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了…… (梁國雄)

  一月二日華叔逝世後,民主黨在立法會門外設壇弔唁,一眾記者好奇我為何未曾致哀,於是在其見證之下,在弔唁冊寫下「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鞠躬而去!其實,所引之詩句本為「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字之差,雖有歪作者所引之典故,但文意未改,算是萬幸!此詩為魯迅先生應日本友人西村真琴博士之橫卷而作。全詩是﹕「奔霆飛焰殲人子,敗井頹垣剩餓鳩。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精禽夢覺仍銜石,鬥士誠堅共抗流。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詩成於一九三三年六月,正值「一.二八」日本侵略上海租界之後,魯迅藉此抒懷,寓意中、日人民終究會擊敗日本軍國主義政權、消除戰爭冤仇。舊詩廣為今人所知,乃是八十年代廖承志代表中共,致函台灣總統蔣經國時引用,而我亦在去年「五區公投」衝線階段,引之與民主黨為首之泛民諸君共勉,希冀能冰釋前嫌,一起鼓動市民,成就民意,變相公投,爭取普選!(事件詳見二〇一〇年《明報月刊》八月號拙作。)雖屬失言,亦非悖理  匆匆半年有多,再引上句悼別華叔,確有「人面桃花」之慨!事緣,當時司徒華先生不為所動,反於病中廣邀傳媒採訪,聲言絕不會於五月十六日到票站投票,等於變相號召港人抵制五區公投運動,更於六月下旬,抱病督師於民主黨緊急大會,為通過民主黨秘密獻策於中共、並由他首肯之「政制改革方案」而座鎮。恭倨友敵,全部亂套,貶變相公投而就秘密談判,擇功能選舉而棄全面普選,已是是非顛倒,三天之內,翻雲覆雨,不容黨友質疑參詳,不理市民街聞巷議,更是親痛仇快。我對之不敬,以「是否癌症上腦」問之,雖屬失言,亦非悖理!  今日華叔舉殯在即,全城一片善頌善禱,其中固然有腑肺之言,但亦有矯情之句。最為令人齒冷者,乃是過去學舌中共宣傳,仇視華叔「結束一黨專政,追究六四屠殺」立場者,竟由辱罵「反共反華」、「走狗漢奸」,尊之為「愛國愛民」;尤有甚者,乃是將其功績,定為「促成政制改革方案通過」云云,絲毫不提其任支聯會主席凡廿一載之卓著!前倨後恭,隱善揚惡,不過為適應專制者脾胃,不惜歪張墨寫謊言,不憚扭曲死者人格,以掩血寫歷史!「與其讓豬讚,毋寧讓豬罵」,俄國文豪契訶夫之名句,華叔生前屢屢引用,現時死者難言,且讓我此再作文抄公,以饗動物農莊諸色人等!條陳事理,以息眾疑  由是,亦不禁想到一位我景仰之革命者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這位祖籍波蘭的女中豪傑嘗言﹕「當政敵在議會裏讚許你,就要三思自己是否犯錯!」綜觀前年七月,我冒昧提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之策,華叔一度叫好支持,繼而翻盤拒絕,終至極力杯葛;其間,卻又任由黨友秘密接觸中共,進而貢獻方案,以及投票促成,兩線並行,犬牙交錯、私相授受,猝然成事!明拒變相公投,暗聯中共政權,將昨日之我打倒,以迎今日之我妥協,將信誓旦旦之政治承諾拋棄,換鞭撻再三之愚民方案自詡,至今未見有全面交代、系統論述,華叔能無憾然?惡疾纏身,尚勉力為前述過錯奔波,憾事也!追隨者若念及此,自應開誠布公,於哀悼之餘,條陳事理,以息眾疑。  可惜,至今為止,除了默認政府權貴嘉許,以營造華叔貫徹始終之完人地位外,卻未聞有何區隔之舉,抵制五區公投,以至猝然轉軚的操作、理據、策略、遂成永遠之謎,隨華叔入土而湮沒,無從典範,垂教後人!未有為實踐提供理論基礎  其實,這亦是評論華叔功過之難處。終其一生,除在報章撰寫專欄,並定期結集付梓外,似乎不願長篇大論,闡釋一己思路,為其實踐構築論述,又或提供理論基礎。作品既多屬雜文隨感,就只能抒發審美角度及倫理觀念。若以作家論司徒華,可謂信手拈來,不虞有缺,但求諸政治、策略,似乎殘缺疏落、難窺全豹。