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大陸政策的內涵 (邵宗海)

  馬英九贏了台灣大選之後,基於他過去的一些有助於「兩岸關係」改善的立場與說法,固然很多人對他的大陸政策開始有了較高的期待。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不少人也對他在選舉時期的「本土傾向」有了另外一種注意,覺得他執政之後的「兩岸關係」會否因為他競選時的政策宣示有點「台化」,進而讓目前僵持的局面繼續停滯。  因此本文將在三個層面上去尋求答案,分析那些才是他一貫的立場,那些則是他遷就的轉折。只有經過這樣的過濾與釐清,我們才能真正看到馬英九大陸政策的內涵,才能清楚描繪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北京「一中」沒交集   在「大陸政策立場」層面上,馬英九的看法不僅延續了國民黨傳統觀點,也接受了國民黨在連戰主導時期的走向,當然也與台灣民間多數的主流意見相符合。最重要的是似乎北京也在相當程度上認同了他的看法。為了更清楚了解馬英九的大陸政策,我們用縱向解剖的方式,去分析馬英九選前選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一、對於一中原則或九二共識,馬英九一直是主張「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但對於一中,馬英九仍拘泥於一九九二年台北國統會「一中意涵」的框架,那就是所謂「憲法一中」的解釋:「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馬英九在二〇〇五年十二月說過,大陸方面要解釋一中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按照《國統綱領》的處理方法,就是台北不去否認它,但若依照《中華民國憲法》,那麼台北就無法承認它。  至於未來國民黨的兩岸論述及其路線,馬英九也表示應以《中華民國憲法》為本,因為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很明顯已定好框架,是一國兩區:一是台灣地區,另一是大陸地區,而不是「一邊一國」也不是「兩個國家」。  馬英九當選之後,他在三月二十三日接受國際媒體訪問的記者會上,是對「一個中國」與「九二共識」做通盤處理。在記者會上,馬英九不太願意對「一個中國」只是做贊同或反對的單純表態,他相當堅持來說明「一中」在中華民國憲法層次上不是問題,只是對兩岸來說具有不同的內涵。所以馬英九相當清楚的給予目前在兩岸有爭議的「一個中國」重新定位:「不是兩個國家之間的問題,而是兩岸主張有衝突」。  對於一中原則是否要處理,馬英九間接提出另外一種看法來尋求「擱置」。他的建議是,現在的國家理論還不可能一個國家有兩個政府,或者一個領土上有兩個國家,這需要兩岸去談判,但是目前無法解決,所以最好就是現在不必去計較。  嚴格說來,馬英九從未迴避過「一中原則」這個問題,不過,他與北京所認知的「一中」內涵,也從沒有任何交集。  二、馬英九曾在選前(三月四日) 與各國駐台使節包括美國AIT處長楊甦棣以及數十家國際媒體茶敍,說他一旦當選,將在「三不(不統、不獨、不武) 原則」下,在「九二共識」基礎上,與北京重啟兩岸對話。等到他當選之後,更認為一旦恢復兩岸談判,要回歸到兩會協商制度,確定今後將由兩會直接處理兩岸敏感問題,不必非得經過高層或密使。  不過,兩岸重拾談判看起來也並非坦途,因為馬英九提出了和談前北京必須先行撤除飛彈的前提條件,而且他也同時釋出「和平協議會談沒有時間表」,表示台北已有長期等待的心理準備。「常態包機」方式三通  三、對於兩岸經貿、文化交流,由於不受兩岸主權或政治定位的影響,因此馬英九認為可以加強。至於二〇〇五年「連胡會」五點願景中涉及兩岸交流部分,馬英九對於對岸同意共組「共同市場」顯然相當讚許。在這次大選中,「兩岸共同市場」成為馬英九拼經濟的一張重要王牌,而且,即使在對手污名為「一中市場」時,馬英九也沒有退縮過,證明他對此政見的重視。此外,馬英九也希望台灣多珍惜「兩岸交流」中一些因特殊關係而獲致的成果。譬如說,在農產品銷大陸時,其中就有十五項農產品對岸給予零關稅優惠。