煇耀香江半世紀  (朱耀偉)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〇一〇年度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禮在香港大會堂舉行,「香港流行樂壇教父」顧嘉煇先生獲頒「終身成就獎」,頒獎嘉賓特首曾蔭權致辭時稱讚顧嘉煇作品「是經典中的經典,是雅俗共賞、反映時代面貌的藝術作品」。顧嘉煇獲獎當然實至名歸,其實三十年前他早已榮獲香港電台第四屆十大中文金曲(一九八一)「最高榮譽獎」(金針獎前身,當年是第一次設立此獎項),一九九七年又獲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音樂成就大獎。顧嘉煇獲獎無數,音樂獎項外,一九八二年成為首位獲頒大英帝國員佐勳章的香港音樂家,一九九八年又得特區政府銅紫荊星章,兩個時代,一樣認同。顧嘉煇是本地音樂界的殿堂級人物,與香港電影、電視和流行曲的崛興關係密切。電影、電視和流行曲曾是香港創意產業的龍頭,不但推動香港經濟,更令香港成為華人普及文化的潮流重鎮。顧嘉煇在香港文化的地位舉足輕重,難怪大學的「香港史」課程也以他為普及文化的代表人物(如中文大學歷史系的碩士課程)。細說從頭,自會發現香港普及文化史的重要時刻,幾乎都不能不提顧嘉煇,過去半個世紀,他的音樂為香港譜寫了如歌歲月。二〇〇五年,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在香港電台節目《香港家書》致函顧嘉煇,說十分懷念九七年七月初他與黃霑在紅館舉行的慶祝回歸演唱會,感歎因為場地短缺,這麼好的演唱會只能舉辦兩晚,唯有盡快興建西九龍文娛藝術發展區才可解決藝術場地短缺問題。雖然當年何志平的主要目的是硬銷西九,但由此亦可見顧嘉煇的江湖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不靠政府規劃,沒有西九場地,一手寫出的音符卻正正是文化創意產業的範例,更變成了幾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粵語流行曲自不用說,黃霑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九七》說:「幾乎所有論者都一致認為,一九七四年,無綫電視劇主題曲《啼笑因緣》的出現,是香港社會各階層普遍接受粵語流行曲的開始。」在此之前粵語流行曲常被批評難登大雅之堂,顧嘉煇創新的想法創造了時勢:「本來電視台又係叫我作國語歌,我諗,點解唔試下廣東歌呢?連監製王天林都同意……當時娛樂唱片對廣東歌有懷疑,我就話,不如一人一半成本啦,我負責製作,佢哋負責發行。」(《似夕陽在散餘煇:顧嘉煇》,《忽然一周》第五八七期,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他還找來仙杜拉主唱,令人感覺耳目一新:「原因是她在樂壇以唱英文歌及國語歌為主。由她唱出這些粵語歌曲,起碼不會給人老套的感覺。」(黃志華:《早期香港粵語流行曲》,香港:三聯書店,二〇〇〇)在未有創意產業的觀念的七十年代,顧嘉煇早已為創意作了漂亮的示範。譜寫香港如歌歲月  《啼笑因緣》改變了人們對粵語流行曲的偏見,《狂潮》、《家變》等電視主題曲更是真的捲起狂潮。黃霑《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指出:「說《啼笑因緣》標誌着香港粵語流行曲再興起,這首《家變》才真正確立了香港旋律的新風格。因為《啼笑因緣》仍然有傳統的粵曲影響。《家變》卻完全擺脫了粵劇粵曲影子,旋律與歌詞,演唱和編樂現代感濃烈。港產粵語流行曲,由這首歌開始,正式邁上『雅俗共賞』大道。」除了現代感濃烈的新一代粵語流行曲外,他還靈活運用傳統中國風格,如武俠劇主題曲及插曲等作品便能另闢新徑。顧嘉煇獨特的音樂風格,為香港流行音樂揭開了新一頁,就連教育局也以之為教材。梅廣釗為教育局編撰的《顧嘉煇的音樂特色》便簡明闡述了顧嘉煇音樂的原創性:「歌曲旋律優美,配器音色豐富,音樂融合中西音樂元素,極具個人風格,是劃時代的創作。」「劃時代的創作」這句評語並沒半點誇張,顧嘉煇的作品可說是香港的大時代背景音樂。《獅子山下》是公認的「港歌」,伴隨幾代香港人成長,三十多年後的今日仍然是最能代表香港人的作品之一。文化評論人陳雲指出,《獅子山下》呼籲港人同舟共濟,積極樂觀但欠了《東方之珠》(甄妮版本)的寫實悲情,認為《東方之珠》才是「最有誠意的香港之歌」:「道出香港人不屈於命運的勇氣,敢於衝撞風浪和面對黑暗的勇氣。」(陳雲:《港歌》,《信報》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四日)《東方之珠》同樣出自顧嘉煇手筆。二〇一〇年,上海世界博覽會「香港活動周」開幕禮,演奏的是顧嘉煇的《獅子山下》和《上海灘》,而不是《無限之城》(二〇一〇年香港參加上海世博會主題曲)。以上例子已見顧嘉煇歌曲對香港的深遠影響,其實除了電視劇外他對香港電視廣告也有重大貢獻。