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五十萬人持假文憑  誠信危機的集中反映 (華夫、一萍)

  今年三月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新一屆「內閣」亮相,其中一位引人注目的成員就是新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引人注目」之處,不僅因為發改委有「小國務院」之稱,更因為位高權重的「掌門人」張平只有「中專」學歷。  由於忽視了管理,濫發文憑的現象一度盛行,以致一些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疏通關係、找替身做槍手,與一些高校「合謀」,輕易就成了碩士、博士。以張平的官位,只要他願意「提升」自己的學歷,碩士博士什麼學歷拿不到?對比時下大學文憑氾濫、尤其是「權力文憑」頗受詬病,張平一紙中專學歷更顯珍貴、誠實與自信。一時間,民眾對張平好評如潮。換一個角度看,這正正是對一些官員文憑造假的反諷。三百元一張假文憑   一位業內人士認為,官員文憑造假有兩種情況:一是「真的假文憑」,即辦假證;二是「假的真文憑」,即文憑「注水」, 沒有相應的學業經歷和知識含量。  媒體披露出來的官員文憑造假第一人恐怕要屬胡長青了。這位因為腐敗被處以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長,曾經委託他人到北京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弄一個假文憑,結果受託人沒有弄到,只好到北京的中關村買了一個假的法學學士文憑。從此之後,胡長青就開始以「北大才子」自居,甚至自稱是「法學教授」,直到其腐敗案發,媒體才挖出他文憑造假的事實真相。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北京市假文憑販賣最為氾濫的正是在北京大學附近。幾位文憑販子聲稱,一張北大假文憑,本科三百元,碩士五百元,三天之內可以製假完成交貨;而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假文憑也是一樣的價格。  當然,一般官員很少會去街上購買假文憑,因為這些假文憑畢竟容易鑑別,一旦被查出來,當事人就會完全名譽掃地。而教育部對這種文憑的鑑別也已輕車熟路,教育部全國高校學生資訊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負責人說,為遏制假學歷證書,教育部幾年前就已開通高等教育學歷查詢系統,對假文憑的鑑別大為方便。高校合謀造假   真正讓大量官員趨之若鶩的,是「假的真文憑」。一般來說,官員由於具備一定的資源優勢,有條件搞到「假的真文憑」;再者,使用「假的真文憑」,不容易被識破,風險要比使用「假文憑」小得多。於是乎,一些官員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與高校「合謀」,通過非正常管道,輕而易舉便拿到所謂碩士博士文憑。如一些官員因握有各種專案的審批權,這種行政資源可以給學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經費等許多「好處」,這使一些高校自降「門檻」,與官員進行權學交易。還有一些高校因有利可圖,紛紛開設各種官員「文憑速成班」,包括開設各類本科、碩士、甚至博士培訓班,許多官員的文憑造假正是將這些短期培訓班的資格證書也算做自己的學歷,公開聲稱自己是某某碩士,某某博士。  在學歷造假問題中,地方又比京城要嚴重得多。雖然不排除有人的確是靠自身努力獲得學位,但其中造假「混」出來的學歷恐怕也不在少數。如在西部的一個貧困地區,從縣委書記、縣長、副縣長,甚至鎮長、鄉長,名片上大多印有「經濟學碩士」、「法學碩士」等名銜,令人匪夷所思。  同樣因貪污被判處死刑的瀋陽市原副市長馬向東,在職期間就曾通過造假手段,「名正言順」地獲得了研究生學歷。但知情者都明白,他在學習期間所寫的論文,都是由秘書組成「寫作班子」代勞的。  這些「假的真文憑」,儘管不是街頭巷尾文憑販子造假出來的,但卻是與高校合謀造假而來,同樣都是假學歷。難怪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此學歷造假「不但損害了高校的學術風氣,助長了官員造假之風,也動搖了整個社會的公平和信用基礎」。社會過份注重文憑惹禍   在注重文憑的今天,弄張假文憑當然不僅局限於官員的升遷之需。事實上,隨着社會各行各業對文憑異乎尋常的看重,推動假文憑市場需求日增,造假現象有越演越烈之勢。  