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鏗人生的最後一程 (程 凱)

  「中國記者第一人」陸鏗,人稱陸大哥,一生波瀾壯闊、充滿傳奇色彩。二○○五年,他被診斷罹患阿茲海默症,也就是老人癡呆症,病情日重,直到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逝世。這三年,是他人生的最後一程。世界只有崔蓉芝   陸鏗與他的伴侶崔蓉芝的住家,離三藩市唐人街不遠。三年來,我每隔一段時間便去探望他。他知道有人要來,就穿戴整齊,正襟危坐等待。他完全不認得我了,每次見到我,都像結交了一位新朋友。他與我侃侃而談,從不冷場,最後盡歡而散。  陸鏗對過去與他交往的人,統統不認識了,包括他的親人。陸鏗臨終前最後幾天,他的女兒從外州來看他,他問女兒﹕「你是誰?」女兒說﹕「我是你的女兒。」陸鏗說﹕「不可能。」女兒說﹕「我姓陸,雲南人。」他說﹕「我也姓陸,雲南人,那你可能是我的女兒。」  崔蓉芝大姐告訴我:陸鏗患病後,每天生活都很快樂、很平和,他沒有憂愁,沒有煩惱,也不暴躁。雖然失憶,但他善良和熱情的本性,絲毫不變。  說陸鏗忘記了所有人,並不準確。他沒有忘記的是——崔蓉芝。二十年前江南案發生,他為崔蓉芝仗義執言而萌生情愫,一發不可收拾,任由愛情之火把自己融化,從此崔蓉芝與陸鏗相濡以沫。最能為他倆的愛情作證的,是陸鏗生命進入最後一程的日子。病中的陸鏗,常常白天昏睡,夜晚清醒,崔蓉芝便整夜陪伴他。陸鏗便秘,每次都是崔蓉芝用手幫他排便。陸鏗與崔蓉芝沒有結婚,崔蓉芝卻給了陸鏗只有愛妻才能給予的愛。  我每次探望陸鏗,都發現陸鏗注視崔蓉芝時,眼中總是飽含深情。此時的陸鏗,只有崔蓉芝一人就足夠。生命的最後一程,最要緊的是有愛。陸鏗的世界,已經一片空白,卻仍然留有崔蓉芝的愛。陸鏗是幸福的。不知《回憶錄》寫自己   陸鏗為中國雲南保山人氏,一生採訪重大歷史事件和名人無數。二戰期間他被派駐歐洲戰地。抗戰勝利後,任國民黨《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部主任。曾因言獲罪,遭國民黨逮捕入獄。一九四九年後,又被共產黨逮捕。他先後坐國民黨、共產黨大牢共二十二年。七十年代末,陸鏗獲釋到香港,創辦《百姓》半月刊。他以《百姓》雜誌社長身份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一席訪談,揭示了中共黨內的矛盾和鬥爭,為當年最轟動的政治新聞。中國爆發「八九民運」,陸鏗譴責中共屠殺和平請願要求反腐敗的學生,協助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接待因「六四」出走美國的原中共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被中國政府列入禁止回國黑名單。  陸鏗患病之前,把自己的一生,寫成《陸鏗回憶與懺悔錄》。患病後,崔蓉芝把他的《回憶與懺悔錄》拿給他看,他看得津津有味,卻不知道那本書是自己所寫,而寫的就是自己。他不但忘記了過去交往過的人,也把自己精彩的人生忘記了,忘得一乾二淨。  當崔蓉芝告訴我,陸鏗不知道自己的《回憶錄》寫的是自己的時候,我說﹕「忘記也許又是一種幸福。」陸鏗人生的精彩,包含他一生的奮鬥和歡樂,更包含他一生的劫難和痛苦。人到老年,回憶過去,劫難和痛苦,難免侵擾人的心。陸鏗是自然而非被人強迫失去記憶,劫難和痛苦再也不會侵擾他。當一個人,有一場為人所稱羨的人生,而他卻把自己一生的精彩都忘記了,我想這應是人生走到最後一程時,達至的最高境界。對回國反應異常敏感   其實陸鏗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中國政治異議人士,他既不是出走的共產黨官員,也不是背叛的體制內知識分子,他應是中共的統戰對象。共產黨對統戰對象的政治尺度,歷來寬鬆,對陸鏗卻偏偏例外。陸鏗有一顆熾熱的愛國愛鄉之心,中共卻把他與政治異議人士等同對待,列入不准回國的黑名單,甚至他罹患了老人癡呆症後,仍不放過,如此殘忍地對一位風燭老人施行精神折磨,令人髮指。  自從被中共列入黑名單,陸鏗在人們眼中,更顯得不同凡響。