街、春園街、交加街一帶,在那裏,店主總有話要說。香料店老闆教我焗沙薑雞、炒黃薑飯,我只不過去買五塊錢一包黃薑粉,他卻教了十多分鐘烹飪。我去換手表電池,檔主問我表肉內何故藏塵,就埋首清理,並說「唔收錢嘅,我睇唔過眼啫。」中環半山橫街,高質素小店又另有一番景象。識得一家專營玉石木雕小店,男主人精於設計木雕和品玉,女主人善於繩結,夫妻檔對手工藝的審美要求甚高。我最初不過在店外張望,誰料一旦進去,就交成朋友。我有暇路過,進去喝口香茶,店主拿出心愛珍品教我如何欣賞,明知我買不起,還是好言講解,我這個顧而不買的客人,成了他的好學生。一家老牌涼果店,老闆孤零零一個人看舖,我探首看那些古老包裝紙,他招手說進來看看,我沒買東西,他卻送我一個古老雞皮紙手抽。  霸道的商場一天天多,地產商鯨吞舊時街巷,小店小攤捱不住貴租,抗不了強權,冉冉喘幾口氣就湮滅了。政府強調和諧人情,崇尚的只是紙上空談,青年一代從何處尋得街道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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