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事件的文化解讀  中國民族主義vs西方價值體系 (林泉忠)

  正當北京自信地展示強大的動員能力,舉國上下全力以赴籌辦奧運的時候;正當人大與政協兩會高舉「和諧社會」的旗幟,展望國家發展新方向的時候;正當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才聲言「西藏向心力空前凝聚」話音未了的時候,三月中旬西藏等藏民居住地區爆發了中南海最不願意看到的大規模動亂。  從僧侶遊行到騷亂頻起,從西方首腦醞釀杯葛奧運開幕禮到歐美議會通過決議譴責中國,從傳遞奧運聖火受阻到中國民族主義的再度沸揚,二〇〇八年由西藏事件引發的政治風波愈演愈烈,北京則陷於始料未及的外交困境。  如今中國政府所面臨的已不僅是如何妥善處理西藏社會不穩的問題,還是如何在短時間內舒緩來自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並確保八月的北京奧運順利舉行。前者耗時耗力,影響深遠;後者迫在眉睫,刻不容緩。筆者以為,中國所處的困境觸及了事件的兩個面向。本文嘗試從該事件的本質及其引發的效應來剖析北京所面臨的困境。始料不及的外交困境   西藏事件發生的本質屬民族問題的範疇,然而事件的發展卻激發了北京與西方為首的國際主流社會之間的矛盾,並造成中國民族主義與西方價值體系的再度碰撞。  在與西方的關係上,近年來由於改革開放有成,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加,加上在反恐方面與美國合作,中國好不容易才擺脫了「六四」後與西方交惡的陰影。未料在北京舉辦奧運的重要年份,西藏事件卻使雙方關係倒退到了「九一一」之前的階段。  自從傳出拉薩及其他藏區發生示威遊行及騷亂後,歐盟各國、美國、澳洲、日本,以至台灣朝野等都分別發表聲明或譴責中國政府的武力鎮壓,或呼籲北京保持克制,並不約而同地要求中國尊重西藏的文化、社會、人權及言論自由。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阿爾布爾(Louise Arbour)則促請中國容許西藏的和平示威,並在維持秩序時避免使用過度武力。  在受到國內輿論壓力後,部分西方國家的首腦開始採取更強硬的措施。先有德國總理默克爾,後有英國首相白高敦決定不出席北京奧運開幕禮,並各自表明將與達賴喇嘛會面。捷克總統克勞斯及波蘭總理圖斯克也先後表明因抗議中國鎮壓西藏示威而杯葛開幕禮。而法國總理薩爾科齊則開出視乎中國與達賴喇嘛展開對話及釋放異見人士的進程來決定是否出席的條件。另一方面,在本文截稿為止,因「其他安排」表示缺席的還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英國皇儲查理斯王子、日本天皇及皇室成員、加拿大總理哈珀、斯洛伐克總理菲佐、愛沙尼亞總統伊爾韋斯,以及巴西總統盧拉等。期待北京繼續支持美國反恐政策的小布殊總統雖然曾表明願意出席,不過在參加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的希拉里、奧巴馬與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的呼籲以及國會反對聲浪的壓力下卻步,白宮表示總統不排除缺席的可能。  除此之外,歐洲議會於四月十日以五百八十票贊成、二十四票反對和四十五票棄權通過決議,除了抨擊「中國安全部隊對西藏示威者的粗暴鎮壓」,呼籲中國「立即釋放所有和平抗議及使用言論自由合法權利的示威者,同時在聯合國主導下,對最近發生在西藏的鎮壓及動亂,進行獨立的調查」外,也促請北京與達賴喇嘛「不預設條件進行建設性對話」。與此同時,美國參眾兩院也以壓倒性票數通過類似議案,內容包括要求北京讓記者進入西藏。  儘管各國領袖並不主張全面抵制北京奧運,然而這些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已讓北京的外交陷於某種程度的困境,也使其想借用奧運提高國際聲望的努力受挫。明年將是達賴喇嘛出走五十年,北京承受來自歐美各國要求改善西藏人權、宗教自由,以及促使與達賴喇嘛對話的壓力,至少將持續到明年。中國民族主義的介入  西藏並非主權獨立的國家,西方各國也都承認或尊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歐美各國之所以不惜與中國衝突,犧牲可能帶來的經濟利益,除了是因近年中國的崛起引發不安,以及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對社會主義陣營不信任等心理因素外,當然與其信仰的價值體系不無關係。濫觴於歐美建立現代國家時期的「自由」與「人權」思想如今已在西方世界根深柢固,並形成某種程度的意識形態,作為判斷是非的準則,因此,時而與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發生摩擦。  