顧嘉煇不斷充實自我,令人敬佩。早於六十年代他已獲獎學金到美國進修,學成回來之後攀上了事業高峰;八十年代他又毅然放下香港一切再到美國進修,這一次他學到了廣告音樂創作和推廣方法,據他所說:「最巔峰時,每四至五首電視廣告歌中,便有一首由我作曲的。」(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藝術發展獎二〇一〇紀念特刊》)  多年來他的音樂不斷為香港普及光影藝術配上動人樂韻。他的電視劇主題曲及插曲經典作品多不勝數,其中《上海灘》便流行得連不懂廣東話的聽眾也朗朗上口。除了人所共知的電視歌曲外,其實顧嘉煇與電影也有親密關係,他的音樂對香港電影也有非常大的貢獻。一九六一年,邵氏開拍電影《不了情》,公開徵求電影歌曲,初出道的顧嘉煇以一曲《夢》突圍而出,作品成了插曲。其後他又經常參與電影配樂,第一部電影配樂作品是一九六四年由陶秦導演的《萬花迎春》,初試身手便獲得第十一屆亞洲電影最佳歌曲獎與第三屆台灣金馬獎最佳音樂獎。七十年代,香港電影業起飛,經典香港電影幾乎都有顧嘉煇的音符,不論震撼全球的李小龍系列或轟動香港的許氏兄弟出品,都是由他配樂的。從《唐山大兄》、《精武門》、《猛龍過江》到《鬼馬雙星》、《天才與白痴》,顧嘉煇的配樂伴隨香港電影起飛,到了八十年代令吳宇森和周潤發蜚聲國際的《英雄本色》,配樂以至主題曲都來自顧嘉煇,「香港流行樂壇教父」同時也是「香港電影音樂教父」(羅展鳳:《香港電影音樂教父顧嘉煇》,《明報》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二日)。  近年顧嘉煇移居加拿大,退出香港流行樂壇,並重拾兒時的繪畫嗜好,二〇〇六年還與姐姐顧媚及弟弟顧嘉鏘於香港大會堂聯袂舉行「萬水千山總是情」畫展,其藝術才華又有另一種發揮。他還未完全遺忘香港流行樂壇,一方面還偶有作品(如電視劇主題曲《天這樣藍》),另一方面又與香港中樂團跨界合作,當年《啼笑因緣》的活潑創意依然可見。顧嘉煇又於二〇〇九年起與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合作設立了「顧嘉煇新生代音樂獎」,表揚新一代本地音樂創作人,希望培育後輩延續香港流行音樂的光輝。「香港音樂的最光輝年代,也是我的黃金年代」(引自《似夕陽在散餘煇》),顧嘉煇謙稱他的一生,得到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十分幸運。筆者相信此話倒過來說也未嘗不合理:他的黃金年代,就是香港音樂的最光輝年代。回首那一段流金歲月,從普及文化的角度而言,七八十年代成長的香港人真的十分幸福。  (作者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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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樸無華的音樂家  專訪流行歌壇教父顧嘉煇 (朱耀偉、葉國威、陳 芳 訪問;杜遜寧 記錄整理)

  今年四月底,藝發局頒發終身成就獎給顧嘉煇先生。三月下旬,顧先生回港小住,其間仍然勤勤勉勉做音樂。四月十二日,邀得顧先生光臨本社訪談,他的創作篇章除了音樂,還有畫畫,無不教人神往;他的生活篇章,則教人感到可親可敬。藝術家的內心多麼孤獨,又多麼渴求知音?對於秉賦與天才,藝術家其實是自覺的,但待人處事又多麼謙厚溫文。——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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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在韓國如回第二故鄉  國際研討會和戲劇藝術節綜述 (朴樹人、吳 敏)

  韓國舉辦高規格的國際研討會並邀請高行健與會的計劃始於二〇〇二年,經過近十年的等待,終於在今年五月,藉「第三屆首爾國際文學論壇」的召開而得以實現。  「首爾國際文學論壇」是韓國大山文化財團每五年舉辦一次的高規格世界文學盛會。在韓國美麗的五月天,策劃、主辦單位以激動的心情迎接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中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劉再復、海南省作家協會主席韓少功和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英國桂冠詩人安德魯.莫遜等從世界各地前來的近二十位頂級作家。在五月二十三日晚上的接風晚會上,高行健以二〇〇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身份,代表海外與會作家致辭,強調了當今世界潛伏的思想危機,由此展開了他的韓國文化之旅。  