在台灣蔣家威權統治年代,他因為發表言論說蔣經國身體不好,不宜連任總統,上了台灣政府不准入境黑名單,「六四」後又上大陸政府黑名單,兩岸記者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人。  陸鏗一直為討還回國的權利,向中國政府力爭。患病後,崔蓉芝繼續與中國當局交涉,同時得到友人幫助,陸鏗終於獲准回國探親。  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回國前夕,我去送行。這一次,我發現儘管所有記憶在陸鏗腦海中消失殆盡,但他對於回國,卻有着異常敏感的反應。  我試問他對回國的感受,他回答:「我非常願意去看一看。聽說我的故鄉有些變化,但究竟怎麼變,我沒見過。變化本身是好事,我進去看一看,也學一些東西。」  談到力爭十八年,討還回國權,陸鏗說道:「需要告訴人家,我們是有道理的。我們不是無所謂的,我們回去是有道理的。」  他對「六四」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不能回國發表意見:「我們倆都有責任,把這個事情弄清楚,還要表示我們的一點看法。」  陸鏗做出的反應,令我吃驚。這哪裏是罹患老人癡呆症的人能夠說出的話!當一位老人所有記憶,被老人癡呆症淹沒,唯有最深刻的憤怒或者欣喜,才會在特定時刻突然迸發而出,閃爍光彩。我親眼看見了陸鏗腦海中,老人癡呆症也未能淹沒的燦爛閃光。回國禁令並無永久撤銷   陸鏗返國探親後回到三藩市,我又去探訪他。崔蓉芝說:中國政府只批了一次性的簽證予陸鏗,並非永久撤銷他的回國禁令。在到達昆明機場時,他們遇到麻煩:海關邊檢,顯然沒有接到通知,把陸鏗與崔蓉芝扣留了三個小時,直到接獲北京的指示,才讓他們踏進祖國家鄉的土地。  陸鏗回國,本是有價值的新聞。但中國政府只允許中新社向海外發稿,對國內民眾則完全封鎖消息。陸鏗的兒子陸可信提出:父親與很多老朋友失去聯繫,希望當地報紙登一條消息,讓朋友們知道他回來了,與他聚一聚,但被當局拒絕。不僅如此,陸鏗住在兒子陸可信家,陸可信家所在的小區便成了禁區,二十四小時有國安人員把守。陸鏗身為記者,直言真相,令中共害怕,陸鏗已是罹患老人癡呆症的老人,中共依然害怕。  一九四九年後,陸鏗有二十年被囚禁在昆明第二監獄。這次回國,崔蓉芝帶陸鏗舊地重遊。崔蓉芝心情難過,但陸鏗毫無感覺。崔蓉芝說:「好在他不記得了,不記得也好,沒那麼傷感。」在昆明第二監獄,陸鏗一行拍的照片,底片被監獄沒收,帶他們參觀的獄政人員遭領導問話。  雖然稍有不愉快,但陸鏗返國之旅,業已成功。家鄉及全國各地,有一百多位朋友,從海外的廣播和互聯網上得到消息,來探望陸鏗。崔蓉芝說:陸鏗看到那麼多人來探望他,表達對他的尊敬和想念,他的眼睛裏閃耀着喜悅的光芒。  人們只知道陸鏗獲准回國,不知道陸鏗的解禁,只是一次性的。下一次他又要回國探親訪友,將被重新擋在國門之外。陸鏗直到逝世,他的名字仍然列在中國政府不准入境的黑名單上。為民運而哭   我與陸鏗交往十七個年頭。我曾是中共《人民日報》記者,海南建省,調任《海南日報》總編輯。一九八九年,我因譴責「六四」屠殺遭整肅,隨之被撤銷職務,開除黨籍。我不得不離開中國,成為政治流亡者。初時落腳美國洛杉磯,受邀出任《新聞自由導報》總編,有熱心的中國留學生找到陸鏗,希望通過他與星雲大師聯繫,讓我到西來寺暫住。陸鏗果然幫忙,於是我就搬進西來寺「維摩精舍」,與陸鏗同住一樓,他住樓上,我住樓下。  陸鏗是星雲大師的摯友。陸鏗住西來寺,一來撰寫《回憶錄》,二來為《百姓》雜誌組稿。  與陸鏗結緣,我成了《百姓》的作者。陸鏗經常下樓敲我的門,說一聲:「程凱老弟,寫一篇稿子。」我不敢怠慢,當晚就開夜車,第二天交稿。我知道陸鏗特意把賺取《百姓》稿費的機會給我,解決了我的住宿問題,又讓我增加一些收入,陸大哥用心良苦。  《新聞自由導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洛杉磯的一批中國留學生和華人創辦,為海外第一份民運報紙。創辦後風波不斷,每況愈下,都與某女留學生有關。我沒有證據說她是中共特務,但她起的作用非一般特務可比。一九九○年,《導報》重組理事會,劉賓雁出任理事會主席,陸鏗為《導報》顧問。賓雁住在美國東部,於是就由包括該女留學生共五人組成「常務理事」,管理《導報》大小事務。該女留學生不斷製造事端,使我無法正常工作,我只能辭職。賓雁也和我一道宣布辭職。