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和平獎對中國的意義 (徐友漁)

  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對象是為世界和平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士,劉曉波在哪種意義上作出了這樣的貢獻?反人性政權是和平大敵   和平,顧名思義,是對人的生命和生活的保護。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對人的生命、生活的摧殘與損害,就其社會原因來說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戰爭,二是非戰爭狀態下的專制暴政和反人性行為。在古典的意義上說,戰爭是大規模殺戮生靈、破壞生活的方式,而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專制暴政和極端反人權的行為也會大規模、持續地剝奪人的生命,傷害人的生活。在某些情況下,高科技的戰爭固然會造成巨大死傷,但因為勝負立刻可分,實際傷亡未見得非常大,海灣戰爭就是典型事例;形成對照的是暴政和極端反人道行為,雖然沒有使用最尖端的大規模殺傷武器,造成的生命喪失和生活破壞卻是驚人的,柬埔寨、索馬利亞、前南斯拉夫的反人性鎮壓和清洗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中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人民公社化時期以及六十年代中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分別造成超過三千萬和一百萬人死亡,這是在無外敵入侵和正規戰爭發生情況下,由於暴政而產生的人間悲劇。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中,大量學生和其他和平居民遭到國防軍的坦克鎮壓和衝鋒槍的掃射。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歷史充分說明了第二種方式的嚴重危害,說明反人性的政權是和平的大敵。非暴力抗議的必要性   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的經歷和當代世界的歷史表明,人權與和平密不可分。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維護人權的傑出人士,並非今年首創。  劉曉波是當代中國維護人權的傑出代表之一,他的思想理念與行為方式的突出特徵就是,在維權時堅持非暴力手段,在抗議社會不公正時抱理性態度,在爭取民主憲政目標時有漸進發展的耐心,在自己受到壓制時摒棄仇恨心理,再加上知難而上、堅持不渝的鬥爭精神,這一切使他取得了獲獎資格。  在今日中國普遍的社會衝突中,暴力事件越來越頻繁,在政府強制徵收土地和政府勾結、縱容開發商強行拆遷房屋的無數事件中,經常可以看到暴力的使用。事實說明,暴力主要來自官方,或者最終源於官方。令人欣慰的是,自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知識界對於非暴力抗議的必要性已經取得共識,中國維權的弱勢群體在捍衛、爭取自己權利的鬥爭中也是依靠非暴力和法律手段。劉曉波思想和行動的非暴力特徵正是在中國知識界和社會對非暴力的認同背景下形成的。由於他本人在長期遭受壓制、監禁的非法對待中保持理智、平和態度,由於他在各次抗議活動中強調和平手段,他成了當代中國人權活動中非暴力理念的代表。  劉曉波的獲獎,更加堅定了中國人民在維權活動中,在政治、社會衝突中使用非暴力手段的信心。獲獎一事說明,這是得到文明社會認可和讚許的方式,是與人類普世價值相一致的方式,因此是唯一可以使用的方式。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矛盾加劇,不能排除未來衝突爆發的情況下,對非暴力手段的堅定認同具有莫大的意義。當局不能一意孤行   這次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消息傳出,在國內外引起巨大而熱烈的反響。國內各地人士不顧警察的扣押、監禁、盤問和威脅,以聚餐飲酒,開會,展示標語,發傳單、短訊、郵件等各種方式慶祝,表達興奮之情。歐洲、北美各國的政府、領導人、政界人士和社會組織發表聲明,高度肯定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頒獎決定,再次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而聯合國秘書長、聯合國有關組織負責人、日本首相菅直人和台灣領導人馬英九的讚揚表態更是不同尋常。這次頒獎引起的轟動和支持,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史上也是少見的,說明這次把諾獎發給中國捍衛人權的代表人物毋庸置疑是正確的、及時的。  