所以,華叔身故之後,坊間流傳其生平事迹,僅繫於在病榻接受諸色傳媒專訪所得,也就是這位長者回顧過去一生,為自己親書墓誌銘的平生誌,不但重覆拖沓,亦不免因年代久遠而有所差池、互相矛盾,甚至在傳媒的播弄下,加以任意剪裁,各取所需,任意消費!走筆至此,不禁想到大概三四年前於閒聊中,就曾屢次勸喻華叔撰寫自傳,以供後世參考,勝於勉力寫揮春及參與日常活動,無奈基於諸種情由,始終未能成事,而成今日之憾事,情況就一如我亦曾苦勸中國最大右派林希翎大姐不果,奈何!  縱覽華叔生平,稱之光明磊落,貫徹始終,為中國民主奮鬥,自無不可。然而,作為歷史人物,卻是有不少難明之處,未解之謎。其一,是他青年時期,曾創辦其後由中共操縱之學友社,據稱其遭「左派」發動權鬥而掃地出門,到底內情如何?對華叔其後之人生路影響若干?一直諱莫如深。尤其據說華叔被清洗之理由,又竟是一頂「托派」大帽子,此點對我這個托派而言,更屬趨之若鶩,原因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及所屬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就曾在華叔主導的各類社運中受排斥拒絕,直至八九「六四」血腥屠殺後,情況才有所改善,到一九九四年當選支聯會常委,才與華叔共事,並逐漸與之熟絡。最令我難忘者,乃是我的同志劉山青先生於一九八一年,因北上串聯國內民運人士被判刑十年,司徒先生卻嫌其托派背景而不願參與營救工作!  其二,學友社事件之後,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運動,又隨國內「文革」爆發,一直到一九七三年教協成立為止,超過十個年頭,司徒先生風華正茂,到底思緒如何,於政治風暴中如何自處,亦是另一段未解之謎。話得說回來,未領導教師罷課之前,他並非公眾人物,自難在封閉保守的氛圍下,有所建樹,留痕史冊。然而,由一九七三到一九八九年之間整整十六個年頭,單就國是而論,司徒華目睹四五天安門運動、北京之春、八六學潮等民主運動此伏彼起,政治犯前仆後繼。然而,直到一九八九年愛國民主運動興起之後期,不單司徒華本人,甚至由之領導的諸色社團及社會運動,若非三緘其口,就是敷衍了事,緣何至此,筆者亦是大惑不解。此所以,當時社運中激進青年,私下遂以「司徒老狗」戲謔之,絕非指之為「走狗」,而是取英語中之「old dog never die」,謂之穩健保守,老狗不死也!而眾所周知,此亦是他當時領導群眾運動時老成持重,舉重若輕,不易表態的作風,更是晉身立法會以及基本法草委以還所採之策略!盡信書,不如無書  「人生太苦了,在茶裏加點糖吧!」在這篇隨想作結之前,且讓我舉華叔死後,市面流傳兩則有關本人的道聽塗說,讓大家了解耳食之言,畢竟只屬以訛傳訛之源,絕非治史之材:  其一,是由王慧麟先生編輯、經華叔修訂的小冊子《司徒華思想萬歲》中的一段語﹕「對雄仔(即筆者)說,唔好唔帶身份證出街,這種抗命沒意義」,其實,這段語錄所述與事實剛剛相反,實情是我調侃一位同志,隨便與警察推撞、對罵絕無用處,也無好處,如是我說:「若果這就是公民抗命,不如日日不帶身份證出街去犯法可也!」此話輾轉相傳,到了華叔耳中,遂變成反面教材。其二,是《信報》一位專欄作者王岸然,揶揄我於一九九七年後蒙華叔提拔而當上支聯會常委,是「托佬跟着老狗搵食」云云,查實是一九九四年我已當選,操起禿筆損人聲譽,卻又懶得翻翻資料,不但可笑、更是可悲!  「盡信書,不如無書」,信焉?  「我說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作者是香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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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司徒華先生的接觸 (許家屯)