五月二十四日下午,高行健先生來到韓國外國語大學,在幾百名學生起立鼓掌的熱烈氣氛中,發表了「生存困境與文學」的演講。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在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朴宰雨的主持下,高行健在大會上發表了「意識形態與文學」的大會發言,劉再復和韓國著名文學評論家都正一擔任討論人。當天晚上,在延熙文學村舉辦的「文學之夜」活動中,以高行健與勒.克萊齊奧為首的各國作家,用中文及法、英、德、日等多國語言,朗誦各自的作品,交流創作的體會,表達關注人類的共同情懷。歷時三天的大會結束後,組委會又安排大家遊覽世界文化遺產「水原華城」。接着幾天,高行健先生饒有興致地在古樸清幽的園林品嘗韓國美食,穿梭於故宮、民俗博物館和現代美術館,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感懷人類文化的強大力量。  韓國大山文化財團、韓國中語中文學會以及各知名高校為這次大會傾注了巨大的熱情,在教保大樓、在各高校,通過演講、對談、演出戲劇等多種形式,展示了韓國與世界文學界對話、交流、溝通的熱誠與胸懷。呈現高行健研究新成果  五月二十八日在高麗大學仁村紀念館舉辦的「高行健:韓國與海外視角的交叉與溝通」國際研討會,吸引了來自法國、澳洲、日本、中國大陸和香港以及韓國各高校的高行健專家、翻譯家、文化出版家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專家,研究內容涉及「高行健在世界」的情況以及高行健的小說、戲劇、電影和文藝理論,全面呈現了韓國及海外高行健研究的最新成果與動向。這個國際研討會的構思始於十年前朴宰雨和劉再復的通信商量,原先設想的大主題是「從魯迅到高行健」,但因為後來韓國的魯迅研究會和北京的魯迅博物館先後舉辦過兩次「韓中魯迅研究對話會」(日本與澳洲等學者也參加),所以,這次就專以「高行健」為題舉辦了國際研討會。  在韓國中語中文學會會長朴宰雨的開會致辭和高麗大學文學院院長朴吉聲的歡迎致辭後,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名譽教授、中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劉再復做了「高行健思想綱要」的主題演講。他認為,高行健集作家、戲劇家和電影導演、畫家於一身,是「天才的異象」,也是一個時代的個案,高行健是超越時代的、藝術家型的思想家,而這一點目前尚未被人們充分認識,因此,劉再復認為目前對高行健的研究還未真正開始。接着,他着重就高行健給人類世界提供了哪些新鮮的思想和方法作了十個方面的闡述。高行健跨語種、跨文化、全方位的文學藝術創作,給當代世界文壇提供了新的啓示,他在世界範圍內被廣泛地接受,得力於翻譯家和文化活動家們的慧眼識才和鼎力推介。本次研討會也使高行健作品的英語、法語、日語和韓語翻譯者相聚一堂,共同暢談「高行健在世界」的話題。《明報月刊》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首先介紹高行健作品在香港的翻譯、出版和研究盛況。他以自己與高行健作品的結緣,以及此後親自策劃和參與的一系列活動,完整呈現了高行健作品在香港翻譯、出版、展覽、評論的詳細資料。誠如他所說,香港是與高行健最密切的華人地區之一。  此後,高行健作品的法、日、韓文翻譯家和研究者——法國普羅旺斯大學教授杜特萊(Noel Dutrait)、日本中央大學教授飯塚容和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朴宰雨,分別介紹了各自國家的翻譯和研究情況。高行健作品在得獎前,已經在法國和日本得到推介,其劇作還在日本上演,這與杜特萊和飯塚容的慧眼和精彩的翻譯才力分不開。組織本次研討會的韓國中語中文學會會長、韓國台灣香港海外華人文化研究會會長朴宰雨本身就是韓國的高行健研究推動者、研究者兼翻譯者。其詳細梳理「韓國接受高行健的脈絡」,分析了韓國接受視野下對高行健作品的關注情況。  在隨後的綜合點評中,大陸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吳敏認為,雖然世界各地對高行健作品有不同的接受背景和期待視野,但是高行健超越意識形態的普世寫作、其作品中所呈現的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以及以個人化的表述方式關注現代人的生存困境等特點,仍是大家共同關注的重心,這也反映了高行健作品的世界性價值。雖然韓國的高行健研究起步於他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但對高行健作品內容探討的廣泛、所涉文類的多樣以及研究學者的專業化和梯隊化,尤其是藉此次會議的推動,韓國在與海外研究的交流溝通中,將成為後勁十足的高行健研究重鎮,並突顯韓國的特色和胸懷。思想家和作家的辯證  高行健是藝術家型的思想家,又是思想家型的作家,他的作品究竟如何呈現這樣的特色?