翻開許多公司的招聘廣告,往往有一條用人標準:「大學本科以上」;一些機構更是不問緣由就提出「非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不聘用」。在這些公司和機構看來,大學生、碩士,這就是人才市場准入的最低門檻,否則,你就是想要做辦公室助理也不成。  專家分析,對求職人員來說,文憑、學歷就像一塊敲門磚,能立即吸引用人單位的注意;對在職人員來說,越高的學歷則意味着越多的晉升、加薪機會。正是這種主要依據學歷來決定待遇、薪酬的用人制度,促使了一些急功近利的人,不把心思放到提高自身素質上,而是鋌而走險,通過造假的手段達到個人目的。當學歷仍然作為求職、升遷等的先決條件時,假文憑假學歷的出現就是一個無法避免的社會問題。「沒有辦法才出此下策」   假文憑市場最初以知名高校為主,後來假文憑市場瞄準了一些不出名的高校。現在越來越多的假文憑開始仿冒一些不知名的大學,比如某偏僻省份的理工大學、政法大學或者冷僻的農林水利學院、師範類大專學校等。  而且與以往相比,「畢業」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造假者在增加。有關專家認為,這是因為近年畢業的本科學歷的學生可以在網上查詢到,這讓假文憑販子難以下手。  中國內地兩年多前的一次人口普查發現,全國填寫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人數比國家實際培養的人數多出五十萬人。這就意味着,中國至少有五十萬人持有假文憑。難以想像,就業時出示假文憑,提拔時使用假文憑,評職稱時使用假文憑……五十萬假學歷多麼令人觸目驚心!  在湖北隨州轄下的一個區,有一百三十二名教師弄虛作假,在評職稱時用的是假文憑。這些假文憑既有大學本科,也有大專、中專,都是教育局在評審教師職稱時查獲的。「如此多的教師以假文憑蒙混過關,真讓教育系統蒙羞。」當地教育局對這些教師作出處罰決定:假證沒收,師德量化考核作不及格處理,三年內不得再評職稱,且不能獲得任何形式的榮譽和獎勵,並在全區內通報批評。面對處罰,部分教師為假證感到羞愧,同時大吐苦水:「我們年紀大了,評職稱很困難,實在是沒有辦法才出此下策。」  河南蔣橋,一個省級地圖上找不到地名的彈丸之地,在全國的知名度卻超出了它所在的縣市,原因是這裏假證生意興隆。當地製假形成了產銷一條龍的龐大體系,生意不但做滿了河南全省,還做到了全國。從大學畢業證、高級職稱證甚至到軍官證、警官證等,什麼證件都能造假出來。有目擊者說:「在這裏,無論是批發還是零售,假證買賣過程就像是在集貿市場上買襪子一樣方便。」正規學校涉足其中   如今在假文憑市場裏,造假早已不再是「路邊攤、小作坊」,許多正規院校也涉足其中分一杯羹。北京某大學的網路遠端教育大專文憑,標價兩萬元;東北某大學成人高考文憑價格二萬二千元……只需一萬到兩萬塊錢就能買到一個大學文憑,更為古怪的是,這個文憑不僅可以通過人才大市場的驗證,居然還可以在教育部的網站上查到。  「成人教育現在是各高校非常掙錢的一個項目,而且市場又很大。」一位業內人士介紹說,學校為了擴大招生量,會把一些指標分給一些簽約的培訓機構,也就是所謂的教學點,同時會給教學點很大的自主權。教學點為了能招到人,一般都會許諾不用上課、不用考試以及提前畢業等,盡量滿足學員的要求。其中,最容易辦的是高校網路教育文憑證書,「網路教育從註冊到考試基本上都是由學校自己操作,剛開始時還相對正規些,現在越來越亂了」。造假網站幾可亂真   近年來,中國有關部門加強對假文憑假學歷的懲治力度。如中央組織部、教育部等四部委四年前掀起一次清查風暴,嚴厲打擊官員文憑造假,清查發現六十七萬名縣處級以上官員中,每四十名就有一人的文憑有問題。此次清查風暴一度讓官員文憑造假有所收斂。但是時隔不久,官員文憑造假又死灰復燃。  為了有效打擊假文憑,教育部對高等學校的學歷證書實行電子註冊制度。全國高等學校學生教育諮詢和就業指導中心,這是教育部認可的唯一一家具有權威性的學歷資訊庫管理系統,也是唯一得到國家承認的學歷證書的認證機構,上網即可以查文憑真假,原本以為這一下假文憑就無處遁藏了。但是,陸續查到有多個假網站進行文憑造假和販賣活動,它們的名稱和網址與真實網站相似,進行造假欺騙和詐騙活動。  莫非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造假製假防不勝防?增設「偽學歷罪」   對於打擊官員文憑造假,一些專家認為,官員注重理論素質的提高和知識更新,如能刻苦攻讀獲取更高學位,無疑值得鼓勵和提倡。但在選拔官員問題上,不斷追求高學歷,有的甚至以學歷層次劃槓,造成以權謀學、文憑造假,卻極不可取。他們呼籲,有關部門還是應該建立起一種長效機制,包括監督制約機制、懲處機制等,在官員選拔任用中,結合「德能勤績」等項全面客觀地綜合評定,重學歷但不單重學歷,全面杜絕官員文憑造假現象。  還有學者提出建議,有關部門應建立起一種對官員在職讀書的報批制度,嚴格審查其學費支出及學習情況。