對於中國的人權、自由民主事業而言,此次頒獎意義非凡。以前中國常有人抱怨,中國的人權狀況不被國際社會重視,自此之後,中國將處於世界觀察、監督和評論的焦點。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將成為中國改善人權狀況,推動社會變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  其實,自從中國的經濟力量大大增強以來,中國的情況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而且這種關注還與日俱增。一個土地遼闊、人口龐大的中國對世界是福是禍,完全看它在政治上的價值取向,國內政策與國際表現是事情的一體兩面。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如果它在國內壓制、踐踏人權,聽任或製造社會不公正,用犧牲環境和人民健康的方式換取GDP數字的急速增加,它在國際上一定也是不負責任、不文明的,它一定會對周邊國家和世界秩序構成現實的或潛在的威脅。很多國家對中國在經濟上迅速崛起,一則歡迎,一則憂慮,除了慣常的地緣政治考慮以外,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看看中國國內的人權紀錄,人們自然會發問:一個對自己的人民都下得了手的政權,怎麼可以保證它對異邦人就一反常態地友愛、良善呢?怎麼可以相信它那「做負責任的大國」的宣示有內在基礎和保證而不是出於宣傳呢?  國際社會的擔憂、不滿和規勸的表示從來沒有間斷,但當局在少數情況下是應付,在多數情況下是置若罔聞。然而這次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是一種空前響亮、毫不含糊的提示,表明國際社會認為中國當局的國內政策是與人類文明準則背道而馳的,是與普世價值相對立的。最近發生的壓制和鎮壓說明,當局對這次頒獎的即時反應是惱羞成怒,但從長遠來看,情況不會永遠糟糕,任何中國人都要考慮如何與其他民族相處,如何與自己的人民相處,如何樹立自己的形象,一意孤行絕非長久之計。隨着榮譽而來的責任   中國人民對於自由民主的追求,對於專制暴政的反抗在最近幾十年有強烈的表現,而且顯示了一條清晰的軌迹,表明這種追求越來越自覺,目標越來越明確,方式越來越現實和完善。一九七六年清明節期間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在中國最黑暗的日子裏發出了「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返了」的震撼人心的口號;一九八九年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說明中國人民既要經濟發展,也要民主自由和社會公正,成為蘇聯東歐極權制度崩潰的先聲;二〇〇八年底《零八憲章》的發表,說明中國人對人類歷史進程中得到公認的普世價值和政治社會原則的認同,對劉曉波的鎮壓、判刑和支持、聲援,代表了否定和肯定這些價值、原則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劉曉波獲得二〇一〇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是一個明顯的標誌,說明中國的人權事業已經成為世界和平、進步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社會將把中國的自由民主追求當成自己的追求。  劉曉波的獲獎不是他個人的榮譽,他是代表天安門的所有亡靈,代表「天安門母親」這個苦難而可敬的群體,代表所有因為思想、言論、宗教信仰等原因現在正在獄中服刑的囚犯,代表一切受到不公正對待而堅持非暴力抗爭的中國人而獲得這個獎項的。與榮譽一起到來的是更大的責任。中國人是爭氣的,我們在未來會有更好的表現。  (作者是公共知識分子、哲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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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帶漸寬終不悔  深入劉霞的世界 (北 明 訪問)

  這是今年一月二十三日,作者北明與劉霞的越洋電話訪談。並不習慣面對媒體的劉霞說話不多,但由於作者與劉曉波夫婦素來熟稔,還是能夠一步一步深入劉霞的內心世界。本訪問透視劉曉波被判入獄十一年前後,劉霞的心路歷程,以及披露劉曉波劉霞相識相知、共渡患難、相濡以沫的經過,苦中有甜,感情真摰動人。——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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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加斯.略薩創作的兩個主題 (董鼎山)