與「六四」事件發生初期不同的是,這次與西方對立的不僅僅是中國政府,更是中國人民。基於民族利益的立場以及接收政府單方面灌輸的西藏論述,絕大部分的中國民眾尤其是青年均毫不含糊地站在政府的一邊。誠然,刺激中國民族主義再度沸揚的,還有外在因素。除了是西方各國與中國民族利益背道而馳的西藏立場及向中國施壓等後續動作外,值得一提的更是蒙部分西方媒體的「不實報道」與在傳遞奧運聖火過程中「保護不力」畫面的刺激。  本來,追究「保護不力」的責任,可以通過理性的批評來表達,「不實報道」也可以透過展示更多的客觀信息得以澄清。(雖然事件發生後中國驅逐境外記者,掌握了信息控制權,也是造成外界報道有所偏差的原因之一。)然而,從海外留學生呼籲抵制CNN等西方媒體,到國內青年在網上一呼百應地醞釀罷買法國貨,西藏事件引發的效應已形成中國民族主義與西方價值體系的另一次衝突。  中國民族主義的介入,使中國和西方不僅在西藏問題上,也在對普世價值的認知上兩敗俱傷。一方面,歐美社會期待中國人對西藏人權的理解,將遭遇更大的困難;另一方面,不僅西方媒體在中國青年中的公信力受損,此一衝突也將使近年來中國展示對「自由」與「人權」理解的努力停頓,更影響了中國與世界接軌的進程。北京達蘭薩拉各說各話  西藏事件的兩個面向中,除了事件所引發的中國與西方的衝突效應外,當然還有涉及事件本質的民族問題。  這次在境內藏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中,其內容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其一,以僧人為主的示威遊行。其二,或因鎮壓示威而引發的騷亂。中國與西方在該事件上的對立,也表現在西方側重和平示威的正當性以及質疑軍警過度使用武力的必要性,而中國則強調騷亂的違法暴力行為,以及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的合法性。如果爭論的焦點回到產生問題的歷史與現實因素,與中國政府及其國人沒有交集的,當然還有流亡海外的近十四萬藏人以及仍居住在藏區的眾多支持者。  北京與位於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矛盾,也透過在這次事件的各說各話中進一步呈現。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西藏的基本論述是着重強調共產黨推翻了封建黑暗的農奴制,解放了苦難的百萬農奴。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更側重強調中央政府對西藏龐大的經濟支援與建設。譬如,至二〇〇七年的過去五年中,政府對西藏的財政補助達九百四十七億元,農牧民的收入連續五年保持雙位數字的增長,而過去七年自治區的經濟成長率每年也高達百分之十二。  除此之外,小學入學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點二,初中入學率也達到百分之九十點七。在衛生醫療方面,以免費醫療為基礎的農牧區醫療制度讓全體農牧民受惠,使西藏率先在全國實現了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全覆蓋。另外,過去二十年來政府累計投資七億多人民幣以維修寺廟、文物古迹與宗教場所。由於在各個領域的改善,西藏人均壽命由解放初期的三十五點五歲提高到如今的六十七歲。  與中國政府強調改善西藏生活條件,提高藏民生活水準的說辭南轅北轍的,是流亡藏人對新中國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後,西藏文化遭受摧殘的控訴,以及對藏區生態受到破壞的擔憂。尕藏加的《中國西藏基本情況叢書——西藏宗教》所引用的數據也揭示了在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離藏時,全藏區共有寺院四千五百七十三座,僧尼人數達二十八萬五千五百八十三名,而六年後的一九六五年,只剩下寺院五百五十三座,僧尼六千九百一十三名的變遷。經過十年文革的浩劫,藏傳佛教更遭遇毀滅性的災難,寺院的數量也降到十位數。改革開放後佛教在西藏雖然得以休養生息,但政府對藏區的宗教管理仍十分嚴格。除了限制僧人數量外,近年仍有要求僧人書面表示擁護共產黨,並譴責達賴喇嘛的做法。  使藏人產生不滿情緒的還包括大批漢人的擁入。近年每年約有五萬移民進入拉薩,達蘭薩拉方面稱漢人在拉薩人口的比率已高出藏人。另外,過去半個世紀由於大量採礦與伐木,藏區的生態環境已遭受破壞,許多藏人也擔憂青藏鐵路開通後,移民與遊客的大量擁進會進一步使西藏的文化與生態環境惡化。另外,近年來每年都有超過兩千名藏人冒着生命危險,逃離西藏。  如上所示,北京與達蘭薩拉的說辭並無交集。不僅如此,留學歐美的數十萬中國學生與流亡該地區的數萬藏人之間也缺乏健康的交流。