依馬英九的看法,有許多人已質疑大陸違反WTO規定來獨厚台灣,如果大陸都已做到這種程度,而台灣尚不領情,就有點矯情。  四、在三通方面,馬英九主張全面開放。馬英九在三月二十二日接受海內外記者專訪時所拋出「就職後立即開放直航」的說法是他推動三通的最新建議。但是要注意馬英九的宣示是指「包機直航」,而非「班機直航」。馬英九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對多位台灣科技產業高階主管說的話最為清楚,他說:他如果當選,預定最快七月一日前即可實施兩岸「周末包機」,年底前進一步推展至「每日包機」,預計明年六月前包機將成為「常態包機」,那個時候也可稱是兩岸正式三通。統一立場與胡錦濤相同   馬英九曾表示,國民黨不贊成國家永久分離。但是他也不認為這個時候要去討論統一問題。馬英九強調說,並非這個問題不該談,只是時機未到,談了也是白談。與胡錦濤說過「統一的路會走的很長」相較,兩人都具有共同的觀點,那就是現階段兩岸對防獨的看法具有相當程度的重疊,而對於未來兩岸統一的事宜,則是認為尚需要時間來培養雙方的默契與氣氛。  馬英九固然是反獨,而且也主張國民黨不以「台灣獨立」為選項。但在「統一」議題上,馬英九仍然認為屬於「選項」。在二〇〇六年一月五日接受報章訪問時,他說:「台灣是個自由社會、統一、獨立、維持現狀都是選項,每次民調都是選擇維持現狀的民眾最多,國民黨的目標也是維持現狀。」其實馬英九的心裏,固是反對法理台獨,但又不是急着想與對岸商談「統一」,所以只有「維持現狀」才是他目前比較傾向的兩岸狀態。  在當選後的國際記者會上,馬英九說了極具新意的一句話,他說:就職後他不排除訪問中國大陸,原文的說法是「如果有必要,我會考慮」,如對照前一晚他當選後的國內外記者會上對同樣問題的回答,馬則是說他「沒有這樣的考慮」。值得注意的是,記者詢問的題目雖然相同,但是三月二十二日記者問題的「時間」是設定在「當選後、就職前」,而三月二十三日的國際記者會的時間點則已設定在「就職後」。前者時間點馬英九還未具官方身份,可是後者時間點他已是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前後回答的內容固然有異,不過若對照馬英九在記者會上一再強調「台灣主體性要獲得尊重」,他後者的回答就極具意義。  基本上,馬英九從來沒有否定過中國走向統一的可能性,但是他也沒有排除台灣民眾應有台獨選擇的權利,不過在他的內心世界,台灣至少在面對大陸重啟協商或進行整合時,絕對要先有「主體意識」與「對等權利」。區分「中共」與「中國」   另外要解讀馬英九的大陸政策,到底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動力還是阻力,必須從下列兩個層面深入探討:  第一、是他個人從小因環境就養成的「反共」個性。首先,馬英九出生在香港,造成他成長背景的艱困正是國共內戰的結果;加上馬英九就讀台灣大學法律系時,也擔任了台大學生會的總幹事,當時正值釣魚台保衛戰事件發生,對於北京處理態度的軟弱,馬英九的不滿一直是溢於言表的。  此外,馬英九對中共也有固定刻板的印象,覺得它是專制、集權、缺乏民主的制度。他非常同情「八九」民運學生與法輪功人士,最近尚多了西藏。但馬英九就他對中共印象的公開談話,確是相當有限,語氣比較重的一次,是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五年來中共的對台政策,在『一國兩制』,『武力威脅』及『國際孤立』三方面,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因此,我們絕不可對中共存有任何一廂情願的想法。」  對於中國,馬英九其實是把「中共」與「中國」區分了。他曾說:「我們反對的是『中共』及『中共政權』,我們關懷的是『中國』與『中國人民』」。  第二、馬英九在競選過程中經常帶有「本土言論」,除了他要認知到台灣選舉必須具備「本土意識」外,也是由於他作為外省第二代必須避免被對手抹紅。有二件他在競選過程中的因應措施,可以非常明顯看出馬英九必須用「本土VS本土」的策略:一是因應陳水扁的「入聯公投」攻勢,馬英九提出了「返聯公投」的對應措施,而且還不排除採用台灣的名義;另一則是因應西藏的動亂,馬英九在對手還沒有攻擊他是中共同路人之前,就已經先行猛批北京藐視人權,而且還提出不排除要杯葛北京奧運。  