同時用公示的方法來預防「權學交易」,即官員的學歷變更要公示,把官員學歷變更的就讀院校、專業及學習年限、學習方式、證明人等內容以張貼公告的方式,在官員所在單位進行公示,並設立專門舉報電話,接受群眾和輿論的監督。  對於為數更多的五十萬人學歷造假,一些有識之士認為,這是社會誠信危機的集中反映。借助法制、道德、誠信體系的建設,杜絕假文憑,這是當務之急。有專家則反省當前的用人制度,認為盲目以「學歷論人才」的方式,不僅導致人才「難盡其才」,加劇人才的浪費和人才市場的惡性競爭,而且也導致一些人不擇手段地追求假學歷這種「學歷」符號。只有改革現行的用人制度,改變社會的價值評判體系和觀念,假文憑、假學歷問題才能根治。  還有人大代表認為,現在對於使用假文憑大多數是道德上的譴責,最多是紀律處分,遠遠沒有達到法律層面。對於製造假證,購買並使用假證的人,應該同樣要在法律層面上進行約束和制裁。為此,這位代表提出議案,建議修改刑法,在刑法中增設「偽學歷罪」,明確偽造和販賣學歷、學位等文憑證書的定性、罪名、處罰等法律條文,作為懲治學歷造假的法律依據,加大懲處,明確定罪。所謂治亂用重典,這一招不知能否收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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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忘卻的記憶  談勒.克萊齊奧的文學主題 (傅正明)

  魯迅在他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開宗明義地說,他寫紀念幾個遇害的「左聯」青年作家的文字,是為了將時時襲擊心靈的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魯迅在這裏表達了一個關於歷史記憶和遺忘的悖論。魯迅是勒.克萊齊奧喜歡的中國作家之一。我之所以借用魯迅的文題改動一個字,以探討勒.克萊齊奧的創作特色,首先是因為,記憶,如瑞典學院認為的,是他的重要的文學主題之一。但是,我還要進一步指出,在勒.克萊齊奧的許多作品中,同樣有一個記憶和遺忘的悖論。這是一個似非而是的矛盾命題,蘊含着豐富的哲學智慧和人生智慧。童年創傷的記憶   童年記憶,尤其是童年的創傷記憶,對於造就一個作家是異常重要的。勒.克萊齊奧一九四〇年出生於法國尼斯,但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法裔毛里求斯人。這個原本屬於法屬殖民地的島國,一八一〇年被英軍征服,淪為英屬殖民地。二戰結束後的一九四八年,八歲的勒.克萊齊奧隨母親移居尼日利亞,與二戰期間在那裏擔任軍醫的父親團聚。將近兩年後,他們全家遷回尼斯。從此,勒.克萊齊奧成為一位四海為家的「世界公民」。  勒.克萊齊奧的童年創傷記憶,折射在小說《奧尼查》(一九九一)中。小說開始的情節同樣發生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歲的孩子芬坦跟隨他的意大利母親航海去非洲,在尼日利亞尼格河畔奧尼查小城與已經記不清的英國父親相見。父親是一家貿易公司的代理商。三個人重逢之後要互相適應並不那麼容易,芬坦與他的父母由此構成典型的「俄狄甫斯情結」中的戀母反父關係。他在旅程中還不斷閃回童年患疥瘡的創傷記憶。但是,如果一個作家對人物做精神分析的描寫時,眼光僅僅囿於家庭小圈子,那是沒有出息的。勒.克萊齊奧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同時糅合了社會的創傷記憶。他借芬坦這個孩子的視角來看那塊殖民地,將殘酷的歐洲殖民者與天真善良的本土人作對照。作者筆下的母親,不但是芬坦的慈母,而且是一個富於社會關懷的人。她看到許多飢渴的囚犯帶着鎖鏈被迫去挖一個游泳池,毅然向當局提出了善待囚徒的請求。囚犯的條件因此得到了改善,但母親卻遭到警察驅逐,只好和失業的父親帶着芬坦移居倫敦,然後到法國落腳,情節繼續波瀾起伏地發展。  在《尋金者》(一九九三)、《隔離》(一九九五)和《革命》(二〇〇三)等小說中,作者在久遠宏闊的歷史背景中追溯了家族的記憶。事實上,法國大革命後,勒.克萊齊奧的一個先祖拒絕參加革命軍,因為參軍就得被迫剪掉長髮,他因此逃到毛里求斯,從此在那裏紮根創業。後來,勒.克萊齊奧的祖父曾費力尋找海盜埋藏的黃金,雖然未能如願,最終卻成了當地的甘蔗種植園主——一個根深柢固的種族主義者。他的一個兒子,即勒.克萊齊奧的伯父,因為娶了一個歐亞混血兒為妻,被剝奪了財產繼承權並被趕出家門。  在《尋金者》中,小說的青年主人公是一戰的倖存者,他漂泊到毛里求斯一個島上,依照父輩的線索在尋找寶藏時愛上一個少女,她教他如何在「文明」社會之外生活。《隔離》以勒.克萊齊奧的祖父和伯父的故事為素材。