如今中國民族主義首次因西藏問題而高漲,將使尋求解決問題的難度大幅增加。北京與達賴應直接對話   這次北京處理西藏事件遇上瓶頸,顯示北京過去近半世紀以來對西藏的治理矛盾重重,也突顯了長期以來在國際社會杜絕流亡藏人拓展活動空間的策略失敗。然而,危機也是轉機。相對於達蘭薩拉,處於絕對優勢的北京如何化險為夷,面臨考驗。  在對藏政策的反思上,北京當可在事件中認識到過去單憑經濟環境的改善,並不足使藏人歸心。如何建構制訂治藏政策的新方向,在在需要新的思維。當務之急,或可考慮適當放鬆近年來日趨嚴密的宗教管理,以舒緩目前僧人的不滿情緒。而重新貼近藏人,虛心地去理解藏人所追求的精神世界與文化價值,並通過政策予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則是長遠之道。  在配合此項長遠工程的同時,基於過去對達賴喇嘛的妖魔化策略不但沒有奏效,反而成為維繫藏人離心力的重要因素,也應重新思考對達賴喇嘛的定位。溫家寶總理在事件發生後,於三月三十日訪問老撾時,提到期待達賴喇嘛運用其影響力,以阻止西藏繼續有暴力活動。這無疑是正面的信息,然而這種新信息是否反映今後的政策方向,有待進一步觀察。令人不安的是,西藏當地的黨政部門在事件後,展開了針對達賴喇嘛的新一輪批判運動,運動中更搬出了文革時期的語言。譬如,坐上西藏第一把交椅的區委書記張慶黎就先於三月二十日口出惡言稱「達賴是一隻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而《西藏日報》在翌日刊登的題為《達賴:人面獸心的豺狼》的評論員文章中,更叫囂﹕「達賴這個口蜜腹劍的佛門敗類、人面獸心的瘋狂暴徒!」  問題是,如此對達賴喇嘛的描繪,似乎沒有在國際輿論中產生任何影響,並與因主張非暴力而獲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在國際社會擁有的崇高威望形成強烈對比。這也是在這起西藏事件中,達賴喇嘛與流亡海外的藏人獲得西方社會廣泛支持的背景。  誠然,流亡境外的藏人社區也非鐵板一塊。達賴喇嘛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就放棄獨立的訴求,堅持主張自治及非暴力抗爭的「中間道路」。然而,流亡藏人中擁有三萬五千多名會員,在四十多個國家設有分會的最大團體西藏青年大會雖然不改對達賴喇嘛的絕對尊重,卻堅持獨立的主張,並且不排除使用暴力手段。可以預見,照此下去,一旦達賴喇嘛圓寂,中國將可能面臨在西藏問題上更為複雜與更難控制的局面。  解鈴還須繫鈴人,如果北京能乘達賴喇嘛健在,開啓與達賴直接的對話與談判,尋求與包括境外十四萬流亡藏人在內的民族和解之路,才有可能開創藏區長治久安的新局面。(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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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分離的大陸政策  馬蕭就任後兩岸關係之展望 (楊力宇)

  在兩蔣時代,台灣針對大陸採行「三不政策」(不談判、不妥協、不交流),堅持反共國策。但蔣經國於一九八七年(逝世前一年)決定解除戒嚴、報禁及黨禁,並開放台灣人民赴大陸探親,兩岸的僵持關係終於開始解凍。李登輝到馬英九  李登輝於一九八八年繼蔣經國出任總統後,對大陸實行開放政策,並於一九九○年代初制訂「國家統一綱領」及組織海基會(由辜振甫出任董事長),代表政府與大陸的海協會(會長為汪道涵)談判。兩會於一九九二年達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之共識(即「九二共識」)。在「九二共識」之基礎上,辜、汪於一九九三年在新加坡舉行會談,並簽署歷史性的四項協議,兩岸關係終於獲得重大突破(筆者在九十年代曾先後多次分別與辜、汪談話,對兩岸關係的進展獲得深入的了解)。  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兩岸關係頗多進展,但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獲得美國政府的同意,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引發中共的強烈反應,並於一九九六年台灣總統大選前,在台灣兩大港口(基隆與高雄)之外海,進行飛彈演習,有意嚴厲警告台灣,但李登輝及其搭檔連戰卻高票當選正、副總統,兩岸關係因而開始惡化。一九九九年,李登輝推出「兩國論」,中共因而認定李登輝有意邁向台獨之途,決定終止兩岸兩會的協商及談判。  二○○○年民進黨的陳水扁擊敗四分五裂、黑金腐化的國民黨,當選第十任總統,就任後宣示「四不一沒有」政策,揚棄台獨訴求,有意改善兩岸關係。