但是事後我們也看出,國民黨中央在馬英九的默許下,並沒有強烈推動「返聯公投」,最終,讓北京傷透腦筋的兩個公投案最後均未能通過;而杯葛奧運一事,馬英九至少說了幾次:「這是有前提的。」  更重要的是,馬英九再怎麼企圖走向本土,憲法一中的立場他從來沒有動搖過,這也是他多年來堅持「九二共識」的關鍵所在。  馬英九作為外省的第二代,的確很難抹去那股原生的「中國情懷」;但是住在台灣這塊土地超過五十七年後,幾乎就是他一生的記憶,更難去否認那份本土的「台灣情結」。看馬英九的大陸政策,不應只看政策內容的解讀,可能更多要滲入一份對他「中國情懷」與「台灣情結」的感受。至於北京方面,如果北京把馬英九的新意對照陳水扁的舊酒,這應該讓中南海剛出爐的領導班子有了份寬心;如果北京覺得馬的新意只是重新包裝的新瓶,那麼兩岸關係的改善,還有一段漫長、艱困的路程要去跋踄。(作者是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大陸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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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的電影藝術 (阿蘭.邁勒卡)

  《側影或影子》是高行健的第一部電影作品,作者首次大膽嘗試,讓電影成為全方位和全視野的活的記憶。  高行健的電影藝術正在實現,觀眾在分享創作過程的同時,與作者同步去發現,並走入電影展示的世界。不知不覺中,從畫面到音樂,從音樂到聲響,作品引人入勝。  正如英國攝影師繆布吉(Muybridge),在動作中分鏡頭,一組組鏡頭如同編舞,一組組的舞者形態十分特別。高行健的電影也是極為特別的,畫面看似造型藝術,從攝影機的主觀的眼光去發掘,而電影的結構又靈活多變。  作為作家和導演,尤其是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全方位藝術家,高行健的電影裏的造型藝術很重要,而戲劇結構和純敍述仍然穿插其中。因而,他的電影劇本結構有動有靜,有張有弛,也即戲劇的張力與收放,而色彩也隨之顯示微妙的差別。高行健的導演藝術把間歇作為給觀眾的喘息之機,這些間歇又並非只是單純的鬆弛狀態,而是貫穿在戲劇結構的脈絡中,是對主線的反襯,有如維爾萊(Verlaine)和拉伯雷(Rabelais)的詩行。文學繪畫化成鏡頭音樂  毫無疑問,高行健拒絕妥協,堅持找尋自己的電影形式和風格。   我們還可以看出,大師遠離規則,獨具一格,也遠離種種簡便誘人的配方,恰如影片中的人物(由他自己扮演),孑然一身;拍攝時俯視人物,空際自然是仰攝。在整個電影中伴隨我們的是始終不變的自由精神,它對於《靈山》的作者高行健是如此寶貴,也已成為創作的前提,由此帶來令人驚訝的即興發揮。由於有即興發揮,同時也按計劃拍攝,我在工作過程中常常會感到起伏跌宕。之前做好準備工作,卻又不過早限定,現場可以隨時抓住時機,靈活處理。當然總是圍繞三個基本元素來尋找電影的詩意﹕聲音、畫面和音樂。  聲音的世界裏蘊藏著令人著迷的可能。比起畫面,聲音的力量有時更直接,觀眾並不意識到自己被聲音打動,而音樂的感召讓人進入藝術家的視野,這裏有對人類生存條件令人震驚的觀察。  我可以說,和高行健的這次合作令人愉快而充實,高行健觀察並吸收我們準備好的材料,再把感受放到電影裏去。他好像是另一個攝影機,以他的頭腦啟動。  高行健在《側影或影子》這部影片中,把他的文學和繪畫融合成鏡頭和音樂,猶如麥爾維爾(Melville)的詩歌。看《側影或影子》的觀眾,自然要先忘掉電影通常是以故事情節進行的,得進入一個形象世界而感到愉悅。只有拋開通常電影的詮釋和表演,才能看出高行健的電影中的奧妙。比如,現代舞的舞者都懂得自己並不只是在跳舞,舞蹈是一個過渡的手段,他要通過身體傳遞出自身真實的故事。高行健的電影與觀眾的關係也同樣如此。他把未知的置於一個可見的空間,把無形的變成有節奏的視象,令人著迷。他的電影是審美與敍述的較量。他竭力展示一個當代故事的詩意空間和對人際關係的獨特領悟。他的對象是感覺,而不是敍述。預告新的電影樣式   我和讓.路易.達爾曼(Jean Louis Darmyn)有幸參與了整個創作過程,從中體會到電影藝術並不等同於電影技術,兩者的追求有可能大相逕庭﹕導演藝術也不屬於一種專業技能。