  司徒華逝世後,《明報》刊出了司徒華口述的「華叔最後五課書」系列,其中《許家屯叫我組黨入黨》一文中,司徒華談及與許家屯的會面。本刊把文章傳給許家屯,九十四歲的許老寫了約五百字回應,內容與司徒華的回憶有頗大出入。記憶上的差異,本來就是口述歷史的特色,現刊出許家屯的說法,並節錄《明報》的文章,兩相對照。——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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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華叔交往的日子 (藍 真)

  司徒華先生生前描述與藍真先生交往:「好些老愛國,未以我被謾罵『漢奸、走狗、賣國賊』為嫌,彼此毫無芥蒂,我很心領。」二人結識於二〇〇一年,時在泳池相遇,坦誠交談,互贈書刊,並有書信往來直抒胸臆。藍先生並把司徒華先生書信手迹交本刊,我們挑選四封,鄭重刊出。淋漓墨瀋在,故人意纏綿。——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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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中國的脊樑」 (卷首語-潘耀明)

  讀了這一期特輯的文章,特別是藍真先生寫他與司徒華先生的來往書信,令人動容,我不禁想起培根的一句話:「老木柴最好燒,老酒最好喝,老朋友最可靠,老作家的著作最值得讀。」  難得的是藍真與司徒華文化背境迥異,各在不同的崗位上,甚至在政治取向上也不一樣,但是他們卻可以開誠布公地論交,之間一點芥蒂也沒有。  我想,這主要是他們都是讀書人、文化人,兼具有古人的風範。他們都清楚,政治是短暫的,文化才是歷久常新的話題。  畢竟時代不同了。血雨腥風的階級鬥爭,不過是政客翻雲覆雨的手段。日往月來、時移世易,經時間風化賸下的最可吟可誦的是文化人的那一份惺惺相惜的情誼和那一副錚錚的風骨。  季羨林在論及魯迅所稱的「中國的脊樑」時,特別提到:「對於那些肚子裏吃滿了肯德基、麥當勞、比薩餅,到頭來終不過是渾渾噩噩的人來說,有如夏蟲不足以與語冰,這些道理是沒法談的,他們無法理解自己對人類發展所應當承擔的責任。」①  擇善固執,也許才是老一輩文化人之所以可貴、可佩的地方。  由此,我還想到上世紀內地改革開放的年代,可以允稱當代「中國的脊樑」的老將——任仲夷先生的奪人風範。  任仲夷被委派到廣東上任時,已是六十六歲,據稱,「他面皺如核桃,髮白如秋草,牙齒大多脫落了,滿嘴盡是贗品;心臟早搏,時時伴有雜音;膽囊也隱隱作痛。但他顯然還沒有服老,一點七一米的個頭,八十公斤的體重,敦敦實實,走起路來風風火火,踩得地『咚咚』直響。」②  就是這一個乾癟的老人,肩挑改革開放的重擔,力挽狂瀾,使廣東經濟總量,由一九七八年名列全國二十二位到一九八五年任仲夷離任的全國榜首。  就是這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硬是頂住了內外的夾擊,使廣東換了新顏。廣州改革開放初期,過去那種千人一面的民風改變了,人們穿着時麾了。通過魚骨天線,民眾可以收看香港電視節目。鐵幕終於被敲開了,人們心情比前開朗了,但有不少保守派卻說「香港電視每分每秒都在放毒!」「廣州已香港化了」,所有負面的傳言和惡貶都向任仲夷劈頭劈腦打來,其時連屬於開明派的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也有了微言了,「一九八一年四月,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來廣州督導疏港,看到大街上的花花世界,這位中國農村改革的先行者也有些擔心,他勸道:『仲夷,北京議論很大啊,還是管一管吧!』」③任仲夷不為所動,還半開玩笑勸說:「萬里同志啊,我們要管大事,這些生活小事還是隨它吧。留鬍子,我們共產黨的祖師爺馬克思就是大鬍子。穿喇叭褲有什麼不好?