但一年後,阿扁開始偏離「四不一沒有」的承諾,否定「九二共識」,推出公投、制憲、一邊一國等主張,全面邁向台獨之途,兩岸關係因而持續惡化,僵持以至今日。  二○○八年三月,台灣舉行第十二任總統選舉,國民黨的馬英九及蕭萬長擊敗民進黨的謝長廷與蘇貞昌,分別高票當選正、副總統。針對兩岸問題,馬、蕭有意採行與陳水扁完全不同的政策,五月二十日就任後,兩岸關係的解凍應可逐步出現。(筆者去年五月及十月分別在台北及溫哥華與馬、蕭談話,深入了解他們的理念及政策。)  在大陸,毛澤東採取武力統一政策。鄧小平於一九七○年代末復出後即開始調整毛澤東的政策(但並未放棄必要時對台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並於一九八三年會見筆者時,正式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之新政,並有意促進三通,兩岸的各種交流因而迅速增加。但在九十年代後期,李登輝邁向台獨之意圖日漸明顯,江澤民因而採取「文攻武嚇」政策。二○○二年胡錦濤開始主政後,一方面對台獨持續施壓,另一方面對台示好,展開統戰攻勢,採取一系列的惠台政策,並有意終止兩岸敵對狀態及簽訂和平協議。馬英九的反共理念   馬英九雖強烈反對陳水扁的大陸政策,但多年來一直堅持其反共理念。二○○八年二月李登輝會見日本媒體時指出,外界多認為馬英九「親共」(意指民進黨的說法),其實馬是「一向反共」。針對李登輝的談話,媒體記者向馬英九求證,馬英九明確指出,他過去、現在、將來一直反共,但「反共而不反華」(意即反共而不反對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馬英九的反共理念是多方面的:  一、反對中共的一黨專政及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壓制,要求中共逐步走向民主化及法治化。  二、反對「六四」鎮壓,要求平反六四。馬英九每年均參加「六四」悼念活動,並強調「『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  三、反對「一國兩制」(因台灣不是中國的地方政府,而是具有主權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反分裂法」(因兩岸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馬英九因而堅決反對中共對台使用武力)。  四、反對中共對台的武力威脅及外交打壓,堅持「不統、不獨、不武」政策(意即台灣維持現狀,不走向統一,也不邁向獨立,中共也應不對台用武),並要求兩岸外交休兵及中共協助台灣進入某些國際組織,同時敦促北京撤除針對台灣所部署的一千多枚飛彈。馬蕭的兩岸政策   綜如上述,馬英九(及其副手蕭萬長)具有強烈的反共理念,但馬、蕭的大陸政策(特別是經貿政策)卻是開放的、理性的、務實的:  一、力主維持現狀,並肯定「九二共識」(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有意在「九二共識」之基礎上恢復兩岸兩會的協商。  二、迅速與大陸展開協商,完成兩岸全面三通之安排,並減少甚至取消某些對台商在大陸投資之限制。  三、承認大陸大學之學歷(但不允許大陸畢業生在台參加各項執照之考試),並擴大兩岸文教和其他交流,以促進兩岸人民的了解及合作(也促進大陸的民主化),也樂見北京贈台的兩隻熊貓來台。  四、雖堅持台灣的主權,但同意雙方擱置主權的爭議,以便展開各種必要的協商。  五、開放陸資登台及大陸遊客來台,促進兩岸的經貿交流及合作(因此一新政對台灣的經濟發展頗多助益)。構建兩岸共同市場  而更重要的是,馬、蕭多次表示,兩岸應展開構建共同市場的協商,以達至以下各項協議:  一、消除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障礙,以達至兩岸貿易正常化。  二、談判關稅減讓,以達至自由貿易性質的協定,並提供進入對方服務市場的便利。  三、通過談判及協議,提供彼此優惠關稅,對兩岸共同市場外的國家採取一般性關稅,最終達至並簽署關稅同盟。  四、建立長久的協商平台,以處理並解決兩岸之間的經貿問題與糾紛。  馬、蕭認為,建立自由貿易區,走向共同市場,必須以達到商品、人員、資金、服務、資訊等生產資源移動的自由化為目標,需要漫長艱辛的談判,絕非一步到位,因此一協議需要完成制度、法規及政策的調整(包括經濟及環境、社會福利與勞工政策之調整),並解決有關問題。  如能完成上述工作並解決有關問題,則雙方大致完成兩岸自由貿易協定之要求,已為兩岸共同市場之建立奠定基礎,此後雙方即可循序漸進地往前邁進。  馬、蕭認為,共同市場對台灣而言,是把二千三百萬人的市場擴大為十三億人口的市場,加速台灣的經濟轉型為「高值化」工業;對大陸而言,共同市場加速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及市場經濟化,促進大陸的繁榮並提升經濟實力。  