並不是拍攝前就已經有內容在那裏,只是通過拍攝把內容搬上銀幕,那只會是娛樂性的電影,或是更為差勁的毫無意思的拙劣的作家電影。  這部影片的剪輯由三個獨立的電影元素相互碰撞而成。不同的畫面打破和諧的剪輯更增加了畫面的張力。這種張力來自造型語言﹕從一個畫面到另一個畫面,從情節到繪畫,從戲劇到歌劇,高行健遊於線條、色彩、節奏和運動之中。  這部作品是巨大的。正如愛森斯坦當年處於現代電影的開端,高行健的藝術超越了許多當代的電影編導而屬於未來,他超越他的同代人並找到自己的路,一種結構與詩意的電影,導演的自由有時會讓人覺得困惑,而這部作品則是超越時代的組合。高行健確實是一位詩人,預告了一種有待發明的電影樣式。  《側影或影子》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主導的第一部影片,在拍攝過程中,我學到了許多東西,尤其是在觀察他尋找自己獨特的電影語言的過程中即興創作,展現了奇特的效果,捕捉鏡頭裏瞬間的真實,同時又不失劇作的原有精神。  通過他這部獨特的作品,高行健向我們展示電影藝術是一門最國際化的藝術,人們一個世紀以來的探索遠遠還沒有窮盡。怎樣讓各門藝術有機的融合到電影中,並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而在高行健展示的藝術世界裏,我們卻看到不同類別的藝術融合得天衣無縫。電影藝術家的魔力就在於通過電影媒介,把自己的思想傳達給觀眾,又像魔術師的手同時在把玩鏡頭和景深,隨時賦予審美的感受,於是剎那間,一個令人驚訝的廣闊無邊的世界向他敞開了大門。(作者是法國作家和電影工作者。香港藝術中心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將公映《側影或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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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開綠燈的時候了 (卷首語-潘耀明)

  我先是《明報月刊》讀者,隨後成為作者,今天成為顧問,跟《明報月刊》這段因緣,也可以說有八九年的歷史了,所以《明報月刊》對我是一個很熟悉的園地,也是我的園地,而且《明報月刊》不僅是香港的文化人的一個刊物,應該說也是當今全世界華人的一個重要的、自由的、發表各種各樣不同聲音的學術文化的園地。(1)  高行健來了。這是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後的第二度來港。高行健二○○一年曾應本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邀請來港,他在本刊三十五周年的慶典致辭說了以上一段話,對本刊仝人一直是鞭策和鼓舞力量。  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後,持強烈異議的聲音不是來自西方,而是他的祖國。中國官方在高行健獲獎後便連篇累牘進行批判,這種由官方發動批判的運動,令人想到毛澤東時期的「反右」和「文革」等中國歷次運動,使人有時空倒流之慨!之後官方又提出「三不」,即對高行健不批判、不登載、不點名,後者與鴕鳥政策無異。  近年官方對高行健又採取較溫和的「不過問」政策,容許高行健的名字在內地的一些刊物及書本出現。茲舉一例,最近讀到《我和艾青》一書中,其中有一段話談到高行健的文字──  艾青闊別巴黎四十八年之後,又重訪巴黎。在巴黎國際研討會上,與會者對艾青在抗戰期間寫的作品,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高行健離京前對我說:艾老的詩論,始終沒有引起詩歌界重視。我認為他的《詩論》和《詩人論》,應給予很高的評價。這次去巴黎開會,我要專題談艾老的詩歌理論。他在大會上作了《艾青的詩學》的報告,反映很強烈。(2)  兩年前,我在韓國外語大學遇到一個南京大學的教授,他告訴我,南京大學有一位學生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論高行健的創作》,這個論文題目已為學校所接受。