我們老祖先在唐朝就開始穿了。至於迪斯科,不就是蹦蹦跳跳扭扭屁股嗎?」④  與此同時,深圳的成功開發,也是在任仲夷任內的彰彰功績。他親自委任六十三歲、有華僑家庭背境的梁湘去打造深圳特區。梁湘臨危受命,他親手製訂的、甫出台的中外合資開發土地法規,便受到紛紛輿論的攻訐:「深圳除了九龍關門口仍掛着五星紅旗,一切都已經資本主義了!姓梁的把國土主權賣給了外國人,是賣國賊。」⑤  當梁湘感到委曲膽丟時,還是得到任仲夷的打氣、撐腰,才終於頂住來自各方的責難和謾罵,扭轉了局面,使到深圳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蔚成南國邊陲的一顆明珠。  梁湘在任上,不光大刀闊斧發展經濟,而且大力扶持文教事業。他曾大聲疾呼:「勒緊褲帶也要把文化科學建設起來」、「賣褲子也要把深圳大學建起來」。  任仲夷、梁湘等人把文教事業提到唯茲唯大的地位,因為他們都是愛讀書、有文化底蘊的人。  梁湘因任仲夷離任而失去依持,最後黯然下台。但是,歷史是公證的,在南粵老百姓的心中有一桿公平的秤,他們稱譽任仲夷、梁湘為「孤膽英雄」。  俱往矣!不管怎樣,以上這些人都是鐵肩擔道義的硬漢、可以允稱「中國脊樑的人」,也是章學誠筆下所說的君子﹕「君子發憤忘食,黯然自珍,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譭譽哉。」⑥  今天廣東能固守一爿開放的人文空間,與任仲夷先生等老一輩當年的篳路藍縷是分不開的。  注:  ①季羨林:《談人生》  ②③④⑤《廣州文藝》,二〇〇八年第四期  ⑥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知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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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復帖》版本一問 (汪威廉)

  我夙聞「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先生是傳統小說裏形容的「詩詞歌賦無所不曉,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的典型才子。劉海粟先生說過,張先生也是「鳥羽體」的首創者。我對「鳥羽體」惘然無知,但心存好奇。近讀《明月》四十五周年紀念號,在《張伯駒潘素作品》頁中,終於看到張先生所題「同氣並芳」四個字,才算有緣一睹熔真草篆隸於一爐,動中有穩、穩中有動,猶如飛舞空中的羽毛之書法美姿。  張先生的生平事迹,以捐獻大批古董給國家最為人所稱道。在他捐出文物當中,又以《平復帖》被公認為墨寶中的極品,國寶中的冠冕。  記得二〇〇三年夏天,北京故宮博物院購入《出師頌》一帖,曾引起學界對鑑定問題的激烈討論。該院及時主辦《銘心絕品﹕兩晉隋唐法書名迹特展》,展出下列五件最負盛名、最具代表性的字帖﹕西晉陸機《平復帖》、東晉王獻之《中秋帖》、東晉王珣《伯遠帖》、隋人摹本西晉索靖《出師頌》,以及唐人馮承素摹本王羲之《蘭亭序帖》。對每個文物的時間與定位,都很清楚地擺明了。  故宮的論點是,辨明真偽之餘,文物本身的藝術價值,應該也是庋藏的重要標準。《出師頌》題跋赫然有宋高宗「晉墨」御筆。既經帝王鑑定,必是真迹無疑。不過,有人發現此兩字竟是後人偽造的。清代乾隆年間出版的《御製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一書,早已排定《出師頌》是隋人摹本。雖是遲至隋代的作品,它畢竟比那唐人臨摹王羲之的《蘭亭序帖》還早。而且,從藝術觀點品評,仍為上乘之作,才被列入「銘心」的「絕品」。  上述五帖之中,《出師頌》的「新」故事外,有關《蘭亭序帖》的古老傳奇,歷代都有。