在因我辭職召開的《導報》理事會會議上,陸鏗嚎啕大哭,指斥該女留學生耍陰謀權術,把好端端的《導報》搞垮,這樣下去,民運希望何在?  那時陸鏗年過七十。我緊張地注視着他,怕他心情過於激動而出意外。我又為他毫不掩飾的真情流露所感動。我想世間竟然有陸鏗這般的漢子,為了人際的是非曲直而如此大喜大悲。「萬人爭看殺陸鏗」   陸鏗說他一生只有兩件事:做記者和坐牢。又說一生有兩愛:一愛新聞工作,二愛女人。這盡人皆知。  愛新聞工作,自不必說,他一生的禍福,都與新聞工作有關。他告訴我,在雲南坐共產黨監獄時,有一天他以為要拉他出去槍斃,竟然琢磨起,報紙登載槍斃自己的消息,該擬一條什麼樣的標題。終於想出「萬人爭看殺陸鏗」。愛新聞工作,竟愛到死到臨頭還擬標題,找遍中國,除了陸鏗,沒有第二人。  陸鏗八十六歲患病,八十五歲還去採訪,中國的記者中,可有與陸鏗一樣「生命不熄,採訪不已」者?  去年十一月,三藩市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舉行一年一度中國傑出民主人士頒獎典禮,陸鏗照例出席。會議過程,陸鏗不停在紙上塗寫。他做筆記,他要發表一篇報道?不可能了,那只是終身記者陸鏗的習慣動作。喜歡女人 不過爾爾  至於喜歡女人,我倒是覺得陸鏗盛名之下,在男人中間不算出眾。我與他交往,不見他把女人掛在嘴上。幾位好色的男人在一起,談女人經,陸鏗的發言也流於泛泛。有一次,我與他外出探望朋友,車開到一個住宅區,他向一位少婦問路。那少婦極具風韻。陸鏗回到車上,說真想跟那少婦多講幾句話,只是不敢。我說:多講幾句話都不敢,陸大哥你的喜歡女人,不過爾爾。他尷尬一笑,承認浪得虛名。  不過也別小看了陸鏗。他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陸鏗對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的女人崔蓉芝的愛,遠不是一盆火可形容,簡直就成了一座火山。他為此不惜拋棄在監獄外苦等他二十多年的髮妻。他對我說:他這輩子只對不起一個人,就是他的妻子,為的是崔蓉芝。  愛情,不必用理性去評斷,也沒有是非。對崔蓉芝的愛,使古稀之年的陸鏗,身心回到青春年少。愛新聞工作和愛女人,成就了陸鏗有滋有味的人生。最後一程   陸鏗六月十一日,因發燒住進三藩市聖法蘭西斯醫院。我十四日接到崔蓉芝的電話,趕到醫院探望他。我在病房裏守護他幾個鐘頭,讓疲累的崔大姐回家休息。那一天,陸鏗精神出奇的好。我沒意識到那可能是人們通常說的迴光返照,我相信生命力頑強的陸鏗,跨過了人生的一場又一場劫難,也一定能大步跨過眼前這一道生死關。他還應該繼續他雖然失憶,卻快樂幸福的人生  他一直和我聊天。我拿當天的中文報紙給他看,他能緩慢讀出報上的文字,本能的展現一位記者對時政的關心。他有時趁人不注意,把身上插的管子拔掉,我對他說,沒有我的指示,不准拔,他立即表示服從。我要求他快點病好出院,我要請他吃飯,他回答:我請的飯,他一定吃。他不斷讚揚每位為他服務的醫生和護士,他仍然把一顆熱誠的心,隨時捧出交給身邊每一個人。  我第二、第三次去看他,他陷入昏迷。只有一回,他略略睜開眼睛,客氣地叫崔蓉芝招呼我坐下。  最後一天,六月二十一日,我又到醫院。下午四點,他血壓驟然下降,呼氣急促。經注射升壓藥,情況好轉。醫生表示沒有放棄。我站在陸鏗身旁,握着他的手,輕聲喊﹕「陸大哥加油!」喊完,我跑出病房,已經淚流滿面。  此時,崔蓉芝和陸鏗的分別從中國雲南、美國東部趕來的兩個兒子,以及大孫女,都在陸鏗身旁。崔蓉芝不時情緒波動。大約五點,我安慰崔大姐幾句,就離開醫院。我明天再來,期望有奇跡發生。  傍晚,我接到崔大姐電話:陸鏗七點零五分停止呼吸,陸大哥的心臟不再跳動,奇跡沒有發生。他不是說還要等我請他吃飯嗎?他怎麼停止戰鬥了呢?一個原本旺盛的生命,就這樣被一顆小小的肺血栓奪走,陸鏗在與死神搏鬥中,打了他一生唯一的一場敗仗。「這種人,在中國太少」   陸鏗生前要求後事從簡。六月二十六日,遺體火化那一天,仍有一百多位三藩市新聞文化界人士和陸鏗生前好友,前去與他告別。人們回憶陸鏗人生的傳奇,讚頌他作為新聞人,一生剛正不阿、直言不諱,以及秉性熱誠善良。一位在公共汽車上結識陸鏗的大陸移民,也趕來與陸鏗告別,他說:「陸鏗這種人,在中國太少。我希望中國有一百萬、一千萬陸鏗這樣的人,中國就好了。」  