  十月七日清早,諾貝爾文學獎佳訊傳來之時,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恰恰在紐約(他今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拉美研究系任教),當日下午乃在曼哈頓的塞萬提斯學院舉行記者招待會。他今年七十四歲了,神采奕然,用英語與西班牙語答問,稱他的得獎只表明了拉美文學與西班牙語文學在世界的重要性。拉美文學當然早已於三十多年前受到重視,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於一九八二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隨後有一九九〇年獲獎的墨西哥詩人歐克塔維奧.派茲。  巴爾加斯.略薩的作品多含有政治成份,他說政治反映生活,不能與文學隔離。在思想上他傾向於保守,經常批評拉丁美洲的左派政府,特別是古巴與委內瑞拉。在記者招待會中他說﹕「拉美作家很難避免政治,文學是生活的反映,你不能抹殺生活上的政治成份。」自傳色彩作品   他顯然認為性與色情也是生活的重要成份。我初次認識他的作品是一九八二年《胡利婭姨媽與作家》(一九七七)英譯本出版時。青年時代的著作顯然帶有一些自傳成份,此書描述一個喜愛寫作的青年愛上他美麗姨媽的故事,充滿淋漓盡致的色情描寫,特別引起世界文壇注意,也曾改編為電影。巴爾加斯.略薩當時承認,他自少年時代開始,即對年長女人有特殊情感。  另一本同樣性質的《繼母頌》(一九八八)英譯本於一九九〇年在美國出版時,也極受讀者注意,薄薄的一本,敍述一個富有的保險公司商人,人近老年,才感到人生沒有意思,唯一做人樂趣是性愛,而不是賺錢。於是他乃遺棄糟糠之妻,另娶一個不到四十歲的美婦人,並出巨資購買了六幅名貴春宮畫,準備在家中安度晚年。不料他尚未成年「正在發育」的兒子也對繼母起了覬覦之心,設法勾引。美婦人禁不住青春少年的誘惑,終於發生奸情。事後兒子故意讓父親知道,父親一怒之下,將新妻驅逐出門。兒子很得意,他還勾搭上了女傭人,並對她說,他的原意是為自己的生母報復。此書出版後,巴爾加斯.略薩自稱,創作雖是一件苦事,寫這部小說,他卻有非常滿足的快感,好似發泄了自己在少年時已有的對中年婦女的特殊情欲。擅取歷史事迹   儘管他思想保守,對拉丁美洲各國的獨裁者非常厭惡,他頗多小說乃是根據歷史事迹創作,在二〇〇一年英譯《公羊的節日》(二〇〇〇)中,描繪了多米尼加共和國前獨裁者特魯希略,在他三十多年專制統治下,整個國家成了人間地獄。小說通過杜撰的一個女人的所見所聞,再現拉美最血腥的獨裁統治。在此書中,特魯希略不具名,只被稱呼為「魔鬼」。作者指出,在他的統治下,人民所受的苦難較歷史上的「海地的佔領,西班牙與美國的侵略,各種內戰內鬥,以及地震、颶風等從天上、海面、地心所降來的種種苦難的總合尤甚。」  一九八六年英譯《瑪伊塔的真實生活》(一九八五,已出版中譯本書名為《狂人瑪伊塔》),故事講述一個人的複雜性格。書中各類人物形容他們對一個托洛茨基派革命家的記憶。各種記憶不同,而這位革命家好似是多重性格的結合﹕他熱心崇拜神明,也熱心崇拜馬克思;他是個職業革命家,但也會操縱青年同志;他是個理想主義者,但一面又對左翼人士的宗派內鬥大為失望……  巴爾加斯.略薩的小說創作集中於兩個主題﹕一、人類對自由(無論是政治、社會或創作)的嚮往;二、藝術與想像力所能帶來的解放。講述故事當然是小說家考慮的中心,不過讀者可從著作總結出小說家的思想所在。  《瑪伊塔》一類作品與《繼母頌》和《胡利婭姨媽與作家》等大有不同,好像出於二人的手。不過,無論是取材自歷史事迹或自傳性的個人經驗,巴爾加斯.略薩的創作藝術主要是﹕「改造現實,把它加飾一些,或減削一些。」(作者本人之語)  我在網上搜索他的文學寫作意見,找到一九八四年他在《紐約時報書評周刊》所發表的一篇論文,其中有言﹕「小說中之有虛構謊言,並非沒有理由,它充實了現實生活的不足處。因此,人在對生活絕對滿意之時,或讓宗教信仰支配之時,就不需要小說來相助。宗教文化只產生詩與戲劇,而小說則是各種社會事物所產生的藝術。在小說中,人的信仰發生動搖,必須另找一個可以信任的幻覺,但此幻覺已被現實世界的捉摸不定現象替代。」與馬爾克斯絕交卅年   巴爾加斯.略薩與拉美文學另一巨人、《百年孤獨》作者馬爾克斯原是至交,但一九七六年他們在墨西哥城吵鬧,以致絕交,從此不相往來。事情的發生猶如他們小說中的情節。那天在一部影片開幕儀式中,馬爾克斯見到巴爾加斯.略薩,走向前握手擁抱,被後者一拳打去,滿臉烏青。據說起因是馬爾克斯在巴爾加斯.略薩婚姻發生問題時,曾慰撫他的妻子。二〇〇七年,《百年孤獨》出版四十周年特別版,巴爾加斯.略薩答應以自己一篇評《百年》的文章為馬爾克斯這部經典作序,此舉對二位文豪別具意味。一九八二年馬爾克斯獲諾貝爾獎也曾引起巴爾加斯.略薩的妒羨。現在他自己也獲獎,當可滿足了。馬爾克斯在微博上留言祝賀巴爾加斯.略薩:「如今我們都一樣了。」  寫到這裏,我不免想到美國作家菲力浦.羅思的失望之情。在美國,兩位文壇巨人諾曼.梅勒與約翰.厄普代克去世後,文化界簡直人人都期待,此次諾獎應該輪到羅思了。上次美國作家獲諾獎者是一九九三年的黑人女作家冬妮.莫里森,而美國在等待的另一女作家是喬哀絲.卡洛兒.歐茨。羅思剛於十月五日出了新作Nemesis,獲得佳評,但我尚未讀到。作為美國文學讀者,我對他的落選也深感失望。  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於紐約  (作者是定居美國的華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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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文學  國際筆會東京大會二〇一〇文學論壇開幕式演講 (高行健)