精明的「三希堂」堂主因而乾脆割愛此帖,代之以僅有四行二十八字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有趣的是,這件短帖也有個嶄新的故事﹕我們用現代X光機透視,就可看出它是利用「雙鈎填空」的手法描摹而成的。原來,愛慕晉人書法是唐代的社會風氣,官家訓練大批臨摹高手,「雙鈎填空」就是他們常用的一種技術。  張先生慨捐的《平復帖》,是存世的法帖之祖,向來無人懷疑。啟功先生曾為此寫過一篇考證文章,結語如下﹕「十年遍校流沙簡,《平復》無慚署墨皇。」看遍漢簡之後,他終於認定《平復》的崇高地位。  二〇〇八年十月三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出《晉平復祖帖斷想》一文,談到張先生「為保管《平復帖》,經歷綁票,險些送命,後破家逃難……歷代的收藏家包括帝王在內,都在《平復帖》上鈐下了自己的印迹,唯有這個張伯駒,沒有印上自己的大名,僅留有一個『京兆』閒章而已。」  在《平復帖》上,張伯駒先生真的「沒有印上自己的大名」嗎?我要打個問號!一九八四年台北出版《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法書篇》十三冊。第一冊第十至十二頁是《平復帖》圖片。卷末附有董其昌甲辰年(明萬曆三十二年即公元一六〇五年)題跋。第十一頁確有「京兆」一印,第十、十二兩頁分別出現「張伯駒父珍藏之印」及「張伯駒珍藏印」兩枚篆字印章。如果《人民日報》文章所說是真的,台北出版的圖片如何解釋呢?難道《平復帖》也有不同的版本嗎?  (來信寄自美國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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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鳳凰--人生小語

一直很喜歡《西遊記》。沒事愛翻讀唐三藏西天取經的故事。唐三藏為什麼前往西天取經?說穿了不外乎是:自我的救贖、知識的魅力,以及命運的安排。不論中西小說都有類似的主題。好比《奧德修斯返國記》,同樣具備「離家、歷險而後返家」的小說原型。人類受到某種召喚,總要出外去流浪,然後克服種種難關,經過一番搏鬥之後,又回到原來出發的地方。果真不錯,文學就是人學,歷來文學作品都透露着人生的奧秘。回到的地方,可以是原來的家,也可以是生養人類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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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亞」失敗與政治內耗 (劉銳紹)

  港府一意孤行,要求申辦亞運會,結果在立法會投票時,四十票反對,只有十四票贊成,這個結果比政府事前的估計還要差。有傳媒形容這是「慘敗」,曾蔭權忿忿不平吐出一句話:「被人跣低,背脊被刺到周圍都是窿。」此話馬上引起忖測,民建聯亦即時自衛,主動透露曾蔭權已向他們澄清「跣他的人不是民建聯」。這些對話間接反映了「申亞」的背後,也是一場政治角力賽。如今,「申亞」的戰役過去了,政壇內外開始檢討策略和戰術得失,竟然慢慢引出另一幅圖畫,令人把焦點轉移到政治舞台的幕後。「四亂」錯誤導致「申亞」失敗  政壇有消息說,港府這次打敗仗,主要是有人犯了「四亂」的錯誤。所謂「四亂」,一是胡亂計數,一時說要數百億元,一時說要六十億元,調整後又說要九十億元,但背後埋單還是要數百億元。這種「一時一樣」的數字,與「篤數」無異,令市民大失信心。  二是亂傳聖旨,指北京全力支持,甚至會不惜一切,全力以赴,但實際上內地只答應如果香港申辦,內地的城市就不申辦,免與香港競爭而已。  三是亂拍心口,多次聲稱可以勸服建制派人士,令他們支持政府的方案。在政府高層眼中,這就是一種承諾。當工聯會表態支持「申亞」時,港府高層心想這個承諾有效了,但後來民建聯不支持,這個承諾就變成亂拍心口的罪證了。  四是亂用民調,選擇性地引用中文大學及相關民意調查的資料,隱瞞了「市民有保留」的警告,報喜不報憂。