可以想見,中國官方對高行健的箝制已有所放鬆了,看不到當年聲色俱厲的臉孔。  高行健不過是一個文人,他一直主張作家首先應當「自救」,從各種主義、集團、政治陰影和巨大的商品市場網絡「逃亡」——脫穎而出(3)。所以他不參加海外民運陣線等政治團體,也受到某些人的非議。對這樣一個追求純粹的文學創作的作家來說,中國官方對他大張旗鼓地批判,倒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有些人認為,嚴格來說,高行健不屬中國作家,他已入法籍,他的獲獎,與他的祖國無關。事實上,高行健的獲獎作品《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首先是用母語寫的,他的作品具有中國特有的禪味和韻味。法國總統希拉克在致高行健的親筆信中也感激「高行健以中國文學豐富了法國文學」。劉再復認為,高行健的成功「是我們母親語言的一次勝利」(4)。七年前,我們曾在這裏提出這樣的質疑:法國人「能充分認識到高行健的作品對於法國的意義,而中國人難道就不會認識到用中華民族的母語寫作成功的意義嗎?」(5)  文學與其他藝術如繪畫、音樂等一樣,都是超越時空、政治的,一旦受到政治干預,便被扭曲、肢解,缺乏生命力,甚至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如六十年代在內地炙手可熱的《歐陽海之歌》、《金光大道》等等緊跟政治運動的作品,已被時代所淘汰,成為明日黃花了。馬悅然教授指出:「自四十年代起,中國大陸政府在摧殘自己的文學上的確不遺餘力。然而,我仍然誠摯地盼望這些作家及他們的同行能夠在沒有政治干擾的情況下,持續地進行他們的創作活動。」(6)  我們相信,在可以預見的日子將還高行健一個公道。已逝的作家巴金、表演藝術家趙丹都曾公開撰文要求「黨不要過問文藝」(7),中國政府是對文藝開綠燈的時候了!注:(1)高行健﹕《商品社會衝擊下的文學創作——高行健在本刊創刊紀念酒會上的講話》,《明報月刊》,二○○一年三月號(2)高瑛:《我和艾青》,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二○○七年一月(3)高行健:《沒有主義》,天地圖書公司(4)劉再復:《新世紀瑞典文學院的第一篇傑作》,《明報月刊》,二○○○年十一月號(5)潘耀明:《「歲不寒無以知松柏」》,《明報月刊》,二○○一年二月號(6)馬悅然:《盼望大陸中文作家不受政治干擾——對中國政府關於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之反饋的反饋》,《明報月刊》,二○○○年十二月號(7)巴金:《隨想錄》,北京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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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的科學源頭在哲學 (李致重)

  《明報月刊》二○○七年第八期刊登了筆者《中西醫學之間的公理性原則》一文,介紹了中西醫比較研究的部分結論性觀點。  中西醫比較的目的,在於釐清中醫的科學定位以及中西醫的相互關係。而比較過程中令人最感痛切的,是中醫在故鄉日漸衰落的主要原因——外來的近代科學主義,自身的哲學貧困。科學一詞的來歷與含義   在希臘,科學最早的含義即知識(episteemee)。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開卷第一句話便說:「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對感覺的喜愛就是證明。」台北苗力田在其翻譯《形而上學》一書的序言中強調:「科學是目的不是手段」,是「關於永恆和必然的認識……知識也就是科學」。在中國,《禮記.大學》裏「格物致知」的表述,與亞氏的意思極其近似。因此當科學一詞在中國出現之前,外來文獻中凡應譯為科學的地方,皆譯作格物致知,或者格致之學。  科學一詞是「出口轉內銷」來的。日本明治維新以後,西方學術蜂擁東進。譯者按照分科之學的意思,把融入日文的科與學二字組合在一起,故科學一詞發明於日本。