小說中的一個甘蔗種植園主殘酷剝削印度移民工人。他的兒子被趕出家門後,踏上尋找「自我」的精神之旅。在《革命》中,帶有作者自身影子的青年主人公馬洛走出法國看世界,從他祖父的妹妹那裏聽說了他祖父在毛里求斯的創業史,由此把歷史上的幾個崇尚暴力的時代銜接在一起:從法國大革命寫到二十世紀非洲有色人種的革命——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馬洛還目擊了一九六八年在墨西哥城「三種文化廣場」軍警屠殺示威學生的暴行,雜糅着作者自己難以忘卻的歷史記憶,也可以視為作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人類苦難歷史的記憶   上述作品表明,勒.克萊齊奧小說中的記憶超越了個人的、家族的和民族的範圍,往往是沉重的社會悲劇的記憶,是人類苦難的歷史記憶。  這一點,更鮮明地表現在《沙漠》(一九八〇)、《金魚》(一九九六)和《流浪的星星》(一九九二)等小說中。  《沙漠》有兩條敍事線索,一條線索是二十世紀初葉撒哈拉沙漠柏柏爾部落的故事,描寫他們在法國和西班牙殖民者的迫害下穿越摩洛哥逃亡的悲劇命運。另一條線索是一個美麗、勇敢的摩洛哥姑娘的流浪故事和愛情故事,她漂泊到西方世界成了有名的攝影模特兒,但她厭惡消費社會商業文明,最後返回故鄉尋找身份認同。  《金魚》中最初沒有名字的女主人公,同樣是摩洛哥的黑人孤兒,從小就被賣給一個寡婦。寡婦是猶太人,因此把她當做養女善待,給她取名萊伊拉。寡婦死後,萊伊拉遭養母家族虐待。作為非法移民,她在非洲、法國、墨西哥和美國許多城市四處流浪、逃亡。她不斷搜索自己童年的記憶,尋找身份認同,最後決定回到完全沒有記憶的摩洛哥故鄉。萊伊拉在逃亡途中始終帶在背包中的「聖經」,是反殖民主義的著名思想家法農(Frantz Fanon)的《地球上受苦的人》——「有色人種的革命手冊」。像為該書作序的薩特等一代法國左翼知識分子一樣,勒.克萊齊奧對法農極為推崇,甚至被批評家稱為「法農的門徒」。由此可見,這部小說生動地表現了逃亡與革命之間的悖論和審美張力。  出於深厚的人文關懷,勒.克萊齊奧像奧斯維辛的倖存者、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一樣,始終把人類殘酷的歷史,尤其是反猶大屠殺,視為現在時態。這一點,最鮮明地表現在勒.克萊齊奧的《流浪的星星》中。小說中時間跨度長達四十年的故事,始於二戰中猶太人大逃亡。主人公猶太少女赫勒尼隨母親從故鄉尼斯市逃到法國南部的聖馬丁—維蘇比小鎮。這是歐洲各地猶太人的避風港,由於戰事逼近,許多猶太人不得不翻越阿爾卑斯山尋找新的避難所,許多人落入納粹魔掌,被驅趕到奧斯維辛。赫勒尼的父親是法國共產黨人,參加游擊隊,進行抵抗和營救工作。天真的赫勒尼變得成熟起來,父親借用《聖經》中波斯皇后的名字,改稱她為以斯帖,意為「星星」,他把猶太人苦難的歷史記憶延伸到兩千多年前,同時也寄寓着祈求上帝藉以斯帖施行拯救的希望。以斯帖的父親和許多難民都遇難了,她的未婚夫也死於戰爭前線。她要繼續逃亡並找尋新生活,必須首先找到父親和未婚夫遇難的不同地點。換言之,她必須確定納粹屠殺現場和戰亂的地理位置,以保持個人和社群的苦難記憶並充當歷史見證。  當以斯帖逃往以色列抵達耶路撒冷時,邂逅另一顆「流浪的星星」——巴勒斯坦女青年涅瑪,她是在以色列一九四八年建國之際被強行送往難民營的。接着,作者以涅瑪的視角寫到數千名巴勒斯坦人被關押在一個難民營電網牆內,連聯合國運送食品的卡車也莫名其妙受阻,井水也枯竭了。涅瑪覺得:「……難民營無疑是世界的盡頭,在我眼裏,盡頭之外什麼都沒有,絲毫希望都沒有。」就這樣,以斯帖從涅瑪那裏學到新的一課。此後幾十年,痛苦的記憶一直無法抹去,不斷在以斯帖的記憶中閃回。她承認自己作為猶太人的一員,對涅瑪這樣的巴勒斯坦難民的苦難負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她自己的記憶,涅瑪的記憶,涅瑪對她的既懷疑又寄望的凝視的眼光,是激發她寫作的靈感。她的寫作,像作者本人的寫作一樣,既是一種「驅魔」儀式——驅逐記憶的夢魘,又是第一次受洗過後的「堅信禮」——堅信上帝的神恩,堅信基督的重臨,堅信歷史的夢魘終將結束。「天人合一」審美境界   對於歷史的夢魘,如果你時時刻刻銘記,甚至記仇記恨,尋求復仇,那就會背着過於沉重的歷史包袱,甚至會壓得你喘不過氣來。借用佛教的話來說,你甚至會被這種「我執」擊垮。另一方面,如果你壓根兒忘卻,那就患了歷史健忘症,它終究會導致「良心麻痹症」,同樣會使得你的「自我」膨脹。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同樣如此。因此,我們健全的個體意識與歷史意識和民族意識是分不開的,必須在記憶與遺忘之間保持一種張力或平衡。這種平衡,類似於真正的佛教徒在入世與出世之間的平衡,或道家的「為而不爭」與「清靜無為」之間的平衡。