馬、蕭承認,建立共同市場頗多困難,在政治上就有主權及一中等問題,但馬、蕭認為雙方應保持各自的主權,不否認對方的存在,並擱置主權爭議,以「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來取代中共的一中原則。  雖然馬、蕭力主建立兩岸共同市場,但其政策主張並不包括開放大陸勞工及農產品來台,而兩岸共同市場並非「一中市場」,而是「共同市場」 。  馬、蕭深信,兩岸共同市場的建立需要遠見、智慧、決心與毅力。兩岸共同市場更有超越經濟的重大意義,它在為兩岸經貿作制度性的規劃及安排過程中,也為兩岸的政經關係開創新路,為台海和平奠定堅實的基礎。雖然經濟整合未必促成政治整合,但兩岸共同市場必可擴大大陸與台灣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對大陸的民主化應有一定的助益。如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構建兩岸共同市場,加速兩岸經濟整合,應是促進兩岸合作及台海和平最有效的途徑之一,也可確保台灣的安全。  針對馬、蕭的兩岸共同市場之構想,中共的反應也十分積極,馬、蕭就職後雙方應可迅速展開談判,但談判必然十分艱辛(因涉及甚多政經問題),可能長達數年之久(歐盟歷經半個世紀的努力,才達至所有必要的協議)。蕭萬長的「融冰之旅」  蕭萬長於四月十二日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的身分率團出席在海南舉行的「博鰲論壇」年會,並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談。蕭萬長提出「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十六字箴言,期盼雙方共同合作,開創一個「互信、互諒、互助、互利的新時代」,並提出兩岸直航、陸客赴台、經貿關係正常化、恢復兩岸協商機制等「四個希望」。  胡錦濤同意蕭萬長的主張,並以「四個繼續」來作出明確而善意的回應﹕「我們將繼續推動兩岸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交流合作,繼續推動兩岸包機和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的磋商,繼續關心台灣同胞的福祉,並切實維護台灣同胞的正當權益,繼續促進恢復兩岸協商的談判。」  從二○○○年陳水扁執政以至今日,兩岸關係已冰凍八年,「胡蕭會」終於打破一塊堅冰,兩岸關係開始解凍,蕭萬長的海南之行實是「融冰之旅」,因雙方達至頗多共識﹕  一、雙方同意擱置爭議,因這些爭議在現階段根本不可能解決。實例之一即是主權問題,兩岸任何一方均不可能讓步,只有擱置主權爭議;雙方雖不可能相互承認,但卻可互不否認。針對「九二共識」中的「一個中國」問題,雙方雖有不同的認知,但卻同意「一中各表」的務實說法。  二、兩岸之間雖仍多困難(特別是政治問題),但雙方同意務實面對現實及現狀,共同追求雙贏的未來。  三、針對已中斷多年的兩岸兩會(海基會與海協會)之協商,雙方同意恢復此一協商機制。  四、兩岸之間雖問題眾多,但雙方同意迅速展開有關經貿問題(包括兩岸直航、大陸遊客赴台及經貿關係正常化等)之協商。  胡、蕭均避免碰觸敏感的政治問題(如一中原則及台灣的國際參與),因這些問題在可預見的未來均無解決的可能性;如雙方針對這些問題而交鋒,只會嚴重影響雙方的經貿關係之改善。  然而,「胡蕭會」的氣氛雖甚友好,雙方也取得重要共識,中共對蕭萬長也甚禮遇,但胡錦濤及其他中共官方人士和媒體始終以「先生」稱呼蕭萬長(胡則以中共總書記之身份與蕭會晤),並未視蕭為台灣副總統當選人,以免形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之印象。  「胡蕭會」後,蕭萬長與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共同主持「台灣經濟與兩岸經貿展望圓桌會議」。會後商務部並未徵得蕭萬長的同意即在會場外發出一份新聞稿,強調「希望儘快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恢復兩岸協商」。蕭萬長顯然非常憤怒,並公開否認圓桌會議達至在「一中」原則下恢復協商之共識——雙方的政治矛盾立即浮現,因馬、蕭只可能接受「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絕不可能同意中共的「一中」原則,因在「一中」原則下,台灣明顯淪為地方政府(商務部稍後被迫修正新聞稿,取消「一中原則」一詞)。  蕭萬長的「融冰之旅」雖多成果,雙方的經貿關係在馬、蕭就職後應可取得甚多進展,但兩岸之間的政治問題仍是堅冰一塊,雙方因而同意擱置爭議(意指政治爭議,包括主權、一中問題等),共同推展兩岸的經貿關係。  