科學一詞是一八九三年傳入中國的。在康有為翻譯的日本書目中,首先見到了它。接着一八九六年嚴復在翻譯《原富》一書時,將過去譯作格物致知的地方,全部改為科學。所以,科學一詞源於中國文字,滲透着日本人的智慧,後來又回到了中國,成為今天婦孺皆知的辭彙。然而從本意上講,科學就是知識,知識就是科學。進而準確、嚴密地講——科學是分門別類的知識體系。  科學門類涉及自然、社會、生命、思維各個領域。在自然科學裏,有以事物運動、變化的過程為研究對象的科學;有以物質形態、結構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前者以哲學的觀念與方法為指導,從觀察事物運動、變化的現象(亦即狀態、信息、物候、證候等)起步;後者以近代物理、化學的觀念與方法為標準,從認識每一具體物質的形態與結構着手。用《周易》和《形而上學》的概念講,前者是研究事物形上屬性或原形的科學;後者研究事物形下特點或原質的科學。主觀地把近代物理、化學的觀念與方法,視為一切學科的至上信條或唯一標準,那就犯了近代科學主義的錯誤。這一錯誤,在醫學領域尤其突出。哲學是科學的科學   哲學一詞也是「出口轉內銷」來的。在希臘,哲學(philosophy)最早的含義是「愛智慧」。《尚書.皋陶謨》有「知人則哲」之說,所以在中國,哲人通常指才能見識超越尋常的人。明治天皇六年,日人西周取意於哲人之學,將西方的愛智慧之學譯為哲學。到民國初年,耶穌會士馬相伯仍然將西方的哲學譯為格致之學。說明在當時中國人的眼裏,哲學與科學都是格致之學。民國初期,教育部的大學教程中始有哲學一課。標誌着哲學正式從日本落根到中國,成為中國通用的新名詞。  當代對科學與哲學的界定是:科學是關於自然、社會、思維的知識體系;哲學是關於自然、社會、思維的一般規律的總概括。一般,即普遍的意思;一般規律,即對各種事物共同規律的總概括。所以哲學是研究一切事物共同規律的學問;科學是研究某一具體事物的知識體系。顯而易見,哲學概括的層次高於科學。台北哲學家鄔昆如用「定位宇宙、安排人生」八個字來形容哲學的價值。德國哲學家胡塞爾有一本哲學專著,書名就叫《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而「哲學是科學的科學」的說法,在中華文化圈早已耳熟能詳。  鄔昆如在哲學分類上的觀點是:知識論是哲學的入門,形上學是哲學的體,倫理學是哲學的用。所以,形上學可稱之為哲學的核心、哲學的皇冠。可以說,形上學是關於思想的邏輯,關於思維的法律。台北哲學家曾仰如在其《形上學》一書的《導論》中強調:「形上學是一切學問的基礎……形上學一被忽略、藐視,學術的進步及真理的揭發就無形中大受阻礙,人類的推理能力也普遍地趨於薄弱,知識界也將變成混亂不堪,各學科所研究的對象、範圍也認識不清,因而在學術界裏常有越俎代庖之事的發生。」  在哲學、形上學方面,今天的西方人遠比中國人聰明得多。據美國的《多瑪斯學誌》報道:美國每年有五百多本書籍及二十五種刊物問世,以專門介紹亞里士多德、阿奎納的哲學體系,全國有一千多所以上的大學及研究中心傳授此學說。這對於全面反傳統、砸爛孔家店,自掘文化祖墓的近代中國人來說,不知能否生出一點羞愧和遺憾呢!  中文裏的玄字,有奧妙、微妙之意。《老子》「玄而又玄,眾妙之門」,講的就是這個意思。魏晉時期,玄學家的所謂名士們以出身門第、容貌儀止和虛無玄遠的「清談」相標榜,使玄字蒙上了負面的陰影。民間的占卜、命相、風水之客,又多以玄學自我包裝、自命不凡。所以,近代常有不問歷史、不讀經書、道聽塗說、人云亦云之人,借一個被扭曲了的玄字,生出了許多非議哲學(包括陰陽五行)、形上學,詬病《周易》、老莊的「高論」來。每每耳聞,總是令人泣笑不得。  近代有一種偏見,以為哲學阻礙了科學的發展而喋喋不休。前面說過,哲學是科學的科學。既然哲學包括自然、社會、思維等領域,那麼社會科學、思維科學(包括邏輯學)裏的種種分支學科,都屬於哲學體系之下的科學;在自然科學中,凡以事物運動、變化的過程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也屬於哲學體系之下的科學。此如,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物候學、氣象學、生態學、中醫學以及生物進化論等等,皆屬此類。如果說哲學阻礙了哲學體系之下的科學,那是滑稽之談——母親怎麼會阻止兒子的成長呢?