出世無為之時,文人墨客往往寄情於山水之間。  在勒.克萊齊奧自稱的他的「小小祖國」毛里求斯,大約有一半居民信奉印度教,也有不少人信奉佛教。勒.克萊齊奧本人於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在泰國佛教大學教過法文,難免受到佛教的影響。評論家Maurice Cagnon和 Stephen Smith以英文合寫過《勒.克萊齊奧的道家眼光》一文,載《法國評論》(The French Review)一九七四年春季號,可惜未能拜讀,只知道勒.克萊齊奧讀過老子的《道德經》等中國經典。但是,在勒.克萊齊奧的作品中,卻不難發現一種道家崇尚的「天人合一」的審美境界。  在小說《偶遇》(一九九九)中,一位過氣的電影製片人喜愛逍遙,喜歡在他的「船上小宇宙」中,「在金波蕩漾中遺忘世事」。倦於世事,與工業社會和消費世界格格不入的作者本人同樣崇尚大自然。莎士比亞有句名言:「輕輕一碰大自然,整個世界就親昵起來。」(One touch of nature makes the whole world kin.)著名的《安妮日記》的作者,那個猶太少女在書中寫道:「那些感到害怕、寂寞或不幸的人,最好的藥物是到戶外去,在可以靜心的地方,獨自面向天空,面向大自然和上帝……。」  上文論及的《流浪的星星》,筆調是沉重的,但勒.克萊齊奧深諳藝術的張弛之道,不時讓他的女主人公以斯帖像安妮一樣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得到喘息。第一章,以斯帖長途跋涉後,來到一個山谷。作者寫道:「以斯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可愛的地方。在成堆的原形岩石與鋪展地毯的苔蘚之間,在左邊略高的地方有個小沙灘,在那裏,一道水流柔和地濺起層層疊疊的浪花……。這個地方,在以斯帖眼裏,就像天國的意象一樣。」  在《奧尼查》中,勒.克萊齊奧對大自然的描繪更富於哲學意味。歐洲殖民者對非洲人的虐待與尼格河兩岸奧尼查的鄉村田園之美,往往形成鮮明的對照。芬坦和當地漁夫的兒子波尼交上朋友。波尼教會芬坦如何以一種新的眼光來觀照大自然,觀賞樹木的「生殖器」在附近「神池」中洗滌的景象。當芬坦進入水中,他體驗到一種寧靜的淡泊境界,減弱了反父的傾向。他第一次感到與父親的親近,認為母親般的水池可以使得他和他的父親和睦相處。他開始把自己的母親想像作大地母親。波尼還帶芬坦去偷窺一個聾女沐浴的情形。後來,芬坦把產床上的聾女想像為一位公主,一條河流——在作者筆下,她是無言的河流女神的原型。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源於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兩個生態學和美學命題的藝術範例:「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但是,勒.克萊齊奧筆下的「自然的人化」,並不要求我們在實踐中強行支配、主宰自然,而是教我們尊重自然,並由此提升到尊重人類的層次。而這裏的「人的自然化」,作為人類實踐的雙向對象化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則啓迪我們在社會實踐中將一切自然物種的尺度內化為我們內在的尺度,從而回歸自然,依照自然的規律對待並利用自然,真正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當我們把「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統一起來時,才能促進生態平衡,和諧地自由地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  勒.克萊齊奧認為,寫作就得尋求平衡,他在獲獎前的一次訪談中說:「這有點像騎自行車,我帶着這個觀念寫作:你必須向前才不會跌下來。」  勒.克萊齊奧的比喻是生動的,但語焉不詳。在我看來,寫作需要多種多樣的平衡,例如道德文章與審美情趣的平衡,感性描繪與理性思考的平衡,緊張與輕鬆的平衡,「深入」與「淺出」的平衡,質樸與文采的平衡,等等。勒.克萊齊奧小說中的記憶和遺忘的悖論,是一切有歷史眼光和當下關懷的作家在寫作中所需要的一種平衡。  (作者是本刊駐瑞典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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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字譜寫「我城」  記「我心中的香港——全球華文散文大賽」啟動禮 (孫 梅 記錄整理)