在「思想家高行健與作家高行健的辯證」單元,學者們對此作了多向度的分析和解答。  關於文學與政治、群體的關係,高行健作品的英文翻譯者,來自澳洲悉尼大學的陳順妍(Mabel Lee)教授以「對文學的不同選擇」為題,比較了魯迅與高行健的相似和不同點。陳順妍教授指出,高行健厭惡中國的政治,承認自己對政治無能。高行健在評價魯迅時,認為文學家的魯迅被政治家的魯迅壓死了,這是文學的不幸,或許也是魯迅的遺憾。因此,在處理個體與國家的關係時,高行健主張作家應該不為「主義」或「群體」所左右,而應以獨立的姿態,發出「個人的聲音」,以保持文學創作真正的獨立和自由的狀態。  韓國東義大學教授姜鯨求對「高行健文學的宗教想像力」作了饒有趣味的解讀,他認為高行健在作品裏探索存在和個體追求的話語方式,與佛教禪師們的語言遊戲相似。他從《靈山》、《八月雪》和《一個人的聖經》中,解讀了高行健作品中關於尋找、存在、此岸與彼岸、救世主情結等宗教想像力。  高行健是同時兼善理論與創作的大家,但研究界偏重對他小說和劇作的研究,而對他的小說理論與創作的互動關係則關注不多,留學北京大學的博士生金寶鏡指出了這一缺憾,並以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短篇小說《給我老爺買魚竿》和《瞬間》為中心,探討了高行健的小說理論與創作的關係,對高行健作品中的人稱互用、意識流、現代文學語言的引進和具體實踐作了仔細研究,由此可窺西方現代主義手法融入中國文學創作之一斑。此外,韓國外國語大學的教授李永求挑選了《朋友》、《雨雪及其他》和《花豆》等表現「友情」題材的小說,在文本細讀中,考察了高行健探測友情深度的人性關懷。韓國木浦大學教授林春城的論文《〈一個人的聖經〉之對文革的反思書寫和記憶的政治學》,探討高行健對傷痕、暴力、現實與記憶、生存與歷史、文學與意識形態等的思考,揭示他對當代世界精神價值的創造所貢獻的智慧。  本次研討會的研究範圍相當廣泛,除了高行健的小說和理論之外,還涉及了他的電影和劇作。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林大根分析了高行健編導的電影《側影或影子》與《洪荒之後》,提出了「電影是詩,還是小說」的問題。他認為高行健的電影是一種「詩性電影」,即「把自己的語言、意味隱藏在影像符號中」,借助畫面、音樂和語言自身構成的含義去喚起觀眾的共鳴和聯想,構成了對傳統敍事結構的反思。韓國加圖立大學教授韓惠京比較了高行健早期實驗劇《車站》與布萊希特敍事劇、貝克特的荒誕劇以及品特的荒誕寫實主義戲劇的異同,指出高行健大膽借鑑傳統戲曲和國外現代派戲劇的表現手法,創作出風格獨特的中國現代實驗劇。  高行健不僅受西方文學的影響,同時也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濡染,《靈山》就吸收了中國的神巫思想、道家思想、民間文化、魏晉南北朝的玄學和唐朝的禪宗思想,以及佛教思想。很多人反映《靈山》晦澀難懂,對此,韓國外大青年學者金英明指出:「如果沒有一定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素養,以及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基礎,想全面理解《靈山》是有困難的」,因此,她從比較文學影響研究的角度,考察了《楚辭》對《靈山》的影響。文章首先比較了屈原和高行健在個人經歷和創作背景上的相似和不同點,繼而從《靈山》對《楚辭》的繼承和發展、對其中懷疑精神和創作技巧的吸收等角度,剖析了《靈山》與《離騷》在楚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上的相通性,比較了作品所採用的與《離騷》相同的現實旅行和幻想神遊的模式,在揭示《靈山》對《離騷》的文化繼承中,又指出了高行健的多元文化主義主張對屈原式的狹隘愛國主義的超越。  高行健認真聆聽了每一位學者的發言。為便於更直接交流,主辦方特地安排朴宰雨和潘耀明主持了「與高行健的對話」單元,來自海內外的研究者和慕名前來的研究生踴躍提出了各種問題,關於高先生的電影作品,關於對宗教的看法,關於日本大地震等等,高先生均一一認真回答。  在劉再復非常精彩的總結後,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首爾大學的全炯俊教授致閉會辭,他強調了此次高行健會議在韓國召開的意義,並希望韓國學界以此次會議為契機,使對高行健的研究更加深入。  研討會結束後,高行健與劉再復繼續參加了一系列活動。五月三十日參加由著名民間媒體《韓民族新聞》組織的高行健、劉再復、朴宰雨三人對談會。接着又參加從五月三十一日開始的高行健戲劇藝術節。漢陽大學吳秀卿教授是高行健戲劇在韓國的翻譯者、研究者兼推動者,她趁此機會組織了一系列高行健戲劇藝術活動,如漢陽大學高行健演講會(五月三十一日)、《生死界》的朗誦公演(五月三十一日)、《冥城》的首次公演(六月一日至十二日)和高行健戲劇座談會(六月二日)等。  