如果說哲學阻礙了近代物理、化學帶頭下的以物質形態、結構為研究對象的科學,那是張冠李戴——物理和化學為什麼不在西方哲學成熟之前,原子論雛形提出之時便成熟起來呢?以後又如何擺脫哲學的束縛而逐步走向輝煌呢?人的含義與中醫理論  人是哲學的核心。哲學中的社會與思維領域,全部是關於人的學問;哲學中的自然領域,基本上是人化了的自然,即人的能力所能了解的自然。又因為哲學研究的對象其根本特點是變易,故哲學也可以稱之為生命哲學。《周易》的「生生之謂易」如此,亞里士多德、阿奎納的生成、變動皆如此。法國的柏格森力倡生命哲學,台北的羅光更將他的哲學專著命名為《生命哲學》。由此推之,研究生命問題的醫學家,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是——人是什麼?  包括中醫與西醫在內,醫學家面對的人大體有七方面屬性或特點:一、自然屬性的人;二、社會屬性的人;三、精神情志屬性的人;四、整體狀態的人;五、人的組織器官層次的特點;六、人的細胞層次的特點;七、人的分子層次的特點。應該說,中醫主要研究了前四方面形上的屬性,西醫生物醫學主要研究了後三方面形下的特點。  按照亞里士多德、阿奎納關於「人是理性動物」的定義,人可以從四個層次來理解:一、人是實體的物;二、人是有新陳代謝能力的生物;三、人是生物中的動物;四、人是動物中唯一有理性的高級動物。  迄今為至,近代物理、化學的輝煌,基本上定位在非生命領域。而把物理、化學的觀念與方法引入生命領域的醫學之中,其最大的成功是揭示了人的實體物性層次上的奧秘。儘管西醫借助物理、化學方法可以把人解剖到組織器官水平、細胞水平、分子水平,但是在層層解剖的過程中,人在整體狀態意義上的生命和思維,統統不存在了。更不可忽視的是,西醫不僅不能用零散的細胞組裝成一個整體狀態的人,而且就連用幾個基因片斷連接出一個最簡單的病毒,也做不到。所以人類生命科學和醫學領域,絕非物理、化學獨佔的領地——形上性的中醫,非存在不可。  一門科學是否成熟,以下三條,缺一不可﹕一、特定的研究對象;二、特定、有效的研究方法;三、獨有的概念範疇體系。這三條,中醫都具備了。中醫以整體層次上的證候為對象,以建立在哲學和系統科學基礎上的陰陽五行為方法論,形成了以藏象經絡和病因病機為核心的基礎理論體系。《黃帝內經》對其所建立的理論體系是充分肯定的。該書在《陰陽應象大論》裏說:「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名處;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表裏。」所以德國漢學家M.波克特說:「中醫是成熟的科學,而且在兩千多年前就達到了成熟科學的水平。」這一句話,絲毫沒有錯。否則,《黃帝內經》是不會用各從其經、各有處名、皆有所起、各有條理、盡有經紀、皆有表裏如此堅定明確的語詞,來自我肯定的。  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康得針對自然科學忽視形上學的問題時強調說:「自然科學以形而上學為先決條件。」十九世紀的哲學家黑格爾幽默地說:「一個有文化的民族沒有形而上學——就像一座廟,其他方面都裝飾得富麗堂皇,卻沒有至聖的神那樣。」本性上屬於形上性科學的中醫,如果疏遠了哲學,如果偏離了形上之思,是沒有其他道路可走的!  二○○八年一月十二日於北京蝸居  (作者是香港中醫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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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全--人生小語

命.數  中國人最信命。我十三歲那年,父母帶我去算命,師傅說我一生是讀書人。父親說,那怎麼可能?這是個不愛讀書、只愛玩的小孩。  誰想到讀大學時,我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此便着了迷,埋首鑽研,至今已四十多個年頭,仍未覺厭倦。一個人能夠在工作上做自己喜愛做的事,實在是一大幸福。  命運是否存在?我無法亦無意去證實,只知道不要太早為自己或別人的成就下定論。若能找到真正的興趣,每個人必會不斷追求並探索知識,發揮潛能,開創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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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延期訪日背後 (國際瞭望台-邱震海)