  在簇新的黃大仙龍翔中心商場大堂內,出現了作家和文藝工作者的翩翩身影,他們是專誠為了一個散文大賽啟動禮而𦲷臨祝賀的。本刊與領匯管理有限公司聯袂主辦「我心中的香港——全球華文散文大賽」,於九月二十八日舉行隆重而簡單的啟動禮。——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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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後怎辦? (卷首語-潘耀明)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後的路如何走,是中外共同關心的問題。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曾提出改革過程中的三大問題:一是農業問題,主要是糧食問題。他表示,農業上如果有一個曲折,三五年轉不過來;二是外匯問題,表示若果外匯短缺,造成外貿逆差,將拖改革開放的後腿;三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1)  在這三個問題之中,外匯儲備做得最好,農業問題還未完全解決得好。至於政治體制的改革,進展十分緩慢,造成了社會腐敗之風大熾,道德淪喪,加上貧富嚴重不均,都是眼下中國要面對的嚴重癥結。  中國現代化的道路,與其他新興國家的發展,有極大相似的地方。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家、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在專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書中,從宏觀上論述了不同類型的新興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所遇到的種種問題,引起極大的反響。他對第三世界新興國家作出全面的評估,要點如下——  一、與並存的西方發達國家比,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時期就是一個克服社會動盪和防止政治衰朽的歷史階段。動盪和衰朽的根源不是這些國家的貧困和落後,而是它們致富和發展的欲望。因為這些國家都企圖在短時期內全部實現早期西方發達民主國家在過去長時期內所做過的事情。  二、世界上第一個實現了現代化的英國,曾為此經歷過一六四九年到一八三二年共一百八十三年的時間,美國經歷過八十九年的時間,即一七七六年到一八六五年,歐洲其他十三個國家從拿破崙時代進入現代化社會的國家,也曾經歷過大約七十三年的時間。而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形式上進入現代化的第三世界國家有二十一個,歷時卻平均只有二十九年。  三、由於經濟的發展,集團的分化,利益的衝突,價值觀的轉變以及民眾參與期望的提高,這些急劇的變化遠遠超過了政治體制的承受能力,導致了社會的紊亂。這種過大的超前預期,違背了現代化的規律,無異於揠苗助長。  四、欲根除國內政治的動盪和衰朽,這些國家必須樹立起強大的政府,捨此無他路可走;強大政府的構建和維持依賴強大政黨的締造和鞏固,而政黨的強大不在於數量,而在於力量。政府強大與否,穩定不穩定,全憑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與擴大群眾參與水平二者之間求得最佳值,適時適度地調整這二者之間的關係,使之處於和諧狀態。  當前中國也反覆強調民族和諧和社會和諧。亨廷頓卻認為,社會和諧這種局面,端賴於領導人是否能夠對政治體制進行有效的改革(完善),並讓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當這兩者取得平衡的時候,便能營造和諧局面。  中國之改革開放,相對其他新興國家取得更顯著的成效,與上一代領導人鄧小平的堅定不渝的信心大有關係,他曾一再表示:「今後即使出現風波,甚至出現大的風波,改革也必須堅持。」(2)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黨中央曾經想走回頭路,慶幸鄧小平不誤時機地發表了「南巡講話」,表示了異議,重申堅持改革開放的必要性,改革開放才沒有被腰斬。  亨廷頓曾表示,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形式上進入現代化的第三世界國家歷時平均只有二十九年,中國已踏入第三十年。