對於此次訪韓,高行健由衷地說:這次在韓國的一系列活動是意料不到的收穫。沒想到在韓國研究高行健,有這麼大的群落、這麼高的水平;沒想到演員們對戲劇有如此深入的理解,還有如此充滿熱情的觀眾。高行健親身體會到韓國的現代化建設成就,更切身感受到韓國重視文化的胸懷。韓國人的親切、熱情給他賓至如歸之感,他不止一次說:「好像回到了第二故鄉。」  (朴樹人,朴宰雨筆名,現任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韓國中語中文學會會長。吳敏,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華東政法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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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與文學 (高行健)

  「首爾國際文學論壇」於今年五月下旬舉行。五月二十五日,高行健發表「意識形態與文學」演講,內容論述:意識形態的終結並非文學的終結,意識形態的終結也並非思想的終結。蔓延了一個世紀的烏托邦的崩潰早該如此,而精神的貧困正向文學發出呼喚。誠然,文學無法拯救這個世界,作家也不是救世主,而且恰恰得擺脫這種虛幻的角色,回到實實在在而又脆弱的個人,才可能對人世有一番清醒的認識。——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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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羅孚首次講述「間諜」故事 (羅海雷)

  著名老報人羅孚先生一九八二年遭北京當局秘密逮捕,經過十三個月關押,在不公開審判中判刑十年。當時新華社報道,羅孚充當美國間諜,但判刑後又馬上享受「高規格」假釋待遇。羅孚從來不談這件事的原委,即使家人也不知悉真相。羅孚兒子羅海雷決意撰述《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作家的故事》,去年一月,羅孚終於「開口」披露「間諜」一事。本文為作者摘錄書中「間諜」故事和重要章節內容,並交代成書經過,本刊率先刊登,揭開歷史謎團。——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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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宿命 (卷首語:潘耀明)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海內外的文化人包括傳媒,相信沒有人不知道羅孚的名字和羅孚這個人。  應該說,羅孚是左派文化陣線或稱愛國文化陣線的一個領軍人物,海內外知名文化人幾乎無人不識,相信也很少人與他沒有交往過。  羅孚是《大公報》副老總、《新晚報》老總,當年的《大公報》都是由名人主持(如成舍我、張季鸞、王芸生、費彝民),地位崇高,《新晚報》也是《大公報》系的報紙,所以羅孚在文化界地位舉足輕重。加上他本人是一個文人、作家,既不恃才傲物,也沒有仗勢欺人,為人謙和溫文,有一股親和力。他廣結善緣,文友遍布天下。那個年代,不管左、中、右的文化人,甚至文化圈以外的人,都樂於與他交往。  早年海內外知名作家、文化人經過香港,如白先勇、傅聰、丁玲等等,都由他出面接待。當年我在某大出版社任事,作為文藝青年,也往往被他邀請,恭忝末席。我們都暱稱他做「羅老總」。  羅老總還是第一個請梁羽生和金庸寫武俠小說的伯樂,可見他的獨具慧眼和江湖地位。  羅孚是左派報人,是左派對文化界進行統戰的工作頭領,是不爭事實,也是公開的事實,雖然不是街知巷聞,但文化圈人也無人不知曉。  一九八二年他被通知回京的途中被拘押,不久新華社發布消息,說他是「美國間諜」,並重判他十年有期徒刑。消息傳出,輿論譁然。眾人納罕的是一個做中共統戰的文化人,怎麼會搖身一變成為「美國間諜」,令人莫名所以。這似乎是中共內部的事,外人無從置啄。但因羅孚的朋友太多,特別是文化界的朋友,對他的境況無不關心。  最令人不解的是,雖然羅孚被判刑十年,他卻沒有真正坐過一天牢。最初只是安排(軟禁)在一座公寓內,上頭還為他提供頗優厚的生活條件,許多在北京的文化界朋友和海外的文化界朋友也可以公開探訪他,也可以用筆名公開發表文章。不久,他更可以自由在內地活動,遨遊大江南北,最後還讓他回香港定居。  對於這一起案件,羅孚本人長期以來從未表態,包括他家人問起他,也支吾以對,不得要領。二十年過去了,羅孚這起「間諜案」,竟成為當代中國的「羅生門」,迄今仍疑點重重。眼下羅孚的兒子終於經過多方調查踏勘,提供不少可供參考的珍貴材料,讓局外人去作一個評斷。