  最近,日本媒體將胡錦濤的訪日行程炒作得沸沸揚揚。有評論認為,胡錦濤原定三月底、四月初的日本之行被推遲,乃由於最近發生的毒餃事件,以及雙方在東海油汽田共同開發問題上無法就具體細節達成協議。必須承認,上述兩個事件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日關係的氛圍,但卻不是導致胡錦濤訪日推遲的決定性因素。  毒餃事件屬於突發性危機,考驗中日之間的危機處理、信息溝通和互信機制;而東海共同開發細節無法達成協議屬於中日兩大結構性問題之一,取決於雙方能否既站在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高度,同時又在雙贏的前提下,獲得滿意的結果。顯然,在現有的框架和條件下,兩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毒餃事件發生後,雙方有關部門迅速展開合作,也有一定的信息溝通機制。但必須承認,在食品安全這一人命關天的大事面前,雙方都希望盡力卸盡己方的責任,而將責任推向對方——這是一種十分人性、自然的反應,放在中日關係的複雜背景下,則無可避免地帶上一定的情緒化色彩。另外,在處理過程中,雙方都有外交、警方和食品檢疫三個部門的介入,但沒有一個統一的協調和溝通,以至於兩國之間六個部門的溝通互相交叉。另外,雙方在檢測過程中的取樣也不盡相同,再加上其間如上述的各責任部門都有卸盡己方責任的反應,因此,兩國民眾陸續得到的,是一些進展緩慢而又互相矛盾的信息。  但基本上,雙方都不願將此事件上升至一場外交和政治風波。雖然合作過程中有種種問題,但基本上還是順暢的;對中日關係而言,在面臨一場人命關天的、突如其來的危機時,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至於共同開發東海的細節,首先應該肯定,雙方願意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相較於過去幾年的情緒化氣氛,也已經是一個極大的進步;至於共同開發的細節,由於一定要符合雙贏原則,猶如兩大公司的商業談判,必定艱難,而且耗時頗長。之前有日本媒體認為,雙方試圖在胡錦濤訪日前達成有關協議,顯然也是簡單化的猜測。  回說胡錦濤的日本之行,按照日方當時的說法,應安排在「櫻花盛開時節」。眾所周知,櫻花是一種花期短暫的花,一般盛開時間只有三到五天,根據每年節氣的不同,一般在三月底左右。但其實,中方從來沒有確認過這一說法。  胡錦濤何時啟程,還未可料,但這次是他以國家元首身份的首次訪日,相信不會談具體的細節性問題,只能就中日關係的一些長期性、戰略性,乃至哲學性問題,與日方磋商,並就此簽訂媒體盛傳已久的中日第四份共同文件。據共同社的報道,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提出請求,希望在胡錦濤訪日期間達成的首腦會談共同文件中,寫入有關雙方致力於確保安全保障政策透明度的內容。  筆者在此前曾有論述,中日之間正在經歷一段艱難而漫長的調適過程。自安倍訪華、福田上任之後,中日關係氛圍的改善,在極大程度上有助於聚焦雙邊關係的結構性矛盾。在這方面,需要注意的與其說是一些事件的具體結果,還不如說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機制是否具備和成熟,尤其是雙方在運用機制的過程中,會否因情緒化而影響乃至左右問題的解決。毒餃事件和東海共同開發細節談判,人們可以用上述標準來予以考察;同時,上述標準也適用於中日調適期的其他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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