第三十年後,中國「如何克服社會動盪和防止政治衰朽」,相信已是當務之急,眼下中國社會出現嚴重的腐化,如最近出現的毒奶粉事件及民生必需品如食品、家庭用品的假冒偽造的普遍現象、醫療不講人道而全面向錢看、教育水平如江河日下……,決不是「神七」上天可以瑕掩瑜的,如果當局不從根本——即大張旗鼓地進行體制改革,讓傳媒以及老百姓參與監督,很容易引起「政治動盪和衰朽」,到那個時候,社會和諧局面,相信只是紙上談兵而已。  注:  (1)(2)田紀雲﹕《近距離感受鄧小平》,《炎黃春秋》,二○○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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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鴻--人生小語

世事有時候似乎很不公平,有些人天生聰明伶俐,四肢健全。少數不幸的人與生俱來有身體上的缺陷,或後天因為意外導致殘障。有些人會得幸運之神的幫助,輕易獲得成功;有些運氣不好的人,即使付出不少努力,仍然未見成功,不能夠出人頭地。縱然有這些不幸的例子,但都不應該令我們感到絕望、或是想放棄。正如最近的國際傷殘人士奧運會就是一個好的例子,各運動員克服身體上不同程度的傷殘,努力不懈,最終得以成功。偉大的英國詩人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雖然晚年失明,但他仍然以這句話勉勵自己:”They also serve who only stand and wait.”(你的存在,已是一種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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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的調適 (國際瞭望台-邱震海)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由中國主辦的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聚焦當前全球頭號問題──金融危機,並出台了一份主席聲明,以應對國際危機。  過去十二年,這峰會已成為亞歐之間溝通的最重要平台,其作用越來越為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重視。尤其是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如何自處,這既是中國和亞洲自身的挑戰,同時也是歐美國家和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歐峰會的作用顯然不同於亞洲與美國的溝通或中美峰會:由於亞歐是兩個擁有古老文明的大陸,曾經有密切的往來,更主要的是雙方目前都不是世界霸主,因此雙方的溝通對穩定和平衡世界秩序顯然有著不同於美國的另一層意義。  由於恰逢國際金融海嘯,這問題成為亞歐峰會的主要焦點。對於中國,這是發揮作用的極佳機會。如上所述,中國崛起令包括歐美在內的現有世界秩序的主導者受到很大的心理衝擊,出現許多習慣性的反彈。同時,中國也面臨心理上的重新調適,某種程度上也會出現看似幼稚和不甚成熟的種種舉動。  所有這些潛在的心理衝突在二○○八年達到頂峰。由於北京奧運和西藏風波,同時也由於雪災、四川地震,這一年成為中國大喜大悲的一年,也成為中國與西方關係大起大落的一年。如果說今年上半年的奧運火炬傳遞和西藏風波是中西雙方的第一次重大心理衝擊和調適,其特徵是雙方的拒斥乃至對抗,那麼下半年的的國際金融海嘯則是給了雙方一個新的融合機會,也是中國在各方期待下發揮國際秩序穩定作用的極佳機會。兩者殊途同歸,既是國際秩序重塑過程中的必經之路,也是中西雙方的共同成長過程。其間的種種磨合可稱為雙方共同的「成長煩惱」。如果能從這一角度來看此次亞歐峰會中國發揮的作用,人們也許可以有多一層的思考。  在經歷了所有這些風波、衝突和磨合之後,現在恐怕是人們逐漸跳出這些事務性表層,進入雙方文化磨合的深層的時候了。畢竟,現有的國際和心理秩序維持了幾乎五百年,重新打破和適應需要時間,需要中西雙方的文化學者和思想家一起來共同應對,因為隨著國際秩序重塑而來的雙方心理動盪,究其本質是一個文化心理問題。因此,中國文化如何為世界認同?中國文化的哪些要素可以在未來新的國際秩序中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尤其是中國文化逐漸走向世界,如何尋求與西方文化在人類共同價值觀上的溝通與認同?這些恐怕是中西文化學者和思想家們應該尋求溝通和對話的地方。  筆者十月中旬率攝製組到西安,與一些文化學者就以上問題進行了座談,其間產生的一些思想火花頗有啓發。