陸鏗終年八十九歲。根據陸鏗的遺願,他的骨灰將由他的兒子帶回中國雲南老家安葬。陸鏗生前為自己擬好了一句墓誌銘:「中國一記者陸鏗葬於此」。(作者是陸鏗好友、《人民日報》前記者、《海南日報》、美國《新聞自由導報》前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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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飛的鳥巢  與鳥巢總顧問艾未未對話 (杜明明)

  八月八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從籌備開始,環繞着鳥巢體育館的風波,可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刊專訪鳥巢設計顧問艾未未先生,請他談談有關鳥巢的風風雨雨,其中不乏過去未有聞問的內情,並深入了解他那被稱為「叛逆」的思想,包括對四川地震、對奧運、對國家的一些看法,其放蕩不羈的本性盡現眼前。——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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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正的報人 (卷首語-潘耀明)

  知名報人陸鏗先生逝世消息傳來,於我來說,並沒有太大意外。去年春天,陸鏗崔蓉芝伉儷取道香港返雲南家鄉,陸鏗患上了老人癡呆症及厭食症,只吃流質食物維生。原來身軀魁偉的他,已縮水成乾癟枯槁的老人,只有一雙眸子仍炯炯有神。  那次我在陸鏗下榻的尖東酒店毗鄰的一家上海酒樓請他與崔蓉芝女士等一干人吃晚飯。席間,崔女士說到陸鏗今天能吃這頓飯很難得,也可能是最後一次了。陸先生已是快九十歲的人,他的身體狀況又不好,相信再難涉足香港了,言語間泛著一縷蒼涼。我向陸先生探詢,如果寫一條新聞報道記敍這一頓飯,題目應如何擬?即使連親人也無法辨認的他,竟衝口擬出:「陸鏗最後的一次晚餐」,令滿座錯愕。一語成讖,這果然是陸先生在香港最後的一次晚餐。  陸鏗最不能或忘的,是他一生為之奉獻的「新聞」,即使是他患了老人癡呆症,他還能照讀報紙、雜誌;即使他已不求甚解,但仍可以琅琅朗讀刊物上的文字。因為新聞已溶進他的血液,鐫刻在他的腦海,成為他身體的一部分,此生再也不能割捨。不管怎樣,陸鏗的去世,遺下了豐富的精神底蘊,將為後人所傳說和感喟。  陸鏗對新聞理念的執著和堅持不屈,是令人感佩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在中國國民黨中央機關報南京《中央日報》登載了一則報道(1),揭發孔、宋兩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權在一九四六年三月至十一月八個月內,向中央銀行結匯三億三千四百四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二美元,佔國家同期售出外匯的百分之八十八。而當時國府的外匯儲備總數不過五億美元。陸鏗竟在黨報上揭露蔣總統姻親孔、宋的貪污案,可見他為堅持新聞報道,不畏強權的精神。他後來雖受到巨大壓力,卻堅持不吐露消息來源。即使被傳召去總統官邸,陸鏗寧死不屈,抱持著「反正要死了,就是一條命」的心態。為顧及國際輿論壓力,蔣介石只好網開一面,套陸鏗的話是「陰錯陽差的保住了頭」。  我曾指出,新聞記者是陸鏗終生的戀人,他得意時是新聞(採訪過不少國際的重大新聞),失意時也是新聞(為新聞坐過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牢)。他曾說過,無論什麼時候,心中佔主要的地位是新聞。(2)  說起陸鏗之當記者,卻是受到另一位大記者的啟發和激勵的,他就是作家兼記者的蕭乾。陸鏗遇見蕭乾那年是十九歲,他從烽火遍地的中原,陪祖母回雲南老家保山。他開始是當中學老師,在欣逢蕭乾後,蕭乾對採訪工作的認真、對受訪者的謙和、對新聞事業的熱誠和獻身精神,深深打動了陸鏗,從而決定走上新聞記者的不歸路。