外界質疑,行政會議在同意申辦亞運之前收到的資料是否全面?還是跟向市民公開的內容一樣?如屬後者,則有誤導行政會議之嫌。  消息沒有指出什麼人犯了上述「四亂」錯誤,但外界所見,從頭到尾擔大旗的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而他也是由始至終最積極推銷「申亞」的問責官員。如果對號入座的話,那自然扯到他的身上了。如果上述「四亂」之說屬實,而又跟他有關,他就要好好反省了。如果再引申下去,曾蔭權指「被人跣低」,會不會是指曾德成呢?曾德成與其他官員合作不愉快?  不過,外界是找不到答案的,只會從種種現象引起更多猜測和聯想。在此應該指出的是,作出上述「四亂」總結的人士,乃公務員系統的高官。所以,外界必須冷靜分析,清醒對待:為什麼「申亞」失敗之後就傳出「四亂」的總結?為什麼這些總結是出於公務員系統的官員之口?為什麼作出「四亂」的總結之後,跟着就傳出「是否有人應問責下台」的聲音?雖然這種聲音不算普遍,而民間也有這種意見,但這種言論出台的背景,值得觀察,因為這種言論似乎仍在發酵。  隨着這些疑問,外界更會想到,傳統左派出身的曾德成與公務員出身的官員是否合作愉快暢順?例如在「申亞」過程中,曾德成面對反對者質詢時,無法承諾新增體育場館的時間表。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這個時間表不是曾德成可以控制的,而是掌握在其他部門和港府最高層手裏,他們是否願意配合曾德成的游說工作,拿出時間表,也是疑問。曾德成以「問題是假設性」為由拒絕回答,也反映他的政治技巧一般。加上他與傳媒的關係也屬一般,因此更增加「申亞」的困難了。  可見,政府內部是否團結,也是一個關鍵,而這還涉及更深層次的問題:到底是不是所有人都同心同德?兩種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政治文化可否合作無間?  政治圈中有不同的利害關係、不同的群體利益、不同的政治文化,乃司空見慣的事。外界在這些錯綜複雜的環境裏,無法辨別誰是誰非。如果處理得好,發揮高超的政治藝術,也可以乘風破浪;但如果不能駕馭風浪,甚至不知風高浪急,那就置身險境了。曾德成對港英遺臣仍有餘恨?  三十多年前,我與曾德成一起採訪李小龍的死因裁判、葛柏案等新聞,跟他的父母兄妹也認識,對曾德成略有了解。他擔任問責局長之後,我也從各界人士口中聽到一些反應。總體而言,曾德成是有個性的。從好的一面看,這是有主見,敢堅持,擇善固執,據理力爭,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從壞的一面看,就是不聽其他人的意見,不肯輕易妥協,好辯,甚至明知故犯。由於這些評價都有主觀的成份,我不想膠着在這些問題上。  但無論怎樣,進入官場之後,就必須思考如何自處。也許曾德成自己沒有察覺,一些公務員官員(我無法量化,也難以指名道姓)感到曾德成認為自己的正義感很強,愛國心很強,但對前朝港英政府仍有餘恨,在不知不覺中也討厭某些港英遺臣。他在立法會揶揄由政務司司長變為立法會議員的陳方安生,就被公務員官員視為典型例子。這種情緒有時不自覺地顯露出來,令某些官場中人有所牴觸,他們反過來感到,要不是北京「建議」要多給傳統左派陣營參政的機會,曾蔭權根本不會任用傳統左派,也不會搞出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制度。當中原因很多,有些出於保護主義,有些出於實力和能力的考慮。這就是我在上文談到兩種背景和政治文化不協調和衝突的深層次問題了。  作為曾經認識的朋友,本想盡一己言責,但我和曾德成畢竟是兩個世界的人,我既不想高攀,也無緣再見,只有像商業電台掛着的一副對聯:「話到口邊留半句,理從是處讓三分。」我只想好言相勸,免香港備受內耗折磨而已。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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