雖然台灣有關各方多肯定蕭萬長的海南之行,但陳水扁卻認為蕭被「矮化」;呂秀蓮認為是中共的「統戰秀」;民進黨立院黨團則斥之為「四個矮化」﹕地方化、特首化、國內化、一中化,以呼應阿扁所說的地方化、邊緣化、去主權化與去政府化。  其實,馬、蕭也十分謹慎,並未誇大蕭在博鰲論壇所取得的成果。蕭萬長認為,兩岸融冰需要時間與智慧,快速融冰可能造成洪水,故不能有時間表;馬英九則表示,兩岸冰封八年,不是一日之寒,故必須穩健前進,步步為營。馬、蕭均十分了解兩岸之間的政治及其他有關問題,因而採取謹慎、務實、理性的態度及政經分離的原則來處理兩岸問題。兩岸關係的展望  綜如上述,馬、蕭採行政經分離的兩岸政策。因此,他們就任後,兩岸非政治性關係應可開始解凍:  一、兩岸兩會的協商應可迅速恢復及展開。  二、兩岸的文教及其他交流必將日漸增加。  三、一年內兩岸應可完成三通的談判,台灣應可迅速單方面解除對台商在大陸投資之限制。  四、陸資登台及大陸遊客來台的各項配套措施應可於數月內完成,台灣的經貿界及旅遊業已展開全面性的籌劃及準備工作。  五、在三通開放前,兩岸的直航包機應可迅速全面展開。  綜如上述,兩岸的經貿及其他非政治性關係在馬、蕭就任後應可迅速出現新局。然而,在政治上,兩岸之間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中國視台灣為其一部分,堅持一國兩制、一中原則、「反分裂法」、武力威脅、外交打壓等政策;但馬、蕭必然堅拒中共的上述政策,決不可能放棄台灣的主權、台灣的主體性及獨立自主性。雖然雙方均有終止敵對狀態及簽訂和平協定之意願,但此一協定仍多困難(如馬、蕭堅持北京必須撤除中共對台的飛彈部署)。當然,中共如能放棄其一中原則,全面接受「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並同意擱置主權爭議,雙方即可建立談判的基礎。  三月二十六日,小布殊與胡錦濤通話時,胡錦濤明確表示,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岸協商是中國的一貫立場;北京期盼兩岸共同努力,在「一中」原則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新局。  針對胡錦濤有關「九二共識」的談話,馬英九認為是一個「進步」,並指出「九二共識」的理論基礎就是兩岸互不否認(因兩岸相互承認絕不可能);兩岸互不否認,則可以讓兩岸空間變得無限寬廣;處理兩岸問題,最重要的是要能務實面對及解決問題,而「九二共識」則是一個非常務實的政策表述,以它作為談判基礎,雙方均能接受。  因此,馬、蕭就任後兩岸關係(特別是非政治性關係),應可出現轉機,但錯綜複雜、敏感的政治關係及政治問題(如台灣的國際參與)雖有胡錦濤的三二六談話,恐難迅速取得進展。馬、蕭因而採行政經分離的大陸政策,先經濟後政治,循序漸進地改善兩岸關係。(作者是美國西東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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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精神家園 (卷首語-潘耀明)

  雪蓮在靜靜地開放/鷹群掠過,格桑花香/故鄉在星光下旋轉/草地上奔跑著陽光/青稞粒粒,酥油飄香/牧羊姑娘叫醒雪山/我尋尋覓覓的故鄉/你搖晃的陽光沐浴我的夢想/你是我夢中打馬仰望的天堂。  這首歌叫《陽光天堂》,當拉薩的藏族姑娘在一次宴會上引吭高歌時,我一直銘記在心中。歌詞和旋律予人奔馳的想像力,為我們勾繪出西藏美麗的願景,在激昂的歌聲中,我們彷彿聽到春天的腳步由遠到近,生命充瀰歡忭。  有一位西藏的文友告訴我,這首歌與香巴拉的精神相埒。香巴拉這個名詞,是在藏文、梵文經常出現的字眼,充盈了藏經、西藏口頭文學、詩歌和流浪說唱藝人的口中。藏經記載,香巴拉王國隱藏在西藏北方高聳的雪山深處,四周為二重的雪山環抱,內裏劃分有八個蓮花瓣狀的區域,人們居住在城市,其中央地帶拔地而矗立了一重內環雪地。這就是王宮的所在,居住著慈眉善目的香巴拉王國的國王。在這裏居住的人,都能擯棄偏執、癡迷和貪欲,具有超人的智慧,過著富足、與世無爭的祥和生活。  《大藏經》的第一卷便記載著有關香巴拉王國的經文。香巴拉是屬於天外樂園,猶如神話傳說的王母娘娘——觀音菩薩的居所,位於覆蓋冰川和白雪的崑崙山神秘的深處,卻免受風雪和寒冷之苦。四季如春,風景怡人。美麗的溪澗從足邊淙淙流過,居民智慧過人,從無疾病。凡是到了這個有「女神之谷」之稱的地方,便不再受輪迴之苦,並能進入永恆的涅槃境界。  西藏的文化,大都為追求香巴拉的境界而衍生的,如豐富的寺廟文化便是一例。我曾在西藏的街頭行走或在廟宇參觀,觸目所見是僧人、藏人口中念念有詞和手持一個轉經輪,不斷地順時鐘方向行走轉動。僧侶和信徒希望因無休止念「嗡瑪尼悲美吽」和不停轉動經輪而得超生。