陸鏗入行新聞的啟蒙老師是蕭乾,他自稱,影響他最深的則是于右任先生,于右任老勉勵他們:「為維護新聞自由,必須要恪守新聞道德。新聞道德與新聞自由是相輔相成,沒有新聞道德的記者,比貪官污吏更還可惡。」(3)于右任不但使陸鏗認識新聞事業的真諦,而且使他在從事採訪的過程中,嚴格自律,並體會到「新聞記者是時代最快活的人」(4)。  陸鏗晚年思鄉情切,夢寐以求返雲南家鄉保山一趟,重睹家鄉的山山水水,並探望鄉親父老。但因陸鏗一九八五年夏在中南海訪問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訪問記觸及敏感問題,成為胡耀邦下台的導火線之一。此後陸鏗被中國當局拒絕入境,直到去年三月,才被批准返國。令人傷感的是,陸鏗是在無知的狀態下實現了他的夙願。  陸鏗已去,他的骨灰葬於他家鄉雲南的保山,這裏也是陸鏗走上新聞記者的起點,也是他記者生涯的終點,墓誌銘寫道:「中國一記者陸鏗葬於此」,這是陸鏗生前所擬的。走筆至此,耳畔仍縈迴他的一句話:「如果下一輩子叫我選擇職業和事業,我的選擇仍然是新聞記者。」(5)陸鏗可說此生無悔!注:(1)陸鏗:《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台北時報出版社,一九九七年(2)潘耀明:《也談「好事之徒」陸鏗》,本刊二○○七年三月號(3)(4)(5)陸鏗:《大記者三章.記者的精神與作為》,台北Net and Books,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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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類的共同課題﹕保護地球環境

拜讀池田大作先生刊登在今年五月份《明報月刊》的和平倡言《宗教的人本主義 世界的恆久和平》——心情朗然,有如荒漠中的甘泉。池田先生呼喚給宗教以人本主義,賦予人性化的內涵,以便使人類走向更加恆久和平美好的將來。池田先生回顧當今世界紛亂而無序的現狀,然後提出反思﹕「宗教到底使人變強還是變弱?使人變善還是變惡?使人更具智慧還是更為愚蠢?」那麼,人應該怎樣在教義下認識自己呢?人應該有三種身份﹕「鄉土居民」、「國家國民」,以及「世界公民」,因此,人不應過份執著於自己及國家的利益,應該積極培養為全人類做出貢獻的意識。宗教是無國界的,去掉執著,再給予宗教人性化,站在以人為本的凡塵,看無序的世界,那些氣候暖化、大氣污染、殘酷的戰爭、瘟疫、疾病,《京都協議書》都無法控制的世界,我們應該以人性化的宗教教義打開通向世界恆久和平的通道。一九八○年代我踏足南極,了解那皚皚白雪的上空,臭氣層的擴大,我已感受到「白色力量」的威脅與存在。為了進一步考察環境、氣候的轉變,九十年代,登上青藏高原雪域,那正是海灣戰爭後第一年。南極、北極、珠峰,這三極帶給我震撼,我隨著《白色力量﹕南北極的回響》大型畫冊的出版,又提出了「三極宣言」,力圖喚起大家注意「三極」環境的變化對我們家園的影響。我以人類依賴地球六種色澤資源的關係,向人類細訴其狀況﹕紅色熱能、黑色礦岩、黃色泥土、藍色海天、綠色樹林、白色冰雪。「六色」本是循環不息,但人類的破壞和干擾,以致「六色」失衡,大自然生態劇變,「三極宣言」呼籲人類應保護我們的家園。這麼做,正如池田大作先生長久以來通過藝術、文學,特別是攝影與自然對話,希望大家重新認識周圍的事物,論述的保全生態系統是全人類共同的課題,它的範圍超越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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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宗--人生小語