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羅孚的懸案,終會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假如——錢鍾書先生曾說過,世界最快樂的字眼是「假如」,經證實羅孚不是「美國間諜」,是否像當年「潘漢年間諜案」一樣,也可以得到平反的機會?  羅孚筆名絲韋、柳蘇,是作家、文人,兼具中國典型文人的長者風範,但他還脫不掉中國知識分子的窠臼──學而優則仕。  在一個政治無孔不入的年代,文化人要在這夾縫中掙扎求存,談何容易!羅孚恰恰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  與此相反,二〇〇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曾一再強調作為一個作家要躲避政治和市場的干預,甚至「沒有主義」,即不以某種思想框架作為創作的出發點,不要先驗地既定任何意識形態。這是指文學創作而言,高行健寫道:「什麼地方才能找到這真實的人的聲音?文學,只有文學才能說出政治不能說的話或說不出的人生存的真相。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們不充當救世主,不自認為人民的代言人,也不作為正義的化身,而正義何在?他們只陳述現實,沒有用預設的意識形態去批判和裁決社會,或虛構一番理想的社會藍圖,恰恰是這樣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的作品,提供了對人和社會的真實寫照,把人的生存困境和心性的複雜展示無遺,無論從認知還是審美的角度來看,都經得起時間長久的考驗。」①  高行健要走出由政治上製造無數災難的二十世紀,發出一個真正的人的真實聲音,還原作家本來的角色和文學性,返回陀斯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的創作年代。他既不惹政治,也不談主義,要當一個純粹的作家,但他自己卻也不能避免地被扣帽子、給別有用心的人貼上政治標籤。這也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  注  ①高行健:《論創作》,明報月刊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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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心路中的公義、關懷與承擔 (何懷碩)

  劉曉波因言論遭判刑與艾未未「被失蹤」事件,全球中文報刊多有報道。一個公民的基本人權,不應被「國家」隨便剝奪,是今日普世的共識。大國崛起,若只在經濟方面,而「國強民弱」,公民無思想言論之自由,則「人民共和國」仍須努力才能名實相符。  余杰《我盼望早日與艾未未自由辯論》一文(《明報月刊》五月號)表明支持艾未未言論自由的權利,也表明不喜歡艾未未的作風和他的「藝術作品」。啟蒙運動大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拼死也要維護你發表意見的權利」,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余杰不含糊的做到了。余杰與劉曉波反對以暴易暴的民椊主義。余杰批評艾青「以私誼取代公義」(引述白樺批判艾青「人格分裂」),遭到艾未未辱罵。所謂「知識分子」,除了正氣與率真、熱誠與敢言之外,還應有其他重要的品質。  在台灣「戒嚴時期」之末,社會上追求民主自由的空氣高漲之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丁邦新所長在《聯合報》發表了《一個中國人的想法》一文(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四月二十日,我在《中國時報》發表《另一個中國人的想法》與之抗衡。當時海內外各報刊有不少回應文章,形成一個「筆戰」。兩個月後台北久大文化公司出版了部分文章編輯而成《一些中國人的想法》一書。我當時批評丁邦新的心態是「以私恩取代公義」。一個受到「黨國」栽培的流亡學生,學而有成,感恩圖報。看到社會有批評政府的言論,寫文為政府說項,批評國民「訓政」不足,不足以享民主「憲政」。回想二十多年前那場筆戰,可知高級知識人亦不乏以私情取代公義的謬誤。  在艾未未「被失蹤」之前半年,我因應杭州中國美院之邀參加「林風眠誕辰一一〇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另外寫了《林風眠與其成為名畫家的學生——中國美術今日與明日的思考》一文,發表於《明報月刊》今年一月號。文中有一段﹕「時代潮流主宰藝術的價值判斷,藝術家喪失獨立自主的判斷力而不自知。這是當代藝術界可悲的事。