這六字真言往往被鐫刻著喇嘛廟內外牆上及經輪上,信眾都希望能藉念六字真言解除一切孽障,將來可到極樂世界——香巴拉王國。  在西藏隨處可見的風幡,也是為了袪災避凶,祈求平安,祈求天、地、人、畜吉祥和諧。所有這些,都是香巴拉精神的體現,他如藏人流行的轉山、五體投地的膜拜方式,也是藏傳文化的體現。因為在藏傳佛教中,人類肢體、言語和思考的行為,都會產生孽障,所以透過雙手合什放在頭上、嘴前、胸口的手勢可以提醒信徒謹慎,避免身、語、意所帶來的三種孽障。有些信徒以這種跪拜的方式,從青海及其他地方來到西藏寺廟。整個路程,所費時間達一年半載。這種形如苦行僧的行止,都是以現世的、磨難的考驗來獲得心靈的平衡,以達到來世到香巴拉的世界。西藏的唐卡,更以描繪香巴拉為主要題材。  可見,藏人所追求的是一種祥和、美麗和富足的理想樂園。這一樂園不是現世的,更多的是屬於精神境界的理想王國。達賴喇嘛在接受本刊特約記者訪問時,認為西藏文化的核心價值是自信,還有慈悲。自信應指對信仰的執著,慈悲是一種化戾氣為祥和的心境:「由於自信和慈悲,當我們的生命經歷比較艱難的階段時,我們較少憤怒,較少沮喪,能夠保持起碼的內心平靜。我認為這就是『西藏價值』。」(1)  毋庸置疑,祥和是西藏文化的核心價值,這次西藏事件,正因為祥和的局面被破壞,取而替之的是極端的手段和極端的語言被濫用了,激化了民族和社會的矛盾。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違反了西藏核心的價值。  現代人歷經了工業革命、電子化,從而進入信息社會,朝向「地球村」道路跑,電腦支配了我們的工作、生活。另一方面,人們對這個世界越來越隔膜,精神越來越空虛。這個世界已變成商業社會的「器」世界,貪婪、掠奪、虛偽已成為主導社會的思想,過去人們所信奉的誠信、克己、節儉、真情、率性等美德的「情」世界已被逐漸掏空了。特別是大自然受到嚴重破壞,藍天、青山、白雲、落日、晚霞已從視帘上逐漸褪卻。「我們的熱情正消失,但無聊卻像無邊的大海」,正如一位西方作家指出,我們需要重整精神家園。注:(1)李江琳:《西藏的文化與未來——專訪達賴喇嘛》,本刊二○○八年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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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風用心閱讀香港機場

  張曉風在《明報月刊》上有篇文章,題目是《用地氈來記憶》(四月號)。她寫道︰「但我每次經過香港機場,看到那片地氈上的圖案,都勾起內心極大的震撼。」我馬上問身邊的人:「香港機場鋪有地氈嗎?」  我當然知道香港「機場外觀之簡明利落或視線之平遠壯闊」,卻不曾細心如張曉風,因香港機場的地氈而勾起震撼,而只管朝 Exit 牌子方向衝,有沒有地氈,Who cares?更談不上震撼了。不過,下次踏足赤鱲角機場,我發誓一定要慢下腳步來,依着張曉風的解讀,好好欣賞地氈上圖案的意義。喜歡「震撼」這兩個字,有種心膽俱裂、魂魄唔齊的一下子失神。(節錄自四月九日《香港經濟日報》)香港 李韡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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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以普通話正粵音

  拜讀二○○七年十二月號,容若先生在《明月》發表之《教育局字表標錯音》鴻文,感慨良多。  以「糾」字為例,胡某亦「斗」了數十年,從先生處學習,從父母口中得悉。以「間」為例,「時諫」數十載,亦為人所「九」正,如今卻為「時奸」所害,為「學者」「九正」,以至有言不得發,生怕為「香港教育局」所笑。  以普通話正粵音,取消粵語之「入聲」,常人以為小事一樁,實則是革了粵語的根,等同「文化大革命」,摧殘粵語文化。加拿大 胡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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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版《商務新詞典》 編採方針失望