  國際筆會九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舉行「東京大會二〇一〇」,主題是「環境與文學——今天我們寫什麼」。八十五個國家及地區的二百五十名作家、詩人、文學工作者與會。二十六日開幕式,高行健先生圍繞大會主題作講演。他一以貫之呼籲,文學超越政治,也超越意識形態,自有文學固有的價值和獨特的審美判斷。進一步提出,作家從他的精神視野來說,乃是天生的世界公民,不受政治權力乃至國家的約束,天馬行空,來去自由;民族文化的認同屬於政治話語,作家創造文學經典,是民族文化的創造者,卻不必認同民族文化。——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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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辛苦不尋常  高行健獲獎後的新飛躍 (劉再復)

  二〇〇〇年,首位華人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他就是才華橫溢的高行健先生。此後十年,高先生仍努力不懈創作。本文評述高氏為國際筆會舉行的「東京大會二〇一〇」開幕論壇作首席主講人,深刻表述文學的本性和位置;並回顧十年來高氏戲劇電影研究和實驗,美學和文學理論探索,以及繪畫創作。——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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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心碎的路 (卷首語-潘耀明)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描繪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我想不出有一個詞比「心碎」更恰當,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形容詞,它是具體深入到千萬人骨髓中、深入到千萬人靈魂深處去的。① ——趙復三  上世紀,國家命蹇多難,中國知識分子為國難、為民族危機紛紛投入革命的火熱洪爐,為此而吶喊抗爭、捨身就義不知凡幾,遺下一頁可歌可泣的歷史。  一百多年來的救國強國之道路,漫長、曲折而崎嶇。上世紀三十年代,毛澤東已預見東方土地的曙光,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出中國革命光明的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②  新中國如一輪紅日普照人間,引得多少中華兒女為她競折腰,其中不乏芸芸的知識分子。  近六十年來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前三十年,不斷發生的政治運動和鬥爭,使中華民族陷入新的嚴酷的考驗。有一位當代中國詩人在文化大革命寫了沉痛的感慨:  月照黃河,照着我的母親,  她睡去了,枕着祖國的寧靜。  黃河呵,五千年,你為兒孫苦爭出路,  曾鬥得蓬頭垢面,滿身泥濘。  當報效祖國的千萬知識分子,最後發現了「革命吃掉了自己兒女」(李慎之語),真正感到心碎了,「心碎最明顯的外在的感受便是自己安身立命、獻身以求的理想的破滅;最難以忍受的是:自己一片赤誠被『真理的代表人』踐踏在腳下,被撕得粉碎。心碎的另一個內心感受便是在被外力打倒之後,還要被迫承認自己錯誤,迫使人侮辱自己的人格,扭曲自己的道德完整,用自己的手,把他的心靈徹底打碎,使他在精神上再也站不起來。」③  只有少數知識分子,像顧準、李慎之這些曾為共和國的誕生而作出貢獻的人,在備受批鬥、煎熬仍鼓其餘勇,不屈地作垂死的抗爭:「這批『老派共產黨員』依然沒有躲過歷史上士大夫的傳統悲劇:以道而抗勢,因忠而得咎。痛定思痛,晚年的李慎之追隨顧準的身影,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從革命烏托邦走向自由主義。」④  改革開放後,國人終於清洗了身上泥濘,抹掉污垢的臉孔,展現比任何時候更炫目的光彩。  令人遺憾的是,近三十年的改革道路,仍然頻頻發生着令知識分子心碎的事。特別是違反人權、以言論入罪的事例。劉曉波是其中一個例子。