更可悲的是藝術界極少有覺悟或有抗逆當代荒謬潮流的勇氣與能力。許多人樂充新潮先鋒,當然也有人因依附潮流而名利兼得。典型的例子如已故名詩人之子,一方面是人權運動的勇者,一方面卻是充當西方後殖民文化的旗手而不自知。何其令人扼腕!」我不直書其名,因為基本上我對維護人權的勇者有敬意。  但是,我們對藝術家身份的知識分子為中國社會的公義發聲,表達支持與讚美;而對其藝術的良窳(非指其藝術成就的優劣,指其對中國藝術發展方向影響的良窳),我們也不能不加檢討。這才是理性和正確的態度。  二十多年來中國的藝術「新潮」,以西方的前衛藝術馬首是瞻,造成追隨、模倣、抄襲西方當代藝術的狂潮,以為那就是「國際性、世界性、全球化」的大道,就是中國藝術現代化的正途。艾未未現在成為西方前衛藝術的新教主。而且因勇敢參加維權運動,更加聲名大噪。艾未未整理川震死難學生的名字和生日,在每個孩子的生日到來的時候,便將孩子的資料發布在推特上。「劉曉波說,這也許是艾未未最好的一件行為藝術作品。」(見上舉余杰文)西方當代藝術有所謂「行為藝術」、「觀念藝術」、「身體藝術」、「裝置藝術」等。中國藝術家把它當「令箭」,亦步亦趨,奉為圭臬。四月十一日台北《中國時報》刊登艾未未在網絡發布一件「行為藝術作品」,稱為《一虎八奶圖》,是一張艾未未(一虎)與四個女子(八奶)全裸照片。這種「藝術家」,能因「維權」受到讚許,就連他的「藝術作品」也跟着「得道升天」,應該贏得讚美嗎?  這不能不使我想到過去一切都以「蘇聯老大哥」為宗師的時期,政治、經濟、文學、藝術都向蘇聯看齊。留學生以留蘇為首選,俄文為第一外語;繪畫也以蘇式油畫為範式。現在則棄蘇就美。艾未未曾「混迹紐約十二年」,其公寓「為許多中國未來藝術家在美國的中轉站」(見《明報月刊》五月號「艾未未簡介」)。這不禁使人猛省﹕為什麼中國新潮畫家半個多世紀以來,多依附一時之霸權,所謂「強勢文化」,不是蘇聯,便是美國?真正的藝術家對外來之藝術文化,不是有批判的吸收,並創造出現代的中國藝術,卻是不管思想觀念、流派名稱、工具材料到表現形式,一概從西方全盤照搬,以與文化霸權「接軌」為達成中國藝術「世界性、國際化」之目標。這種毫無獨立主體性、西式的「前衛藝術」,豈不是如假包換的自我殖民化的藝術?與大國崛起的願景,是何等巨大的落差?  民族的生存發展依恃武力與經濟不可長久,文化的維護、發揚與不斷有新的創造,才是不可動搖的根基。  恐怖攻擊的產生,根本上是文化的衝突。歐美近世對異文化的霸據,在軍事的侵略和經濟的掠奪之外,文化的擴張,尤其是二戰之後,美國文化主宰全球的野心,以各種力量使全球「美國化」,來鞏固其霸主的地位,達到操控全球的目的。對異文化的輕視、敵視、壓迫、排擠、滲透、蠱惑與腐化,使回教文化各民族出現生存的危機。世界強權若不能自我反省,尊重而平等對待非我族文化,暴力報復將無止境。但希望強權反省遷善與希望恐怖攻擊放下屠刀,一樣困難。  假如中國的崛起,他日成為超強,但因為沒能維護傳統、創造新文化,而一味承襲西方現代文化,即使崛起也是枉然,因為只不過是一個西方式的中國。藝術是文化最高的象徵。二三十年來西方當代藝術駸駸焉成為中青年一代最「紅火」的潮流。不僅全盤「橫的移植」,在本土稱雄,而且衝擊了傳統一脈相承的本土文化,相當程度地扭曲、異質化與阻遏了中國藝術文化應然的發展方向。這是令人深深憂慮的極廣遠的問題。  我與大家一樣支持劉曉波、艾未未發展言論的自由,欽佩他們爭自由的勇氣與熱誠;但我覺得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生命的承繼發揚,還應有一份深切的關懷與承擔。寫此小文拳拳之意在此。我相信民主自由不可遏阻,必會逐漸實現;而中國文化若異質化,其深遠的悲劇,將如臭氧層的破裂,永遠難以補回。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一日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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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寧思--人生小語

托翁有言曰:「幸福皆相同,痛苦殊相異」,我以為未必盡然。追求幸福乃人類共性,唯每一個體人都有不同的幸福感:有人以感官刺激為樂;有人以追逐財富為樂;有人從遊戲娛樂中激發狂喜;有人在讀書思考中獲得享受;有人玩弄權力氣指頤使樂此不疲;有人低調謙卑積德行善內心安逸;……叔本華說得對:一個人的精神能力決定了他領略快樂的能力。問題是:我們知道自己怎樣才會快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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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三角」都是舊電池? (王友金)