在月色昏暗的缺夕,上弦靜默地把澎湃的心濤擺平,當我們還在欣賞皓亮滿月,可憾,下弦正悄悄蠶食高漲的情潮。別氣餒!新月已經近了。我們要常常感謝上蒼:因為星星永遠在浩瀚的天空閃耀,回頭一看,得到的恩典超出所想所求。天雖不常藍,人生的道路也時有彎曲,但我信愛是恆久,一鱗半爪的愛,匯集成為力量,往往會創出奇迹。只要常懷感激,遇上行善的機遇,便不吝伸出援手,定可喜樂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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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奧運催生中國成熟 (國際瞭望台-邱震海)

  八月八日,舉世矚目、同時也令中國自身情緒大起大落的北京奧運將正式開幕。稱之為舉世矚目,不但由於這是四年一度的國際體育盛事,更由於國際社會從二〇〇一年北京申奧成功之後,與中國在諸多價值觀層面展開了極其艱難的磨合。其背景既有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因素,也有中國在崛起期給世界帶來的潛在心理衝擊的因素,到今年三、四月間的西藏騷亂和奧運火炬傳遞風波,為磨合而引發的摩擦達至高峰。  稱北京奧運令中國自身的情緒大起大落,乃由於過去七年來,中國在籌備奧運過程中試圖與世界接軌,但卻在接軌時產生許多從行為規範到深層價值觀的一系列衝突。這些衝突至今依然存在,想必也會在「後奧運時代」繼續延伸和發酵。  對國際社會而言,北京奧運是奧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主辦國政治價值觀遊離於以西方為代表的所謂主流價值觀之外的一個例子;再加上中國正處於崛起期,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在與西方所謂主流價值觀脫離的情況下,短時間內迅速崛起,令西方感到不安甚至擔憂。對中國而言,北京奧運恰逢洗刷百年恥辱,圓民族強盛之夢的極佳時機;但中國的崛起顯然缺乏民族精神世界成熟的鋪墊,因此無論在本身崛起的過程中,還是在被視為中國崛起重要象徵的北京奧運的籌備過程中,都顯示出一些成熟與幼稚、自信與自卑交織的複雜現象。  中西方由歷史、社會和政治背景所導致的深層心理背景,就構成了籠罩在北京奧運之上的一個雖看不見、摸不着,但卻能時時感受到的巨大氣場。「東方的悲情遇上西方的傲慢」,這是今年三、四月間西藏和奧運火炬風波登峰造極時筆者的總結,想必在北京奧運臨近開幕之時依然有效。  但最近,在北京奧運會倒數計時之際,中國官方有數個舉動引起了外界的關注:首先是中國政府與外國轉播商達成協議,允許擁有奧運轉播權的部分外國電視轉播商在包括天安門廣場在內的地區進行現場報道和直播;其次,中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視察奧運新聞中心時表示,中國政府不擔心負面報道,好壞任人評說;第三、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北京表示,平安奧運是北京奧運成功的最大標誌。  在奧運籌備過程中,中國官方曾提出過許多有關奧運的口號,其中包括「辦一屆歷史上最好的奧運會」。從「歷史上最好的奧運會」到「平安奧運」,其間的演變不是要求的降低,稍有不同的只是心態的調整,即不再以有爭議且難以企及的目標來束縛自己,同時給不同的勢力作為干預或指責的藉口。  在經歷了前一階段的種種風波之後,有一些問題值得中國繼續關注:一、正確認識中國與世界磨合的艱難程度;二、正確認識中國目前能力可以做到的程度;三、正確認識、調整並掌控中國在高速發展期的心態演變。中國融入世界並非以中國自身的誠意為轉移,而是涉及與國際世界在心態、價值觀和遊戲規則等方面的微妙磨合,其過程將是長期的,也可能是艱難且伴隨着種種風波;就北京奧運而言,中國應站在目前發展階段的基礎之上,不迴避自身存在的問題,不承諾難以做到的事情,以坦誠和真實示人,這樣反而有利於中國無論在前奧運還是後奧運時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  從這個意義上說,「平安奧運」是一個最低目標,也是一個最高目標;既是一個符合人性的目標,也是一個能最大程度跨越政治和民族分歧、凝聚共識的目標。奧運籌備過程的風雨和心路歷程,給中國留下了許多彌足珍貴的經驗。在「後奧運時代」,如何提煉這些經驗,使之更有益於中國長遠、健康、成熟的發展,將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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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胡耀邦立碑 (顏純鈎)