眾所周知,西安古稱長安,是中國十三朝古都,廣為人知的是其中的周秦漢唐,尤其是漢唐這兩個中國歷史最輝煌的朝代。一些學者認為,人們現在有必要思考和提煉中國文化的內涵。所謂的復興中華民族,究竟是以什麼為依歸?  有學者認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應該是民族自信心的恢復,但這絕非極端、狹隘的民族自信心,而是類似漢唐時代的開放、包容和氣度;中國文化和國民集體心理如果能逐漸剔除過去幾百年導致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落伍的不良因素,繼而弘揚、光大中國文化中的積極、正面的元素,就能逐漸與世界取得良性的溝通,使中西方都能逐漸跳出各自的圈子,站在人類共同的高度,審視彼此的情緒,回應共同的挑戰。  也有學者認為,西方文化及其處事方式具有濃重的父性文化的特徵,即以秩序、強硬乃至對抗為主導,而中國文化卻具有母性文化的特徵,即更多強調包容、柔性和協調。從這個意義上,未來世界更多可能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擔當父親的角色,而中國則可擔當類似母親的角色,兩者相輔相成,但在開始階段肯定將面臨一個心理的調適過程。另外,西方的法治文化由於西方現代化的成功而成為人類普世價值之一;但東方文化有其自身的調節衝突機制。在人類進入第三個千年,所有這些可能正出現磨合、交融的新跡象。  二○○八年,中西雙方從上半年的對抗到下半年的協調、合作,除了折射中國自身的悲喜起伏之外,也在未來國際秩序的重塑、中西集體心理和文化溝通方面,提供了許多進一步對話和溝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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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體制改革刻不容緩  專訪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改革開放三十年-張 弘)

  在外界看來,中共中央黨校一直扮演著中國共產黨智庫的角色。去年,《攻堅:十七大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一書進入了公眾的視野。到現在為止,這本書已經賣出了數萬冊。該書對於十七大後中國政治體制為什麼要改,改什麼,怎麼改,改到什麼程度等問題,設計出一個權威性的、完整的、務實的、建設性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近日,本刊駐北京特約記者採訪了該書總撰稿人、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他為我們詳述政治改革對創業就業的良好影響、中國現今合法腐敗的嚴重情況,並剖析人大制衡作用不足的問題。——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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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期的台日關係  馬英九「特別夥伴關係」的來龍去脈  (國事縱橫-林泉忠)

  馬英九上台後,台日關係一度跌至谷底。不過,「聯合號事件」只是雙方摩擦的導火線,涉及人員更替的結構性變化才是其本質。其後,馬提出台日關係新定位,以留住牽制北京的牌。然而,轉型期中的「特別夥伴關係」又能有多少實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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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困境 推動新政  專訪台灣行政院長劉兆玄 (國事縱橫-楊力宇)

  台灣新政府上任已經五個多月,不但選前的承諾多未兌現,且面臨甚多嚴重的問題,新內閣的民意支持度也持續下跌,新閣揆劉兆玄承受無比的壓力。為了深入了解台灣新政府的新政策及施政重點,作者向劉兆玄提出一系列書面問題。劉是作者過去的「高足」,多年來保持聯繫。在其書面回應中,劉揆坦承台灣今日面臨的困境及種種問題,但堅持務實推動新政。——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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