  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辛棄疾《清玉案》  吳康民四月二十三日獲溫家寶接見,會面一個半小時,席間吳老向溫總談及下屆特首人選問題,溫總「笑而不答」。五月十一日,吳老在《明報》發表《二〇一二來個「鐵三角」又如何?》一文,提出以三位熱門行政長官人選范徐麗泰、唐英年、梁振英組成的「鐵三角」政府,由范擔任行政長官,唐繼續做政務司司長,梁振英為財政司司長。從此,有關行政長官的話題便活躍起來了。有多少能耐和本事都已表露無遺  有道是﹕內行看門道、外行湊熱鬧,行政長官選舉關係到七百萬港人的前途,也影響到十三億中國人民的穩定。筆者作為一名草根學者,關注行政長官選舉的政事,搜集了不少資料,經過多年探索和研究,自有個人觀點和看法,現加以整理編著,期以一系列論述,探討來屆行政長官的資格、學識、承擔和使命。  本來,吳康民轉述溫家寶「笑而不答」回應記者有關新行政長官的詢問,是一次很好的契機,把這個問題置於未知數的迷霧中,以增加香港論壇的氣氛。殊不知,吳老過於性急,一下子又把底牌揭出來,使人摸不透吳老到底掌握了多少中央內幕。中央對新行政長官的構想難道就如此明確簡單嗎?或吳老是在幫中央製造選舉行政長官的氣氛?  竊以為,中央今日對新行政長官的揀選是需要也應該深思熟慮的,決不是一個現成的「鐵三角」就可以草草收兵。這是一場持久戰,因為﹕一、中央決不會也不應該起用舊人擔任新行政長官;二、中央正在物色和培養新的行政長官;三、新行政長官需要具備更全面、更理想的條件。至少有兩三個人影在晃動  香港特別行政區已經成立了十四年,行政長官也經歷了三屆,兩位行政長官董建華和曾蔭權任期內總算能滿足中央「維持穩定」的要求,也可以把香港經濟打造成基本上滿足港人的需要。但總體評價,港人大多數還是不滿意行政長官的施政,對政府官員的評價也是貶多褒少,令香港人不時緬懷過去的優勢如五六十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成績。再加上第四屆行政長官正面臨中共十八大的召開、新領導層上台,以及政治體制改革何去何從的局面,香港新政府必然深受未來中央新形勢的左右。在這雙重的背景下,香港新行政長官需要有新思維、新活力、新理念與中央打交道。因此,如果再沿用過去十年港英舊官員那一套,決無法應對具有五千年中國悠久文化傳統,六十年革命鬥爭經驗、三十年改革開放所取得輝煌經濟成就和一個擁有八十萬黨員、組織嚴密、思想基本一致的中國共產黨的挑戰和博弈。職是之故,現在浮出水面的「鐵三角」都是舊官員,在過去兩屆政府經過考驗,有多少能耐和本事也都表露無遺,如再蕭規曹隨,委以新行政長官重任,還不是「舊電池」?決發揮不出新能量。筆者認為,他們遲早要退出歷史舞台。  那麼,舊電池不能用,新行政長官在哪裏?  倘留意香港政壇的微妙發展,當可隱約見到在燈火闌珊處,至少有兩三個人影在晃動。你或許可以看出,他們年約五十多歲,近幾年的政治生涯升遷得很快,由某種專業轉為政府官員,過去並且與中央各界交往密切,關係良好。轉為政府官之後,不擔任實質要務,但工作都很踏實,民望極高,又廣交商界,還組織了智囊團,替政府研究政策。有人甚至無端端辭退要職,退隱讀書;甘做教書匠,進入學習培訓圈子。更加重要的是,這幾位朦朧可見的人選,都是香港永久居民、通曉中英文、清廉正直、愛國愛港,雖非頂尖專才,但卻是行政長官好材料。總之,中央心知肚明,他們也心領神會。有一天,黑馬出現,大家也許會大吃一驚。  筆者已說,在歷史時代大背景下,新行政長官自然需要具備新思維、新理念、新條件,才可以與新中央打交道,才能夠承擔得起香港未來新形勢、新任務。所以,香港需要一個新的行政長官,也正是中國面臨一次大轉變前夕,香港遇到的新挑戰、新變局。下期開始,筆者會將新行政長官所應具備的新條件、新理念寫成「新行政長官論」。第一論是行政長官當選的資格和條件。  透過一系列論述,希望新行政長官能略通每個條件精神。孰是舊電池?孰是新電池?無論白貓黑貓,鄧小平說過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新舊電池爭論,茲擺下擂台,請來比試比試。  (「新行政長官論」之一。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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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與「懲罰」之間  中越衝突的民族主義特徵 (林泉忠)

  經歷了冷戰時期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攜手與分手,中越各自的民族主義在社會主義式微的新時代裏迅速興起。此次中越之間爆發的衝突,其最大特徵是兩國民族主義的首度正面交鋒,具有不可忽視的歷史意義,對中國人而言也是一次換位思考與自我反省的難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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