  本人在中小學期間買的《商務新詞典》縮印本,由黃港生先生主編,其注音取向,乃對古今音「兼收並蓄」,並以「現代通行的讀音為主」。例如棟字收〔動〕音;昨字收〔作〕〔鑿〕二音;糾字收〔九〕〔斗〕音;吼字收〔hɐu3〕〔敲〕音;銘字收〔明〕〔皿〕音,毽字收〔見〕〔演〕音;擴字收〔廓〕〔抗〕音;灼字收〔雀〕〔桌〕音等,本人以為是編者「兼收並蓄」的最好體現。  今年一月重新修訂的《商務新詞典》,編輯改朝換代,一改以往「兼收並蓄」作風,開宗明義寫着「粵語讀音主要參考何文匯博士等編著的《粵音正讀字彙》(第二版)」。而上述例字中,現時通行之字音,一概不收,換言之:糾必讀〔九〕;昨必讀〔鑿〕;吼必讀〔口〕或〔hɐu3〕就是不能讀〔敲〕;銘必讀〔明〕;毽必讀〔見〕;擴必讀〔廓〕;而灼必讀〔雀〕。  還有一些,如「彌」,舊版只收〔尼〕,新版則先收〔微〕音,後列〔尼〕音。「雛」字同:舊版只收〔初〕音,新版先收〔鋤〕音,後收〔初〕音。按何文匯認為〔初〕是錯讀,不能接受。  《商務新詞典》聲稱它是「最多學校選用的字典」,這是舊版的功勞。本人對「新版」的編採方針極度失望,亦不免擔心如果莘莘學子果真視之為「正音」,未來的粵語會是何模樣。一想到此,心中悵然。香港 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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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民間情緒對立的背後 (國際瞭望台-邱震海)

  最近一個多月,由於西藏和奧運風波,中西方的民間似乎正在經歷一場三十年來最大的風潮和考驗。在中國大陸,西藏爆發騷亂後,不少民眾指責外國傳媒報道偏頗,掀起一股批判西方傳媒的熱潮;除了家樂福遭到中國網民呼籲抵制外,其他外國在華的商場也開始進入被抵制之列;在西方,聖火傳遞風波有演變成一場「民間反華運動」的趨勢;據德國媒體報道,《明星周刊在線》就是否購買中國產品做了個民意調查,調查結果是:百分之二十三的人表示要少買或不買中國產品,以向中國施加壓力。  在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今天,中西方之間重新出現情緒的嚴重對立,既是一件令人遺憾,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此次西藏和奧運風波,涉及中西方各自在思想傳統上尚未理清的困惑,再加上中國崛起這個新課題,所有的微妙心態和情結,都借這次機會全面地爆發。  在西藏問題上,西方具有互相交織的多重情結,其中包括:西方知識界長期的批判主義、自由主義和理想主義傳統;西方主流價值觀的居高臨下;現代化高度發達的西方對原始文明的熱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熱;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仍存在巨大的差異。而七年前北京獲得○八奧運主辦權時,中國崛起的事實在全球尚未清晰化;但過去七年恰好就是中國崛起由朦朧走向清晰的七年,而且也是對全球構成重大心理挑戰的七年。  在中國方面,中國歷史缺乏理性主義和批判主義傳統,更缺乏民主、自由和人道主義的洗禮;因此伴隨經濟迅速崛起的現實,民眾的心靈世界仍然荒蕪一片。  ○八奧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折射出雙方在預設立場和期待值方面完全不同的指標。七年前,當西方世界認同中國獲得○八年奧運會主辦權時,它對中國的內心期待是:中國能發生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重大演變,以漸漸符合奧運的普世價值。但對中國來說,舉辦奧運從來就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治演變的契機,而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國力迅速崛起的重要機會。  七年來,從西方的眼光看,中國毫無政治演化的迹象和意願,因此對華失去耐心;而從中國的眼光看,西方完全不領中國人民的盛情和好意,竭盡挑剔之能事,因此倍感委屈,繼而對西方產生極度憤怒。這一憤怒正好碰上深植於中國民間的歷史悲情,於是就藉崛起期的過份膨脹和非理性情緒以宣泄表達。  對西方知識界而言,首先需要反思的是:西方的批判主義和實證主義傳統,在面對中國崛起和西藏的問題上,為什麼居然會輕易讓位於簡單的情緒化思維?撇除意識形態和戰略利益色彩,西方是否仍殘留着過去數百年遺留下來的種族主義和西方文化秩序的集體傲慢?  這些問題即便對西方一流的知識分子而言也不容易回答,對普通民眾就更不用說了。但相信西方過去數百年積累、發展和成熟的自由主義、批判主義、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傳統,將有助知識精英以理性而非感性的情緒,回歸到事物的最核心和最深層的要素。在這方面,華人世界也需要有一些通曉西方的學者,與西方學者一起,對這場風波背後出現的西方精神和思想世界裏的困惑一起展開反思,從而形成東西思維的撞擊和視角的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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