關於劉曉波提出的《零八憲章》,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五日,中共老幹部胡績偉、李普、戴煌、何方發表公開信,指出:「劉曉波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主要罪證是提出了『聯邦共和國』的口號。年輕的同志可能不知道,我們這些老同志都記得,『聯邦共和國』的口號是早在中國共產黨『二大』就提出來的,『七大』黨章黨綱又重申的正確口號。」  劉曉波之以言論下獄,與溫家寶總理在這個時候所說,當前要營造一種包容和寬鬆的環境,使人們能夠獨立思考,敢講真話也不無相違背⑤。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道路是坎坷蒼涼的,如今,這條道路仍在中國知識分子足下延伸,才是令人頓足浩歎的事!  注:  ①③趙復三:《送慎之遷新居》,收錄於《懷念李慎之(續一)》(內部傳閱),二〇〇六年一月  ②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④許紀霖:《最後的士大夫,最後的豪傑——紀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收錄於《懷念李慎之(續二)》(內部傳閱),二〇〇六年一月  ⑤中國政府網於二月一日全文刊出溫家寶總理在二〇〇九年十一月的一次講話全文,鼓勵人們「要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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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三十年或從宜黃開局 (曹景行)

  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本來,每年九十月中共召開中央全會像是規定動作,今年要討論通過的議題也早就定下,即明年要開始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十二五規劃)。甚至連十二五規劃的基調,也已經確定為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主要涉及經濟領域。「包容性增長」是五中核心?  但是,臨到五中全會快舉行的時候,北京政壇卻出現一些不同尋常的動向。首先是總理溫家寶在國內外不同場合,多次呼籲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其頻率和姿態之高令人感受到一種迫切感。許多人把注意力放在高層分歧上,以為政治體制改革只是溫一人的主張,而且不為其他人贊同。但實際未必如此,在深圳特區三十年的紀念活動期間,胡錦濤也提及政治體制改革。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要改、改什麼、怎麼改,有多大的改革空間。這就需要五中全會作出回答。  就在全會舉行前的一個月,胡錦濤出席APEC的一次會議,致辭的題目中首次出現了「包容性增長」一詞。接着,北京高層智囊人物紛紛解讀其中的含義,顯示這一概念將成為五中全會的核心,有人甚至認為其重要性同胡錦濤剛擔任總書記時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相仿。  令外界奇怪的是,五中全會的公報中並沒有使用「包容性增長」一詞。但公報強調:「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統籌兼顧,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簡言之,未來中國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核心是要加強公平正義,讓更多人從經濟增長得到好處,保持社會均衡發展。這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更要涉及社會結構的全面變革,政治體制當然成為關鍵。保增長導致國企勢力擴張  中國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本來是二〇〇六年開始的「十一五規劃」的核心內容。不料二〇〇八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中南海的決策重心,保增長又成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務。  但實際上,保增長的另一個結果,是各種掌握權力的利益集團,尤其是壟斷型的中央國有大公司和地方政府,不僅偏離了經濟轉型的方向,而且藉中央投入巨額資金刺激經濟,進一步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和獲利優勢,也進一步扭曲了中國經濟結構和分配結構,激化多種社會矛盾。  中國經濟和社會都在迅速發展和變形,但現行政治體制卻越來越無法「包容」——地方政府主要考慮本地的GDP和稅收,壟斷性的國企主要考慮自己的經營和獲利,由此形成的利益群體在國民財富分配中獲取了越來越大的比例。  