  一九七八年是不平凡的年份,當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不平凡的一次會議。中國歷史就此轉彎,中國人的命運就此改變,千秋萬代後,如果中華民族有更光明的未來,更燦爛的文化,要細說從頭的話,都得從一九七八年說起,而不是從一九四九年說起。  現在來看十一屆三中全會,更明白當年那一場仗打得不易,鄧小平還未上場,只能在幕後發揮其影響力,葉劍英主事,陳雲、李先念敲邊鼓,真正在台上打前鋒的,就是胡耀邦。  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今天看來只是常識的命題,當時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作了正面交鋒。從這裏打開一個缺口,使「偉大領袖」華國鋒地位動搖,於是批判汪東興、清算四人幫、請老鄧出山、為老幹部平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改革派步步進逼,保守派丟盔棄甲。  沒有鄧小平、葉劍英、陳雲主持大局,胡耀邦固然做不成這件扭轉乾坤的大事,但沒有胡耀邦身先士卒,披荊斬棘,也沒有後來一面倒的大好局面。  歷史改革的契機來自人民意志的集結,中國人對泛政治社會生活的徹底厭倦,使當時真正體察民意的共產黨人覺悟了,不管是為了救這個黨,還是救這個黨統治下的百姓,總之人民的命運與黨的命運在這個關口上微妙地統一了。而胡耀邦被歷史推到這個位置上,並且以他的赤誠之心,辦了這件解生民於倒懸的大事。  在共產黨人中,胡耀邦是少數真正摸到民間脈搏的領導人,因此在平反冤假錯案、經濟和文化開放、政治改革、民族政策等方面,胡耀邦都有不少超前的、帶點浪漫色彩的主張。他的很多政見觸怒了既得利益集團,因此後來慢慢變得孤掌難鳴,人民雖站在他的背後,但執掌權柄的最高層卻強敵環伺。今日回顧,胡耀邦是如此英明,如此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因此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他扮演了先知的角色。  他比另一些共產黨領袖更長遠地看到歷史發展的趨勢,更徹底地將人民利益和黨的利益置於同等地位(如果不是之上的話),更焦灼於政治與經濟背離矛盾的危險,更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  一個老人有赤子之心,有天降大任的激情,有過人的精力和學習精神,在一個渾沌莫名的年代,以孤身之餘勇,扛起沉重的黑閘,要放億萬中國人到有光明的地方去,而最終他卻被黑閘壓死,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是全體中國人的悲劇,是中國歷史的悲劇。  三十年後往回看,如果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胡耀邦便是總工程師,有了設計師的藍圖,還得有工程師去一磚一瓦建造出來。這位偉大的設計師,拋棄了他最信任的工程師,中國就建造成今日這個模樣,這是不是中國人夢想的美好社會﹖是不是鄧小平原來要建造的理想社會呢﹖  按胡耀邦更開放的路子來走,中國可避過「六四」一劫,政治改革更快一點,社會矛盾不那麼尖銳,黨內腐敗不會那麼深重,中國的前景會更明朗一些。  歷史選擇體現人民的意志,但歷史的必然性裏又包含了偶然性,歷史發展的趨勢不可違拗,但發展的軌迹卻又是曲折的。三十年前的一次會議,昭示今日的局面,而今日的局面,又昭示了什麼呢﹖  不管未來如何,胡耀邦的歷史貢獻都是不可否認的,將來的歷史會還他一個公道,將來的中國人會為他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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