以鋼鐵業為例,中國鋼鐵業的產能已達到七億噸之巨,實際需求大概只有五億噸,國務院已要求各地加快淘汰落後產能,尤其是那些高耗能、高排污的中小型鋼鐵企業。但這兩年下來,由於中央「四萬億」刺激經濟的巨額投入,市場需求大旺,許多本來應該下馬的企業在地方政府的保護下繼續開工。好些個省份還以「億噸大省」為發展目標,在結構調整的名義下擴張國有鋼企,大力兼併、排擠民企。上層建築阻礙生產力解放  「十一五」開局那年,筆者在人民大會堂的「兩會」記者會上向發改委、科技部的官員提問﹕「『十五計劃』的節能減排目標沒有達到,『十一五』會不會也是如此?」他們信誓旦旦保證,「十一五」一定會採取更加有力措施,把節能減排作為硬指標。但到了今年下半年,中國多個地方出現破壞性的大規模限電,企業不分行業,不管是否高耗能,每周必須停產數日,甚至連老百姓用電都須如此。  原因就是地方經濟上半年繼續擴張,現在接近年底,如果地方政府年內達不到節能減排指標,官員可能會丟掉烏紗帽。至於企業被迫自己購置發電設備,消耗更多能源,排放更多廢氣,老百姓日子難過(甚至有些地方所有空調都不許開),就不是地方政府所關心的了。  如果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當前的政治上層建築,在許多方面已經成為生產力進一步解放的阻力。就拿當前人人議論的房價高漲問題來說,它實際反映的是社會利益嚴重分化和分配結構越來越不合理,但任何改變都必然要突破現存利益架構,談何容易?  更為嚴重的是,近幾年來,不受約束的權力在「維穩」的名義下放肆侵犯公民的憲法權利,行政權力非法強行剝奪農民土地、強行拆除居民住宅,由此引發的官民衝突此起彼伏,已經成為社會中日益積累的不滿情緒的爆發點,同時也引發社會輿論的強烈憤怒,通過互聯網廣為傳播,相互激蕩。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最新的典型案例發生在江西省的宜黃縣。九月十日,當地政府為建造新客運站強行拆除一戶民居,引發居民自焚三人嚴重燒傷,此後一人死亡。十六日,當事者家屬要到北京接受媒體採訪,宜黃的黨政一把手居然帶了數十人馬大鬧南昌機場,硬把他們截回去,不料引爆了全國規模的微博大傳播和大「圍觀」,終於驚動中央,導致縣委書記和縣長於十月九日下台。但事情還未完結。十月十二日,有位「宜黃官員」在網上發表了一篇轟動全國的博文,為宜黃政府和官員辯護:「如果因為這一事件導致正在進行中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停頓,那麼宜黃的發展可能後退五年」;「強拆問題全國普遍存在——從某種程度上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我國的城市化,沒有城市化就沒有一個『嶄新的中國』,是不是因此可以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對於此文,網上一片討伐,但它確實說出了不少官員的心裏話。在他們的理念中,所謂的發展需要可以凌駕於老百姓的利益之上,可以凌駕於憲法之上。而且,在這種不顧一切的「發展」中,還夾雜着大量的特殊利益,例如宜黃官員非要拆掉那戶民居不可,就是為日後建商務酒店騰出地盤。而宜黃官員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出的冷酷和文過飾非,顯示出一種可怕的「異化」。  中共「五中全會」正是面對如此巨大的挑戰,正面迎戰還是繼續迴避?實際上,答案越來越清晰。全會公報就表示:「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使上層建築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變化」。  真要下決心推動改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依照憲法約束權力和特殊利益,改變分配結構,調整和平衡社會各階層的關係,至於叫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包容性增長」,並沒有多大區別。宜黃事件已經把問題的癥結挑了出來,五中全會要為中共的第三個三十年開局,不妨就從宜黃着手,以明確的事實告訴世界:一個嶄新的中國一定不是靠強拆而建成的。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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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釣魚台衝突看中國的得與失 (林泉忠)

  釣魚台撞船事件後上演的中日外交角力戰,以經濟實力為後盾的中國成功使日本屈服,似乎「贏得漂亮」。然而,原本「親中」的日本民主黨因此倒向美國,日本社會「反中」情緒高漲,國際輿論也對中國「財大氣粗」充滿戒心。更重要的是,經此一役,釣魚台並沒有離中國更近,反而是更遠。——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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